映後紀錄

2024女性影展 │10/23大師講堂:焦點影人 佩姬・阿維許 Peggy Ahwesh

片名|焦點影人短片輯 #1 場次|10/23(三)19:10 光點華山 一廳 與談人|導演 佩姬.阿維許 Peggy AHWESH 整理|宋思彤     Q:請先跟觀眾朋友打聲招呼。   謝謝大家今晚來看片,很高興今天可以來到這裡。我很喜歡這個紅色的椅子,感覺好皇家。我首先想要提到,今天大家看的這些短片,年代都比較久遠,我最早的時期是用超八拍攝,大概是從 70 年代末拍到 80 年代。   我們今天看到最早完成的短片應該是 1985 年,差不多是 40 年前的時間,所以今晚重新看了這些影片,好像有種拆開「時空膠囊」的感覺(笑)。   這樣的編排,讓我看到了有兩種不一樣的風格並行:一個是比較龐克搖滾的風格,另外一個是比較女性主義理論的風格,這兩個東西能夠如何對話,我覺得好像不是那麼容易,但也蠻有趣的。   Q:您是在什麼樣的契機下拍攝《恐怖電影》,您如何讓兩位小朋友以「扮裝」的形式來進行這部片?   我很喜歡用超八拍攝的感覺,因為它很親密、私密。我總會跟最熟悉、最親近的一群人一起創作,包含我最親近的小朋友們。我覺得跟兒童、小朋友們一起合作的感覺非常美好,因為他們很自由、沒有太多的限制,我一直都很享受這樣子的創作過程。   不過,跟小朋友合作也是一個挑戰,我在拍這部片的時候,其實是在當他們的保姆。我那時候就只是帶了一些玩具,想要來重建一個像海灘的場景,就帶了一些像是海灘沙灘球、浴巾等等。不過小朋友們居然不想要跟我玩這些東西,他們說:想要拍一個恐怖片。   所以,我就依照他們的創作動機來做,也用了他們有的東西,像是譬如說一支人工的手、他們家裡既有的東西,就讓他們拿著玩。我拍這《恐怖電影》並沒有太多的預設立場,就純粹讓這些孩子們自由發揮,我就負責用超八紀錄下來,剪輯後就上了這個有點瘋狂的片名。   我覺得這個過程,有點像是一個兵工廠,或者是一個很手工的過程。我很享受跟這些小女生們創作,因為她們都非常自由的表演,基本上就是那一晚的即興活動。後來我也常常在一些派對上,把影片放給朋友看,後來也把我身上有的唱片,加進了片中作為音樂,就形成了今天大家所看到的,影像跟聲音的混搭。   Q:小朋友扮裝的表演狀態,展現出了非常多的符碼。我很好奇,導演是怎麼在「單純玩樂」的狀態下,捕捉到這麼豐富的層次?   我作為一個拍攝者,腦海中也有很多好萊塢恐怖片的樣貌,這些小女孩們其實也看了很多恐怖片,所以她們的腦中,其實也已經建構出某種特定的影像敘事方式。拍攝過程中,我們也運用了恐怖片的傳統、或是既定的呈現方式。   不過,我們同時也想要反過來,嘲笑、嘲弄這種「傳統」,舉例來說,在《瑪蒂娜的遊戲場》中,我們能夠看到一個小女孩站在攝影機前,表演出一個小女孩的樣子,他好像也是在彩排他自己的人生。我覺得每個人都一樣,在鏡頭前的表演,都好像是彩排、或者再現人生。   瑪蒂娜很喜歡看兒童節目《Pee-wee's Playhouse》,我認為在這裡頭,動物彼此互動的場景,也深植小女孩的腦中,我們也在影片螢幕上,看到了小女孩創意正在萌芽的現場。我覺得,對於小朋友來說,「去玩」這件事情非常重要,並不需要用太嚴肅的角度去發掘自我,我認為,利用玩的過程中去尋找自我,也可以是一種儀式。   Q:在片中,瑪蒂娜在鏡頭前拼出他自己的名字,她的呈現和狀態還蠻有趣的。想要請您多聊聊,攝影機、鏡頭、與小孩之間的關係為何?   我跟瑪蒂娜私下蠻熟的,他拍這部片的時候大概 3 歲,有趣的是,他後來在 16 歲的生日派對上放了這部片,有種很榮幸的感覺,原來這部片一直存在於他的生命中。   這部片也是用超八拍攝,我覺得這個攝影器材,可以讓被攝者很容易地即興演出,就像用手機拍攝一樣,它是一個很私密,卻也隨性的事情。大家用手機拍攝的時候,不會想要拍好萊塢大片,所以這個形式本身,就能跟被攝者保持一個很友善的關係。   瑪蒂娜的母親也是表演者,知名的變裝國王,可能環境使然,瑪蒂娜也擁有很突出的表演特質,他總是很積極地接受挑戰。不過,一開始拍攝他的時候,他其實也蠻叛逆的,例如:我請他在鏡頭前拼出他的名字,他就反問我:為什麼要拼出來?   他其實蠻喜歡鬧身邊的大人,所以他並不是一個好講話、可以逼迫他做事的小女孩。在《瑪蒂娜的遊戲場》也能看到,這個小女孩比片中的大人珍妮佛還要成熟,珍妮佛 反而是一個很喜歡抱怨、要求別人,或是經常經歷挫折的人。   這個時候,就能看到很有趣的兒童、成人的對比,我在拍片的時候,剛好加入了精神分析的讀書會,我們常常在讀弗洛伊德、拉岡的理論。當時就冒出了一個想法:我想讓瑪蒂娜去讀他們的名言,然後很棒的事情是:他讀錯了。   那一句話是「小女孩有一種匱乏」,但是他讀成「小女孩有一種幸運」,我當時聽到這個我就覺得:哦!這個一定要留下來!一定要剪入片中!我覺得這樣子的「誤讀」是非常有趣的,而且好像是一種無可避免的情況,就像是女性的身份、性別認同,是社會被加註上去,那他一輩子可能都會持續這樣的誤讀,這樣的情況和聯想非常有趣。   Q:這幾部短片中的許多片段很有意思,想請問,這些創意是如何生成的?   大概在 70 年代末期、一直到 90 年代初期,我隨時隨地都在拍片,那個時候認識了很多人,也在很多社會狀態中游走。拍攝《瑪蒂娜的遊戲場》時,我人在紐約市,住在一個市中心的公寓裡頭,我的鄰居對電影非常有興趣,也想要加入拍攝,我也會讓他們加入。   《從羅曼史到儀式》中,有一個德國女生講述一場地方嘉年華,她其實就是我鄰居,她很想要跟我一起拍片,因此我拍下了一些關於她的影像。在這過程中,我也蒐集了收集很多人、事、物。   後來我搬到了匹茲堡,住在那裡的時候蠻無聊的,沒什麼事情可以做,所以我就跟朋友,常常一起拿著攝影機出去走、出去拍,那時候拍了非常多素材。我累積了一個很龐大的影像資料庫。所以,我等於是先有了影像之後,我才有串接這些影像的想法。   當然《瑪蒂娜的遊戲場》中,有些是特地為了這部片拍的,像是片中的花片段。拍攝時,我腦中就有很多拉岡的理論、小女孩的成長,還有節目《Pee-wee's Playhouse》,這些想法一直在我的腦中迴盪,最後剪輯出這樣子的一個作品。   我一直覺得,我的創作方式好像蠻沒效率的,因為我都是先隨機蒐集素材,然後生命中發生了許多事情,我再把這些東西都串接、剪輯在一起。這跟大多數人的創作方式是完全相反的,因為大多數人可能是先寫劇本、已經有既定的故事之後,才去拍攝素材。我不是很推薦這樣的工作方式,但這就是我。   Q:《Pee-wee's Playhouse》是一個什麼樣的節目,是否也能跟觀眾簡介一下?   《Pee-wee's Playhouse》是在 80 年代末期,我常看的一個電視節目,它在當時也非常受歡迎,很多人在看。男主角是一個瘦瘦的男子,當中會有郵差、同志、牛仔等角色和身份,大家就很瘋狂地一起玩。   我覺得很有趣的部分是,這個節目會有「性別角色的置換」,有點定位成給知識階層看的《芝麻街》。那個時候,其實很多人也去研究了這個電視節目,除了性別角色置換外,也有很多家長,為了要教小朋友詞彙,讓他們去看這個節目,裡頭也有很多很瘋狂的事情發生,我那時也常看這個節目。   除了節目外,我也會看《Pee-wee's Playhouse》的節目評論文章,尤其是一個女性主義的電影評論雜誌——《Camera Obscura》。他們經常以女性主義的視角去分析這個節目。   我後來有看到另外一個節目,叫做《Three Men and a Baby Grand》,劇情大概在闡述一群男人照顧嬰孩的故事,像是餵食、幫他換尿布等等,很多嬰兒的瑣事。這兩個節目和當時的評論文章,在創作的當下給我很大的影響。   Q:在《瑪蒂娜的遊戲場》中,母嬰角色交換的互動是即興發生的嗎?還是有一個基本的架構?   我大部分拍攝的場景都是即興的,我當時跟小朋友的接觸不多,但這個互動讓我覺得很有趣,就拍了下來。但後來那台相機有點毛病,會一直震動、發出奇怪的聲響,所以後來我就把素材放在櫃子上,沒再理它。   過了多年之後,我才能開始欣賞當時拍的這些素材,對大人跟嬰兒角色互換的表演著迷。我那時候在重瑪蒂娜的表演時,也覺得很驚艷——但我完全沒有設計這樣子的表演,都是即興的演出。   我還想要補充一點,我覺得每個人都對自己的存在,有某一種的意識、社會性的自我。在片中的我,想要找到那種自然、即興、表演性,這三者之間的詭異平衡。   其實,我的被攝者在表演當下時,都知道自己正在被拍攝。因此,這反而是在展現一種社會性的自我、或者是一種主觀的自我,我也一直都很想要在影片中,去呈現這兩者的關係。   Q:導演會從某些原作作品改編,並刻意去做一些曲解原作、歪讀的詮釋,想請問這樣子的用意為何?   歪讀跟曲解原作,我覺得還蠻有趣的。我的伴侶是一名翻譯,他常會說:不論是翻譯或改編,都會有種「背叛原創」的感覺,因為他在轉譯的過程中,多少都會改變原創的作品。雖然這可能是一種「重新創作」,但有時候也會是一種「誤讀」。   但我覺得,歪讀跟曲解也會生出不一樣的意義。我常常會在作品中,引用我欣賞哲學家、文學家的名言佳句,或是運用其他電影中的情節。當初拍攝《視覺機器》時,就已經收集了非常多的素材,之後也會去讀一些書,找到其中可以引用的句子跟概念。   在拍《瑪蒂娜的遊戲場》時,我正好在讀拉岡理論,參加了片中的讀書小組,所以我腦中也會有蠻多的學者、理論,也因此就自然而然地,運用到了我的創作中。   至於剛剛播映的《從羅曼史到儀式》,這個名字並不是一開始就想好的,而是我拍完片才想到的標題。   Q:既然片名是最後才想到的,那麼導演又是如何思考《從羅曼史到儀式》的劇情和理路?   《從羅曼史到儀式》的緣起,來自於我跟我的朋友Margie Strosser,在 1983 年去了英國的斯卡拉布雷(Skara Brae),那邊是新石器時期的遺留點。回來之後,我一直想把那想像成一個遊戲場,我就請Margie 重新演出在斯卡拉布雷的樣子,並讓他重新講述這個地方的故事,並拍攝下來。另外一個畫面,是我樓上的鄰居Renate Walker ,他對鏡頭講述了一些片段,我也把它拍下來。   蒐集了這些素材之後,我花了大概一年的時間去想,要怎麼去梳理出影像之間的關係,因為片中有女性的成年人、小女孩、女性成年人表演小孩,這樣複雜的關係,也讓我花了一些時間思考。我想,我的作品中常常會有很多的表演性,然後像我們剛才看《瑪蒂娜的遊戲場》也大概是這種概念。   我總是拍攝跟我比較親近的人,你可以說「我在編導他們」,但也可以說「我們自然而然地,就產生了緊密的互信關係」。我覺得就是攝影機前、攝影機後的複雜關係,讓我能夠走到遙遠的地方。   Q:我覺得《視覺機器》也十分有趣,尤其是字卡的呈現方式,是用「pixel vision」媒材,並使用了「文字如同火車駛入」的影像呈現,為什麼當初會這麼做呢?   一開始先解釋一下「Pixel vision」這個媒材,它是由塑膠製成的玩具攝影機,拍出來是非常低畫質的作品,當時由 Fisher-Price 公司大量生產。1990 年代早期,我的生活圈裡,有很多人買來玩。   我們很難想像,有人發明了一個只有 46 像素、而且還是黑白的攝影機,所以我就覺得非常有趣,因為用不一樣的相機看出去的世界,會有截然不同的心裡感受,再加上我本來就不喜歡用標準的眼光看世界,所以我就開始嘗試用 Pixel vision 來拍攝。   不過持續沒多久,我的相機居然就被偷了,所以後來就沒有繼續拍。不過,我在《視覺機器》這部片中,我想要跟大家討論:視覺作為一個機器、機具,它會是什麼樣子的概念?尤其是對女性來說,我們又要怎麼去觀看表面之下的機制?   用 Pixel vision 拍出來的東西,基本上不能太近,一但太近影像就會開始崩落、塌陷,有時候則感覺可以「看穿」這些影像,這樣子的詮釋或許可以呼應我的創作概念。在這部片上面,我其實用了兩種素材拍攝,一個是16毫米、另外一個就是Pixel vision——換句話說,《視覺機器》其實記錄了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在這兩種媒材轉換的過程中,其實也代表了我當下的一種猶豫,因為我其實不太知道應該用什麼樣的媒材,來去呈現這個故事。   拉岡有一個概念是說,女孩拿著父親給的相機,父親就像是會相機看出去這個世界;那個相機孔,就像是女性的生殖器。在片中,我也有點在玩這個概念。   所以,對於女性來說,這也是一個女性看世界的方式嗎?又或者是,女性影像產生的方式?我想要透過這個概念,去談論我們觀看的「系統」。我也很喜歡把文字轉化成影像,所以就利用了拉岡的文字,創造了像是火車撞進來的效果,我個人覺得非常有趣。  

2024女性影展 │ 10/22《她們的正義之聲》映後文字紀錄 導演 尤莉.莉利沙特 Julie Lunde LILLESÆTER

片名|《她們的正義之聲》 場次|10/22(二)21:10 光點華山二廳 主持人| 陳穎 與談人|導演 尤莉.莉利沙特 Julie Lunde LILLESÆTER   主持人:導演要不要先跟觀眾講幾句話?   大家好我是導演Julie,很感謝今天晚上大家來看片,很期待大家的提問。   主持人:在看這部片的時候,我覺得這類片給我的感覺是他們會滿沉重的,但都會有一些力量,這是讓我很感動的部分。看完片去查了一些資料,發現原來導演並不是美國人,導演來自挪威,我很好奇當初為何會接觸到這個案件,如何決定拍攝本片?   我是來自挪威,我的先生是美國人所以我搬過去奧斯汀這個城市,在拍攝這部片之前我住在那裡一年了,我覺得奧斯汀是很安全開放的地方,奧斯汀位在德州,是美國比較保守的一州,但我覺得奧斯汀本身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地方,滿像我的家鄉北歐。當初首次聽到這個案件很驚訝,因為我以為在美國性犯罪案件已經被很嚴肅看待了,但是我不知道數據上看來情況非常糟糕,所以決定拍片讓更多人知道。拍攝過程中和很多人談話,才發現很多人不知道議題的嚴重性,我決定來談這件事情。剛才主持人說我的影片充滿希望,我覺得是對的,我的影片是關於一群人想改變體制,我當時很好奇他們能不能成功、怎樣改變這個體制。雖然這個故事是發生在奧斯汀這座城市,但我也發現在很多地方,像美國其他城市或挪威,這件事都是滿相似的,所以我覺得這個故事對世界各地的觀眾來說都很會有興趣。   主持人:大家應該會滿有共鳴,更早之前在台灣有metoo運動在發酵,只是現在媒體的討論度有下降,但其實還有很多案件在不同爭取中,這也是讓我會很有共鳴的一點。我的第二個問題是在看片過程中會有一種慢慢往前推進的感覺,也許片長沒有很長84分鐘,但中間那些數字會讓我覺得,怎麼那麼久,但其實是一直有在往前的。我滿好奇拍片過程,在很漫長的1300多天裡面,導演的拍攝心路歷程,有沒有遇到一些困難?和被攝者之間的互動如何?   拍攝過程非常久,大概有數百小時的影像,大部分是我自己拍攝,我想跟被攝者有更近的關係,後來我們也變成朋友。最大的挑戰是拍攝時間非常長,但過程非常有收穫,因為拍攝過程最後都變成旅程、或者是她們抗爭的一部分。我覺得對拍片人來說,我們不知到故事結果、訴訟會有多久,預算很難掌控,但我知道被攝者不會放棄抗爭,所以作為導演我也不會放棄。   Q:看這部片有很多共鳴,我很想請教,前陣子看很多Netflix相關紀錄片,會提到美國有一個很嚴重的情況,是無論各州,報案者到警局報案,警察會用誘導、阻撓的方式要求她們撤案,如果她們撤案之後就會更慘,警方會告她們謊報,謊報在美國是很嚴重的罪,甚至變成受害者都要去坐牢,我看的紀錄片說90%以上都是受害者被關在牢裡。雖然那部片拍攝是某一個州,但全美國都有類似的狀況,看了心情很沉重。在《她們的正義之聲》片中是跟選舉作結合,才有難得的機會,不然很難想像在層層訴訟之中,倖存者有多少機會能夠發聲,而且發生之後還有被聽到,甚至討回一點正義。感謝導演拍這部片,讓我們知道集體的力量是有用的。   我也看過同一部紀錄片在上,叫做《受害者/嫌疑犯》(Victim/Suspect)。關於女性通報性侵案件,後來變成嫌犯這件事情,我也有聽說過,我也覺得很糟糕,但奧斯汀好像情況沒那麼多,但我知道很多女性報案之後都會有很嚴重的後果,導致她們不敢站出來。有些女性通報會經歷漫長心理過程和壓力,因為她們會需要很多人要相信她們,在這過程中她們也經常覺得自己不被相信,不見得會被警方、陪審團相信,過程要說服很多人,檢察官、地方檢察官,檢察官也需要相信陪審團會相信你,這個過程非常艱難。對我來說,很心痛是看到很多人會覺得這個過程很困難,就沒必要嘗試。我的影片不是只有拍訴訟,也有進行地方檢察官選舉,這可能也是女性成功的原因,不只法律途徑爭取正義,還有政治途徑、媒體接觸、地方報紙露出、德州首都發表演說,她們尋求非常多管道,我想這才是她們最終成功的原因。   Q:謝謝導演花這麼多時間紀錄,從片中看到案件當事人在訴訟過程找回力量重建生活,過程非常令人感動,但這麼多年拍攝也是很辛苦的過程,作為觀眾可以分享這個過程,很感動很感謝。想詢問導演,奧斯汀市議會後來有想把警察、司法體系改革事項放進法律或相關行政規則嗎?因為我們台灣婦女團體過去很早推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警察司法人員需接受性侵案件相關教育訓練,雖有規定實際執行上仍有不滿意的地方,但至少有法律依據、政府需編列預算,要求必須進行教育訓練。各國女性主義者在討論,如何讓當事人找回力量,有的是藉由法律訴訟過程,有的像台灣婦女團體一開始是堆動力法,我好奇在美國,或是德州州政府,有沒有民間人士呼籲立法?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在影片片尾放上訴訟達成的協議,有列上政府需要改革事項,但實際上改革事項有更多沒有放進片中,而實際上執行是非常緩慢的。我們看到片中Hanna也加入警方改革工作、帶領改革,她說改變非常緩慢,警方會有一些反彈,對Hanna來說滿挫折,因為她們抗爭好久好不容易達到協議,但還是需要倖存者繼續參與推動改變。在奧斯汀有很多人在推動改變,法律改變也有,但卡在法律和預算問題,我覺得最大是人們看待女性的方式、思維方式需要改變,這非常漫長,改變雖慢但持續發生。   Q:謝謝導演拍這部電影。我有三個問題,片中Amy多數片段在畫室,Hanna的先生、Marina的爸爸和男友,都只有出現一下下,想問導演在敘事上的安排選擇?導演本身對訴訟的結果,做為紀錄者您有滿意嗎?導演拍完這部片之後,有甚麼拍攝計畫?   關於Amy在片中的呈現,我其實花了非常多時間和她聊,她一開始不太願意加入,在拍攝她一年之前已經以email聯繫,她其實不確定,所以我沒有跟拍她,最後答應要出現,就找一個方式來呈現。她希望透過藝術呈現他,是她比較舒服的呈現方式。Hanna的老公工作比較忙,比較少出現,沒有太多接觸,所以就比較沒有他的部分。Marina的男友,則是訴訟結束才認識,拍攝畫面較少。結果的想法,我覺得滿重要的,因為是第一次女性有要道這樣的結果,我認為她們應該能拿更多賠償金,但這已經設下很好的典範。當時我認為被攝者已經很累了,我好像有點感覺到,不知道如果上訴帶到最高法院結果會是甚麼,我也知道,如果上訴她們有可能會失去所有的東西,所以我也覺得還是這樣結束比較好。關於我最新的創作計畫,我花了很長時間拍這部片,也滿累的,需要休息。我最近有參與移民、氣候變遷議題。我對社會議題非常有興趣,在休息之後希望繼續拍攝性犯罪的議題。    整理|王佳臻  

2024女性影展 │ 10/22《宛如愛情故事》映後文字紀錄 導演 密麗安・艾・哈吉 Myriam EL HAJJ

片名|《宛如愛情故事》 場次|10/22(二)光點華山二廳 主持人| 史惟筑 與談人|導演 密麗安・艾・哈吉 Myriam EL HAJJ     Q1.本片藉由三個性格、性別都非常不同的角色,透過其成長的過程讓我們知道黎巴嫩在1975年到1990年間發生內戰。例如導演本人以及劇中的珠瑪娜成長於內戰時期,而另一個重要人物珀拉,則讓我們看到2019年到2020年黎巴嫩革命的過程。接下來我們也看到喬治,其實是參與過內戰的人。那所以觀影中即便台灣人對於這些歷史或歷程不是那麼熟悉,可是對於各個角色對於政府、政治、社會改革,我相信我們都有非常多的共鳴。首先想要請教導演是如何選擇這三位角色?是一開始就刻意的希望由包括導演您在內的四個不同世代的人,帶著不同歷史的人來講黎巴嫩近代史嗎?   我很高興聽到這部片在某些層面跟台灣歷史有所共鳴,我相信任何社會,如果有爭取自由的歷史,想必可以和這樣的故事產生共鳴。 在搜尋三位主要角色,甚至包含我自己作為第四個角色時,我並沒有以年齡範圍去特地尋找這些人,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發生了。我自己在內戰時還是個小孩,所以是介於珠瑪娜和珀拉之間的世代。 其實這部電影的起源是2017-18年,當時感覺到黎巴嫩的氛圍開始出現了變化,這個世代正在嘗試新的改變,去對抗統治階級,正是這個時期認識了珠瑪娜。 我還在拍攝上一部有關內戰的影片時,得知我叔叔和他的朋友在戰後開設了一間狩獵用具商店。而在上一部影片拍攝完之後,我仍然積極想去理解內戰,於是我透過朋友找到了喬治,他直接成為了本片第一個角色。剛開始時,我每天都去理髮廳見他,後來才變成一週三次。有關珠瑪娜,則是因為我並不想要只單純講述過去的事情,我想要透過過去來探討現在的情形。因此,我很快就確定了珠瑪娜和喬治會成為本片的主角。 珀拉的出現則是出乎意料,因為當時我無從得知革命即將發生。本片的編輯手法是時序性的,當我正在拍攝一段珠瑪娜的獨白時,珀拉開始發言表達她的感覺。事後我去請教她的名字,因為我很確定我們會再見面,她當時說的話讓我很有同感。兩週後,革命發生,我們在街上再次相遇。   Q2. 我想請教黎巴嫩人對於發生在以色列的轟炸和侵略作何感想? 這對我們而言是非常複雜的時期,我現在並不在當地,但是喬治居住的地方正位在目前每晚被轟炸的地區。他每天凌晨大約2點多都必須離開他家,然後隔天早上回來時才能得知他的房子是否還在。這很複雜,即使像珠瑪娜已經在戰爭期間長大,這仍然是極大的挑戰。我甚至不會稱之為戰爭,這就是殖民,這就是我們每天肉眼所見的事情。   Q3.本片的中文譯名是《宛如愛情故事》,但是英文的名字卻是”Diaries from Lebanon”(黎巴嫩日記),兩者著重的概念很不一樣。 請問導演對此的想法是? 《宛如愛情故事》中文譯名來自於阿拉伯文標題”就像愛情故事”,這是受到珠瑪娜的啟發。當她說,改變黎巴嫩就像是愛情故事,你必須相信明天、或是未來某天一定會變得更好。我花了很長時間才真正明白這部電影,因為我太深陷其中了,和事件發生的地點沒有任何距離。所以過了很久我才能瞭解這部電影是關於什麼,才能完成製作。 其實這部電影不僅是關於這三個角色,而是關於這個國家,以及我們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因此本片的阿拉伯語片名才會是《宛如愛情故事》,因為這很複雜,我們愛它卻也受到傷害,同時也帶有憤怒。英文片名「黎巴嫩日記」則是因為認為這有助觀眾明白這部電影是一個非常私密關於黎巴嫩的紀錄,也反應電影拍攝的動機:明天可能會變得更好,如果不是明天,那可能就在後天。   Q3. 片中2018年選舉時,貝魯特第一選區選出的獨立聯盟兩位候選人都是女性。另外,參與民主運動的珀拉也是女性,想請教在貝魯特女性參與運動的情況如何?這幾位女性是特例嗎,還是女性參與的程度也相當高?因為我想像你們的傳統文化也許原本比較重男輕女,當然我們亞洲也是啦,但是我想了解在你們國家怎麼看待這樣女性參與民主運動?   當珠瑪娜當選卻在隔天因疑似作票落選時,我們確實有另一名女參選人順利當選。我們當時對她的評價褒貶不一,因為她來自於當時政府的固有統治階級的一個政黨,但是她後來也表現很好,當選後開始與自由派、公民社會合作,她目前仍屬於國會的一部分。 我們當時對珠瑪娜抱持厚望是因為她植根於公民社會,她沒有一個政治家父親,或來自政治世家。我相信政治人物的問題正是他們沒有給予女性從政的機會,因為他們總是在比較誰的拳頭更大。如果我們有一個像珠瑪娜這樣的女議員,總是為性別平等、女性權益發聲。只是因為這部片談論的重點放在黎巴嫩現在的狀態,所以在片中幾乎沒有機會討論到女性參政。 Q4.這部片從2018拍攝到2021年,我們可以看得到劇中的角色,包含導演本人,也都受到爆炸事件的影響。例如一開始珠瑪娜充滿了希望,臉上榮光煥發,可是到了爆炸事件之後,她開始需要吃安眠藥,珀拉和喬治也是,請問導演選擇這部片停在2021年這個時機點的原因是什麼? 我其實直到2022年的選舉都還在持續拍攝,因為我想知道珠瑪娜是否會再次參政,但她沒有。 2021年,當我拍攝完珀拉唱歌的場景時,我感覺到這就是最後一場戲。因為這場戲帶來了一些希望,珀拉心裡仍有著憤怒,當她唱歌時,心裡仍然有話要說,也仍然心懷憤怒。我相信當我們仍有憤怒,就有希望。   Q5. 電影最開始時,珠瑪娜唱名了每一位政客要求他們下台,但最後有人半開玩笑地說,那真主黨呢?那大家就笑了,請問這場戲想表達的意思是? 當我今天再重看這個畫面,感受到完全不一樣的意義。如同革命的口號”all of them means all of them”,正因為有一個群體把持著政權,人們正因此而受苦,希望他們可以下台。當提到真主黨時,因為有審查,相較於談論其他政治人物時,我們比較不能自由的表達心聲。 Q6.我是在保加利亞出生的。共產主義倒下七年之後,人們開始慢慢失去希望,然後離開。當時銀行宣告倒閉,民眾失去原有存款,我的父母也在此時選擇移民。時至今日移民潮仍持續發生,保加利亞有世界上幅度最大的人口下降率。我也是其中一個長期住在國外的保加利亞人,我們仍然與母國有著連結,我不想在德國的高速公路上開車,也不想感受加拿大的寒冷,我喜歡台灣,但是理想上我仍然想回到一個不用擔心這種種事情的國家。我相信你們會遇到很多海外的黎巴嫩人,他們是否也這樣想呢?他們心裡是否仍然與母國有著連結?他們會不會想回去參與公民社會運動,運用他們在國外的所學促進改變發生?   身在國外的黎巴嫩人當然對國家仍有強大的連結,我在旅行時就經常看見。當本片在多倫多放映時,影院中有許多年輕的黎巴嫩人,在革命之後因失望而離開了黎巴嫩。他們告訴我,「雖然我們離開了,但當我們觀看這部電影,仍感受到強大的怒氣。我還有想回家的意願,想改變些什麼。」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現在沒有正在推動改變,但我感受到革命之後,尤其是爆炸事件之後,我正在盡力保護自己,不再積極參與國內事務。我以前經常在大活動露面,也曾在國內教學長達十年。我感覺我現在不敢再繼續參與,是因為害怕失去,害怕受傷。我很害怕即使真的創造出什麼,也一樣只會遭到摧毀。我想這可能是這些年輕人的想法,他們在情感上非常投入,但行動上卻害怕再次失去。   Q7.在電影最後導演與喬治的對話中,因為他似乎展現出了懺悔?可以請您多加說明嗎? 喬治在片中看似是在原地裹足不前的角色,但如同其他的女性角色,他也以自己的方式在改變。即使在這場對話戲之前,他就曾在理髮廳說過「我們很笨,因為我們以為是為了信念而戰鬥,但其他人卻偷走了這個國家。」由此可見他不是後悔自己參戰,而是開始醒悟他被利用了。 因為他沒有因此成為富豪,也沒有政治上的影響力。像是當時的軍閥變成了政治家,但他卻沒有。許多當時參戰的黎巴嫩人也是被棄置一旁,他們當然仍負有責任,但他們也是被操縱後就棄之敝屣。他們變得貧窮,也不再能工作了。 但是像喬治這樣參戰的人,加上我之前拍攝我叔叔時的經驗,我知道如果要他們承認參戰是個錯誤,對他們而言,這種後悔將無法承受,因為他們一直是為此而活的,我的目標並不是推他們走上這一步。但在這段對話中,他回顧了他的生命,他認為他本可以有一個不同的結局。因為他雖然殺了人,但並不將殺人視為罪過,他殺了壞人,拯救了其他一些人,所以我值得一個不同的結局,這是他回顧一生的另一種解讀。   文字整理|陳以儒  

2024女性影展│10/22《納米比亞沙漠直播中》映後文字紀錄 導演 山中瑤子

片名|《納米比亞沙漠直播中》 場次|10/22(二)18:30 光點華山 一廳 主持人|陳慧穎 與談人|導演 山中瑤子   Q:我非常驚豔於影片當中非常細膩的人物描繪,尤其是人們之間互動的台詞,我覺得寫得非常精準厲害,情緒的層次上非常衝突飽滿,整體的節奏卻又非常非常輕盈。這部片原先是另外一個改編原著的企劃,而導演在非常短的時間之內就完成原創劇本與拍攝,請問導演如何發展台詞跟劇本?片中的台詞是一開始就寫在劇本當中嗎?   這部片一開始其實是要改編原著小說,由河合優實主演,我則以導演的身分參加。片子原定在去年九月開拍,我必須在去年四月前交出定稿,那時我覺得有點無法完成,所以我就跟製作人說我想先暫離這個企劃,但製作人覺得既然已經決定好形式,不如就讓我做自己想做的東西。這種機會在日本是非常難得,因為現在日本許多導演都必須改編原著,例如改編漫畫、小說,所以我很珍惜可以做原創劇本的機會,就答應繼續把企劃發展下去。劇本是用一個月的時間完成的,在這一個月之前,我和團隊花了兩個月去採訪許多年輕人,尋找可以發展成電影內容的故事,慢慢也就發展出這個劇本,片中所有台詞也都是跟著劇本走。   Q:剛剛有講到這部片是以河合優實作為主角,在創作過程中,他的詮釋跟導演原本的想像有沒有經歷什麼變化?跟原本的想像有什麼相異之處?   基本上我不太希望演員在台詞上做即興表演,所以劇中台詞都是照劇本發展的。但至於演員的動作,我會告訴他們我希望怎麼做。但在一些細節的部份,河合優實會自己思考要怎麼表達,例如像在咖啡廳的那場戲,他與朋友聊天時想不起某個頭髮卷卷的女生,那時他摸了一下自己的頭髮,這個細微的動作就是他自己想出來的。另外還有飾演第二位男朋友的金子大地,有一場戲是他和卡娜在吵架,他將泡麵從桌上移到身後,這個動作也是金子大地自己想出來的。關於動作的部分,有時候是由演員自己發揮的。   Q:我對卡娜的走路方式印象非常深刻,越到後面越感覺他的腳好像擁有自己的生命一樣,是一種非常奇妙的走路方式,導演是否可以對這部分分享一下?   的確,其實人的走路方式可以傳達出人性,也可以傳達出當下的態度或心境,所以依照卡娜的心境變化,會看到他有時候駝背、有時候挺直,這些不同的走路的方式是我跟河合優實討論出來的。   Q:這部片的攝影非常特別,有很多空間有限的室內的場景,也有很多在室外跑動的畫面。整部片的拍攝時間畢竟很短,想請問導演如何跟攝影師溝通?其中的工作模式是怎麼樣?   我跟攝影師是認識五年的朋友,彼此年齡也非常相近,所以在溝通上我不需要有太多顧慮。那如同您所說的,我們的拍攝時間非常短,因此我無法在拍攝當天才去思考鏡位設計,這些攝影方式是我一開始就寫好,拍攝時再傳達給攝影師。我們這些工作人員很年輕也很有幹勁,對於工作也非常專注,所以他們都能非常完美地達成。   Q:請問為什麼會設定女主角的媽媽是中國人?   其實我的母親就是中國人,河合優實在血統上也是混血,我想既然我們兩個有這樣的共同點,我們就可以針對這個來討論。我也發現不只是在日本,其他很多地方都有混血兒的存在,只是大家沒有說出來,這些混血兒可能因為血統的問題而感到困惑、沒有歸屬感。最後聽不懂那場戲,我一開始沒有設定要用中文的「聽不懂」,只是希望螢幕兩邊的人都聽不懂彼此的語言,那我自己其實了解一點中文,就直接安排媽媽是中國人。   Q:在劇情後段,女主角的頭髮看起來好像越來越出油,沒有剛開始那麼漂亮。請問導演是不是想透過她的外表,呈現人在戀愛裡遇到挫折時,會表現出很大的差異?   其實我沒有注意到河合優實的頭髮越來越油,但在髮型上,一開始卡娜生氣蓬勃、非常開心時,我們有特別設計他的頭髮,到後來他漸漸頹靡的時候,我們就沒有特別設計。或許是因為這樣讓你剛好有這種感覺,這是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Q:卡娜跟第二任男友吵架的一場戲中,男友的電腦螢幕上是日本樂團Why Do You Love的MV。請問導演為什麼會這樣呈現?   因為那是我朋友的樂團,我也幫他們拍了這支MV,所以就這樣用。   Q:劇中角色都活出自己的樣子,包括後面卡娜對自己有病識感,還有透過另外一個世界來看自己生病的樣子。請問導演為什麼會想創作這樣的劇本和角色?   其實劇中並沒有明確說出卡娜就是什麼病,只是說有可能。剛剛有提到因為這部片,我去採訪了許多年輕男女,很多日本人在18歲時會離家來到東京這個大城市,在這裡他們每天被迫接受大量的資訊,同時必須自己作出許多大大小小的決定,小至今天吃什麼,大至如果懷孕了該怎麼處理,這些東西都必須自己處理。所以很多從外地來到東京生活的年輕人,心理狀況是非常混亂的,我希望能描述在他們漫長人生中的這段混亂,所以加入這個設定。而關於身心混亂的部分,現在醫學上已經做了很多細部的分類,例如說憂鬱、躁鬱、過動等等,可是在早一點的年代並沒有分得那麼清楚,所以很多人只是覺得自己是活在身心混亂的狀態,但既然現在有這麼多的病名存在,有些人聽到自己這些症狀的病名會非常開心,有些人就不太在乎,我想要描寫出現代的這些狀態。   Q:請問導演有沒有因為身為女性這個角色,在創作原創劇本上遭遇困難?   在拍第一部作品到現在的六年中,其實有許多原著企劃案來找我,但很多作品都是進行到一半我就放棄了,因為對我來說,原著小說、漫畫都跟電影是完全不同的東西,我覺得我的能力還沒有辦法將原著改編成電影。另外我也有拍改編原著的電視劇,我發現在拍電視劇時我比較可以放下執著,努力往商業部分邁進,但在拍電影時,我還是比較想依照自己的想法,拍自己想拍的東西,所以電影就以原創劇本為主。   至於身為女性在做原創劇本時會不會遇到什麼困難,這部分我並沒有特別想到,有些製作公司是追求一定要做原著改編,有些是可以接受原創劇本的,所以這對我來說跟性別比較沒有關係,關鍵在於有沒有遇到好的製作公司、製片和監製。   整理|陳亮穎  

2024女性影展 │ 10/14 短短#2 映後文字紀錄 《在診所路上》導演 琳恩·薩克斯

片名|《在診所路上》 場次|10/23(三)20:31 光點華山 二廳 主持人| 卓庭伍 與談人|導演 琳恩·薩克斯   主持人前言: 琳恩·薩克斯來自紐約布魯克林,是一位擁有豐碩作品的紀錄片及實驗片導演,同時也是位詩人。《在診所路上》此部13分鐘的錄像作品,使用獨特的觀點及視角去呈現女性、身體及社會的角力關係。這部片給予我相當大的衝擊,原因是它講述的正是我們現在正在經歷,足以撼動歷史的事件。如同片尾寫到的,2022年6月24日羅訴韋德案遭到推翻後,墮胎手術的合法性被交還給各州政府決策。而影片拍攝地田納西州,是很傳統的保守派州,所以它完全禁止墮胎手術的施行,這部片呈現了如今田納西州的女性和整個醫療體系正面臨的困境。 《在診所路上》與導演以往有些詩意與流動的拍攝風格不同,影片中聽到的證詞是相當直接與堅定,影片無論是視覺或是聽覺都有著冷冽的感受。片頭我也注意到剛開始是由一些喘息聲進入,鏡頭才帶到藍天,接下來便是壓抑的女性證詞,關於女性身體、權利,限制以及生命安危。導演在此片捨棄以往帶有動態的呼吸感鏡頭,取而代之的是穩定的固定鏡頭,這不但給我一種肅靜與壓抑的感受,也同時有著前所未見的堅定感,當畫面出現佇立不動的女性身影,有些獨自一人,有些相互扶持,畫面的安排搭配上鏡頭的處理,處處看到女性心聲不言而喻,這令我感動不已。   Q:請問導演在鏡頭與畫面的安排上有什麼特殊的考量? 謝謝你如此認真地觀看這部電影,並挖掘影像背後我想訴說的含義。很多時候觀眾以直觀的角度觀影,將焦點放在劇情或是角色上,但往往更重要的是去了解如何拍攝並呈現影像,以及如何將受訪者的故事交織其中。當處理這些帶有政治性的議題與主題時,身為藝術家有責任去探索,如何向它提出挑戰與質疑,並找到我們的方式去呈現其背後的含義。對我來說,形式和內容的對話正是藝術家工作最有趣的部分。   Q:您當初是如何聯繫上這些受害群體?以及如何讓她們願意公開談論敏感議題? 我會說2022年6月24日是美國在歷史寫下至暗的一頁,保障女性身體自主權的憲法遭到剝奪,因此身為一個藝術家我反問自己,我能夠做些什麼?我應該以我的鏡頭抗議嗎?或是寫信給我所在地的國會議員呢?還是僅僅向朋友抱怨?我轉而走向街頭與上千人一同遊行抗議,卻不曉得下一步怎麼走。就在此時,有位加州導演向全國的電影工作者發出申明,邀請有志之士前往視墮胎為違法的州進行創作。我對自己說,儘管我現在住在紐約,但我在田納西州長大,媽媽及親戚們也都都在家鄉,因此那裡仍是我的生活圈,對於家鄉所發生的事我感到十分沮喪。 回到你的問題,我是如何尋找演員的呢?我的表妹,同時也是我要好的朋友,她在曼菲斯是一位擁護生育正義的倡議者,每一年她都會參與《陰道獨白》的演出,在場有些人應該聽過。我的表妹蘿拉在此領域有著不錯的號召力,且性格外向,我因此邀請她和我一起合作這部電影。她從未在電影領域工作過,卻一口答應。儘管蘿拉動用她的人脈,為我們找到了14位演員,但我們仍為了演員的出鏡而擔心。因為在田納西州參與了這樣的計畫,這代表你極有可能在職場或是學校遭遇不利的境遇。因此我們向所有參與者說明,若他們不願意,影片便不會曝光他們的名字及樣貌。除此之外,在蘿拉的努力下,我們聯繫上一位田納西州的婦產科醫師Kimberly Looney參與電影計畫,她同時也是「美國計劃生育聯盟」的領導人。幸運地,我們還找到一位在地下進行反對運動的志願者司機,她會載那些在田納西州需要墮胎的女性,到其他墮胎合法的州進行手術,如肯塔基,一趟下來需花費九小時的開車時間。她們都同意讓我們進行訪問,因此本片才得以完成。 正式拍攝前我做了許多工作,每一個鏡頭我都畫了專屬的分鏡圖,因為我們在戒備森嚴的情況下,不僅只有三個小時的拍攝時間,還須在同一天完成。同時我還在思考影像的編排,以及隔天的兩個專訪。 在剪輯影片時,我發現某種程度上我的安排將這些演員靜音了,失去了聲音的她們反而變得沉默了,存在感也沒有那麼強,而這些演員當初參與拍攝,肯定是希望能在這個議題上發聲。因此我趕回曼非斯老家,將這些演員請回來,帶他們來到一個搖滾樂錄音室,錄下演員們想說的話,成為了你們看到的第二部聲音作品。因此當女性影展將此獨白作品與《在診所路上》一起播映時,我感到非常榮幸,因為這個安排並不容易,卻對我別具意義。 而就在前幾天我們也收到一個即時消息,田納西州似乎開放了部分墮胎手術的執行,若是此關乎於母親的生命安危的醫療決策將視為合法。事實上,我認為這是許多女性不斷地抗爭才迎來的結果。政策不但影響無數女性的生命及健康,實際上它甚至影響了整個醫療體系,如同Looney醫生所說的,現在的醫生不能只專注於拯救病人的生命,還需要了解法律的各個面向,甚至於解釋法律,這些政策不但影響了許多醫生的職涯,每一天的看診也都像是在進行一項複雜的決策。而我也是如此,為了因應不斷改變的法律政策,做了三個完全不同的混音設計,以及三個不同版本的影像,因為政策每日都在轉彎。」 最後,我與其他藝術家有一個創作計畫,叫做《墮胎診所影片計畫》Abortion Clinic Film Collective,除了我還有六位女性以及一位跨性別男性,我們各自針對此題目進行影片創作。儘管我們的影片在美國各地的小影廳放映,但女影上映前一週我們才正式聚會,這也是我們第一次見面。我非常推薦與朋友一同創作的方法,友誼能夠激發許多幫助創作的能量。   Q:您是否想過將本片上映至小影廳之外讓更多人有機會觀賞呢?由其美國大選臨近,相信這ㄈ會幫助許多位於搖擺州的選民做出對他們至關重要的判斷。 首先我必須說美國的男性總統候選人導致了如此可怕的事情,而川普儘管現在極力洗白,將自己對於墮胎議題塑造為中立態度,但事實上正是他當初帶領我們走向這恐怖的境遇。 在羅訴韋德案遭到推翻後的第二週年,New York Times 便邀請上架這部片於它的官網,現在還可以收看。很有意思的是,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在留言處寫下他們的看法,討論不僅限於我的影片本身,而是延伸至整個事件。這如今在美國正式受到高度關注的議題,而對一些人來說也正是攸關選票的關鍵議題。但誰知道呢?我也不曉得未來將如何發生。     文字整理|林瑀  

2024女性影展 │ 10/24《焦點影人短片輯#3》映後文字紀錄 焦點影人 佩姬阿維許 Peggy Ahwesh

片名|《焦點影人短片輯#3》 場次|10/24(日)22:28 光點華山 二廳 主持人|史惟筑 與談人|焦點影人 佩姬阿維許 Peggy Ahwesh 口譯|林若瑄   Q:請問《怪天氣》為何選擇使用 Pixelvision 攝影機拍攝?當初拍攝此片的脈絡為何?   當時我和我的朋友 Margie STROSSER 一起工作,他的妹妹 Theresa 是住在佛羅里達的快克古柯鹼吸食者。我們原本想讓 Theresa 出現在電影裡,或是製作一個有關他的紀錄片。但是後來我們改變想法,轉而探討成癮的主題,是一群人在暴風雨來臨之時,在他們自己幻想中的現實或空間。最後,這成為了一種與紀錄片不同的概念,我想要呈現他們的幻想、幻覺,或是他們的內心的獨白與世界,所以這看似是紀錄片,但其實並不是,很多表演是即興的,不過也有我們事前先想好的一些表演方式。我選擇使用 Pixelvision 攝影機拍攝,因為這個攝影機帶給我兩種感覺:一個是很輕鬆的感覺,以及另外一種是有些瘋狂或緊張的感覺。我想要透過畫面反映出一種好像暈眩或是模糊不清的那種狀態,像是用藥時進入的狀態,所以我的畫面絕對不會是高畫質的,因為我想要反映角色的內心的景象。這個攝影機是由 Fisher-Price 公司生產給小孩玩的,在 1990 年代早期是很受歡迎的媒材。它會拍攝一張 40x40 畫素的黑白畫面,但高清的拍攝是 1920x1080 的畫素。在影片的開始有一個棕梠樹的畫面,看起來像一隻大蜘蛛,我看不太出來它是什麼東西,但我很喜歡,就用了這個畫面來當我這部片的開場。   Q:《噬星者》的片尾出現法國哲學家 Maurice Blanchot(莫里斯.布朗肖)的名字,請問這部片有使用到他的哲學概念嗎?   是的,我認為這部電影可以展現我的一個典型創作方式。當時我對於女人冒著風險去賭博、巧合、消費等概念很感興趣,於是我去找了大量的書閱讀。我也讀了 Maurice Blanchot 的作品,其中講述有關空間的概念,電影中一些旁白的字句也是引述自他的作品。我的創作方式大致就是透過閱讀,接著開始拍攝,重複這個循環,這不是一個非常正式的過程。後來我們去到亞特蘭大,那邊有川普開設的賭場,那邊有很多空的、悲傷的商場與沙灘,游泳池都空了,是個很蕭條的時刻,但對我的拍攝而言是很完美的場景。我在這部電影中使用許多跳接、突然剪接到其他場景的手法,我利用這樣的影像語言試著建構了一種影像的文法。雖然我那時的影片可能有點太長,但我都在嘗試這樣子的影像文法。   Q:請問你是在什麼契機下拍攝《夜流星垂》這部作品?   我認為一個人一生中的作品不需要有連貫性,我不相信這種連貫性。《怪天氣》與《夜流星垂》相差了三十年,我的作品都反映了我身處的當下,也都是跟著我的直覺走。我個人還蠻反對有一個商標,或是很標誌的風格。我用縮時攝影在紐約上城區拍了一系列關於夜空的作品,主要拍攝螢火蟲的畫面。拍攝當下是疫情期間,那時我就是帶著一個保溫水壺,裡面裝著一些茶,還有我的相機和閃光燈出來走走。我的攝影機用縮時錄影是每五秒閃一次,蒐集約三十次,才會有一個一分多鐘的畫面。而加快時間的過程對我來說很有趣,譬如我出去拍了一個小時,回家後我會把它縮減到45秒。我覺得時間的縮短很有詩意、深刻,因為我們站著拍攝看似靜止不動,但是我們所在的地球是一直在動的,所以我們好像也不是靜止不動。回家之後我重新把這些畫面拿出來,用縮時錄影的方式去處理,才覺得我拍攝的東西好像又活起來、再現出來了。拍攝過程中我都是獨自行動,身邊可能會有鹿、浣熊,自己在那個鄉間小路上拍攝,我非常的享受拍攝的當下。我拍攝了三部這類夜空的短片,畫面主要是在我家後院拍攝,因為那時疫情我也去不了太遠的地方,所以這個拍攝方式蠻像是兵工廠的手作方式,就是非常的低成本。   Q:《瑪蒂娜的遊戲場》中有 Martina 哺育媽媽,給媽媽吸他的乳房的片段,請問 Martina 本人是怎麼看待這個片段?也很好奇 Martina 長大後生活的如何?   Martina 現在是一個40歲的成人,他在年輕的時候很有表演力,也很享受出現在電影中。他在電影中說:「我希望可以拍電影,我穿著尿布,就可以假裝自己是嬰兒,因為我想拍電影。」他在我們的文化中已經被媒體化了,他也清楚的認知到他可以離開他的身體去反過來看他自己,他與自己和世界的關係是電影中很有趣的主題。他與他的母親總是有複雜的關係,因為他的母親是個變裝國王,相對於公共生活,他的家庭生活的關係更為複雜。他給變裝國王工作室,讓女人穿男性的衣服,買胸部、假毛衫,用男生的身分到酒吧表演。他們是很不典型的人,而他們的性格也很值得探索。Martina 現在成為一位學校老師,是一位異性戀者。在他的16歲生日派對上,Martina 播放了他3歲參與的電影《瑪蒂娜的遊戲場》。他在18歲時也有出演我的電影,我經常和相同的人工作。Martina 的成長非常精彩,他成長成一位很好的大人,而他的母親 Diana 已經過世了。然而,拍攝這部電影也有些困難之處,你通常不會看到一個嬰兒裸露、在地上滾動,我因為這部片經常被審查不能放映,我的另一部短片《死者》也有許多譴責。但 Martina 很好,我認為他不會特別去想這部電影,因為這是他的過去,他也很 ok。   Q:請問《從儀式到羅曼史》中為何選擇復活節島的石像?是和你的成長背景有關嗎?   我和 Margie 曾去英國作一趟電影巡禮,我們因為這裡是異教徒的文化重地,有很多傳統文化、關於母性社會或是一些歷史起源。我們去那邊不是為了拍電影,單純只是出於有趣,但去了之後我覺得這很適合出現在電影中,所以最後我們在英國拍了這部電影。   Q:《夜流星垂》中出現了藥物廣告的招牌,而這三部片都與成癮或藥物有關,請問《夜流星垂》有什麼關係?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問題,那個其實只是我鄰居的招牌,在那邊描述了這個地區、這個國家的文化,這和《怪天氣》中的藥物只是一個巧合。我沒有想要拍攝「純粹」的電影,電影是關於自然、文化的事物,所以我的影片包含了車輛、交通、金屬線,我喜歡這些事物的混和。我認為拍攝日常的畫面是重要的,所以我在最後把故事帶回這樣的狀態。 (文末) 文字整理|周廷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