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名:《拍電影的女性們》 場次:10/23(四)18:20 光點華山一廳 主持人:陳慧穎 與談人:導演 熊谷博子KUMAGAI Hiroko 口譯:吳奕倫 文字紀錄:林亭妤 主持人:這部片是2004年的作品,它在去年東京影展,一個針對女性電影人的專題,被重新放映。非常巧合的是,近年來日本的東京電影資料館,從2023到2025年也有做一個日本女性電影的爬梳,這部片當然也在其中。可以說,它在近年來再次受到非常多矚目。我自己看這片時,心情也非常激動,一方面覺得滿慚愧的,因為自己雖也身在亞洲,但對日本女性電影很多部分都很陌生。因此,一部分非常感動,一部分就像在補足自己對日本電影的了解。 熊谷博子導演很難得來到台灣,先請她跟大家打聲招呼。這部片是由日本東京國際女性影展所監製的,也就是女影的委託作品。想請導演先聊一聊,您與東京女影的緣分,以及又是如何開始這件委託作品的? 熊谷:大家好,我是熊谷博子,非常感謝各位今天蒞臨觀賞這部作品,謝謝!剛剛片中有出現的一位策展人高野悅子,是我非常尊敬的電影人。在第三屆東京國際女性影展時,我帶著作品《阿富汗之春》參展。當時身為一個女性電影人,要製作電影是很不容易的,尤其同時還要育兒,那是非常困難的事。如同片中所見,我在影展記者會上說自己是「右手抱著寶寶、左手拿著攝影機」這樣製作電影的。而發出這樣的宣言,也有點像是對於大眾的一種吶喊。 到第15屆時,高野悅子女士提出一個企劃,希望拍一部以女性為主的電影紀念東京女性影展。我們希望能訪問到前面幾屆有參與到的女性電影人,這對我而言算是藉由這部作品表達一些觀點,同時也是對社會的一種奮戰。 主持人:延伸詢問,因為導演自己也是非常資深的創作者,如今有50多部紀錄片作品的資歷。片中看到非常多優秀的女性創作者,大概有20多位。想進一步詢問導演,在這樣頗有野心的企劃下,您是如何思考、選擇這些創作者(訪談),以及您是否最一開始就想把格局拉到從坂根田鶴子開始敘述? 熊谷:說到坂根田鶴子,她對我來說是非常巨大的一個存在。她是日本第一位女導演,當時是戰前時代,日本女性連選舉權都還沒有,可想而知如果要拍片、當導演是多麼不容易。坂根田鶴子經驗非常豐富,也累積了許多作品,但當時因為她大學尚未畢業,因此連副導演這樣的職位都當不上。 另外,高野悅子也是其中一個代表,她當時因嚮往能成為導演,而前往法國電影高等學院學習。但回到日本後,很遺憾的是,當時的環境也沒有辦法讓她當導演。這部片承載了許多電影人的記憶,還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一些現況。至於如何去選擇這些導演、如何去編排紀錄片的結構,那當然不用說坂根田鶴子一定是放在第一位。我們也訪問了一些導演關於她們與電影的連結,找出與本片主題相符的女性電影人,最後則當然羽田澄子導演來做收尾。 主持人:最後看到以羽田澄子做收尾也很感動,因為片中也提到了,她是第一屆東京女影唯一出席的日本女導演。從片中還可以看到的是,不只有特定類型的片型,甚至有包含粉紅電影,跨國際的且非常多樣性的日本女性電影人,是非常立體的呈現。 Q1:非常感謝導演為我們爬梳日本的女性電影史。想請教導演,片中有一位粉紅電影導演(濱野佐知)的作品好像沒被放上去。是因為尺度太大,還是有什麼因素不適合放在片中? 熊谷:片中沒有放她的粉紅電影,但她所拍的其他電影還是有出現在裡面的。濱野佐知導演自己強調,她不是一位粉紅電影導演。也因此我們優先放她的一般電影作品,沒有選擇粉紅電影。 Q2:想請問導演,現在的日本導演界,還存在著性別歧視嗎? 熊谷:關於歧視的部分,現在在日本的電影圈已經少很多了。如今陸陸續續有許多後輩女導演不斷在拍片,真要說的話,其實拍一部容易,但要陸續拍下去還是很難的。因為牽扯到育兒、照顧小孩等,就會遇到很多困難。 Q3:導演自己的家庭跟家族的男性都能支持您嗎? 熊谷:請大家往後看,片中我不是也有提到我跟女兒的一些小往事嗎?女兒本人也在現場(女兒揮手致意,全場鼓掌)。她現在也在電影界工作,我當初是不建議她啦(笑),但是她非常喜歡電影。她目前也有以助理導演、副導等身分,參與了許多電影的製作。 Q4:您有沒有遺憾沒有拍到的紀錄片? 熊谷:因為拍片現場工作人員以男性居多,我其實有拍過以「生產」(生孩子)為主題的作品,當時的攝影師是個非常資深的男性攝影師,他不知道為什麼要拍生產的戲份。加上預產期往往跟我們預定要拍攝的時間不一樣,有時候攝影師會等得很焦躁,這種畫面往往就拍不進去。就算拍到了,剪接師也會問,這種生小孩的畫面有什麼重要的呢?為什麼一定要把它放進去呢? 我身為一位女性,很難去說明這樣的畫面有多重要,也往往會因為無法做說明而最後放棄一些畫面。我真的很希望,當時若有能夠了解這一切有多重要的一些男性,或許結果會不一樣。 Q5:片中有一些女性導演,是因為有些男性導演或男性高層願意把機會釋放出來給她們,其中就有個導演提到,新藤間人導演曾經寫過一個劇本讓她自由發揮,讓她成為導演。請問導演在過去這20、30幾年來,是否有男性導演或是男性從業人員是支持和鼓勵女性的? 熊谷:當時在日本業界的系統,要製作一部電影首先要有監製、製片、導演,再來是工作人員。在日本業界,當時這些腳色都是以男性居多,特別是監製的部份,而這些工作人員的領頭也是以男性為主。 片中出現的岡本峰子這位監製,她一直以製片的身份協助她的老公岡本喜八拍了許多的片,這樣的例子在當時日本影壇是非常少見的。說實在還是以監製為主,與其說是導演的支持,其實主要還是這些男性監製們注意到女性導演,並給予她們機會。如果真的要以導演來講的話,好比說大島渚,我是拍電影出身的,那時候我也當過好幾次大島渚拍電視作品時的副導演,他總是很親切的教導我許多事情。 再拉回監製的部分,好比說我那時碰過的監製牛山,算是我的老闆吧。他在現場將男性跟女性一視同仁,不會因為認為一個人是女性就比較沒用。當我拍片時,有其他人對我的作品產生質疑,牛山還曾寫一封信告訴我,這些東西他不會管、對女性的質疑他都不會去理,而要拉拔其他導演放棄女性導演,他也是拒絕的。牛山對於我提拔非常多,這位男性監製算是我的恩人。 Q6:非常感謝導演帶來這麼精采的作品,某種程度算是用影像書寫日本的女性電影史。令人好奇的是,導演當初在挑選這些女導演時,有無篩選的標準或方向?是否有遺珠未被放入? 熊谷:如同我剛剛所說的,這部片是東京國際女性影展第15屆的時候所製作的紀念作品。當時,前面1~15屆有帶著自己的作品參與過影展的製作人、導演等等我們都有網羅,也有訪問到,東京女性影展算是一個(受訪女性電影人的)原點吧。 主持人:導演是不是要跟大家介紹手上的場刊? 熊谷:非常可惜的是,東京國際女性影展辦到第25屆時就畫下了句點,沒能繼續辦下去。我手上這本是非常值得紀念的,第25屆東京國際女性影展的場刊。 主持人:很開心導演能夠帶著如此有意義的場刊到現場。《拍電影的女性們》真的非常難得,它不只是日本女性電影史而已,而是從女性影展的視角去看女性電影,這可能放眼全世界都是非常難的。剛好我們今年特別放映還有一部《成為導演的漫漫長路》,歡迎大家可以併置觀看,相信會非常有收穫。也再次謝謝熊谷博子導演。
片名:《酷兒解放曲》 場次:10/23(四)18:40 光點華山二廳 主持人:方念萱 與談人:導演 曾憶雯 口譯: 林若瑄 文字紀錄:楊昀鑫 主持人:大家晚安。我是今天映後座談的主持人方念萱,目前在政大新聞系教書,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來這邊主持這場座談。一開始我們先歡迎這部片的導演憶雯為我們說幾句話。 憶雯:謝謝大家來看這場電影,希望大家看這部片都能夠享受、喜歡這部片。 主持人:在這部片裡,導演處理了好幾個過去這幾年在馬來西亞社會上,甚至國際上都備受關注的事件。比方說,包括片中的Sajat,還有兩位女同志因為試圖女女性交,最終被判處鞭刑。各位在電影裡也都看到了,一個非常強硬的處理。想請問導演,這些當時的社會事件,到目前為止,也就是 2025 年的現在,是否有一些後續發展?能否請您稍微說明一下? 憶雯:關於馬來西亞目前的政治現狀,其實並沒有太大的改變。您提到片中那位企業家兼網紅諾薩迦(Nur Sajat),我們從她的社群媒體上得知,她現在人在澳洲。至於馬來西亞境內,對於酷兒族群依然充滿歧視與騷擾。 主持人:剛才前面提到的另外一個案子,我想觀眾是透過這部電影知道,或是之前就已經知道的,就是 2018 年那起兩位女同志被鞭刑的事件。我知道馬來西亞社會有兩部法:伊斯蘭法和國家刑法。這個案子當時在 LGBTQ+ 社群裡引起討論。想請問,直到目前為止,是否還有任何後續的發展?例如 NGO 或其他的行動? 憶雯:其實這個事件後續沒有受到太多關注和討論,但我們知道有一些相關的逮捕事件發生。 主持人:想用前面這兩個問題,為在場的觀眾鋪陳一下這部影片。除了內容主題之外,從當時到現在,馬來西亞影片中提到的歷年幾個社會事件,到目前為止的進展或停滯,也顯現出整個社會的氛圍。 Q1: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是,前貝斯手離開後的一些情況,有沒有什麼更新?第二個是,我蠻有興趣想知道,為什麼這部片決定在那個時候結束? 憶雯:樂團現在有一位新的貝斯手,還是有在巡演。至於第二個問題,其實我拍這個樂團,原本只打算拍一年,就是 follow 他們去歐洲巡演的一年。但在拍攝過程中,特別是 2018 年,我們看到了馬來西亞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是六十一年來的第一次。 同時,我也在 follow 他們的個人生活,例如樂團的吉他手成了媽媽,而主角 Faris,我當時則一直在等待他發生一些事件。最後,我們可以看到 Faris 進行平胸手術,而這期間馬來西亞國內也舉行了第二次大選。 所以我想,跟拍他們五年大概是一個很好的週期,既是他們人生的五年,也是馬來西亞政府五年任期的週期。而且後來比較開放的政黨贏得了選舉,我想這個時刻作為影片的結束非常合適。 Q2:主角 Faris 如何結合或說同時擁有,作為穆斯林的身分以及LGBTQ 議題行動者的身份? 憶雯:我認為因為Faris現在不在現場,也許由他自己來回答比較好。 Q3:在萬聖節派對之後,他們有一次用 Google Meet 的做了討論,想知道這個串連是怎麼發生的?他們在討論創傷之後,後續有沒有做一些社群連結、互相支持這類的行動? 憶雯:各位在片中看到的 LGBTQ 社群在網路上的聚會,是他們非常重要的社群網絡與支持體系。他們經常在網路上聚會,尤其在疫情期間,這類聚會進行得很頻繁。對於這些行動者的社群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彼此支持的活動。 Q4:我在最後跑字幕(電影片尾名單)時看到包括臺灣文策院等,幾個臺灣單位的 logo。想請問這部片在製作過程中,有什麼國際上的合作?如果這部片只在國內製作,有沒有遇到什麼相對應的困難? 憶雯:關於文策院在這部片的參與,那是在我當時參加 TCCF(創意內容大會) pitching 的時候,得到的一筆現金獎金。後來這部片其實也有一位印尼製片,我跟他的合作主要是創意、創作上的,而不是尋求資金的合作。當然,我們在國際紀錄片平台也獲得了一些資助,例如加拿大的國際紀錄片影展 (Hot Docs)及美國國際紀錄片協會(IDA)。雖然沒有拿到全額補助,但也不無小補。 Q5:導演如何跟被攝者建立信任的關係? 憶雯:我認識被攝者,也就是主角 Faris,是透過一位同事。這位同事的妹妹之前也曾在這個樂團擔任成員。我在拍攝之餘,也會跟樂團成員一起相處,聊我們這部片要拍什麼。我想我們的信任關係主要是透過這些拍攝之外的互動建立的。 Q6:這部片在馬來西亞境內的觀眾迴響如何? 憶雯:很可惜,這部片無法在馬來西亞放映,未來也不可能在那裡放映。 主持人:我剛才在外面也請教導演,有沒有其他可能。她說過去可能有,但現在…... 憶雯:現在對我們以及被攝者來說都很危險。 Q7:影片中出現一些使用英語的社群,很好奇為什麼會使用英語? 憶雯:因為我們(馬來西亞)曾經被英國殖民(觀眾笑)。在每天的生活當中,我們的日常語言上的使用是混著英文、馬來語跟中文的。 Q8:這部片一開始設想拍一年,但後來多拍了好多年。很好奇導演在這過程中怎麼分配前置、拍攝和後製?在過程中是否需要同時剪輯大量素材?又如何取捨保留下來的素材? 憶雯:直到製片加入之前,我都是自己工作。在孤獨的拍攝和剪輯的時期,很多時候是不太有動力的。直到我加入一個剪輯工作坊,認識了我的導師Hata桑(Takeshi Hata,秦岳志),他後來也成為這部片的剪輯顧問。以及再到後來,我的共同製片Mandy幫我在印尼找到一位剪輯協助完成這部片。因此在後製上,我獲得了很多幫助。 Q9:影片拍完之後,有沒有給樂團看過?Faris 最終有沒有給父母看這部片呢? 憶雯:在定剪時,已經給樂團看過幾次。我也有給律師看過做風險評估,律師有提供一些法律建議,比如一些實拍場景,我們需要做特殊處理,好讓它無法辨識。樂團成員其實不希望做這些處理,但我們仍告知他們確實存在風險。至於 Faris 的個人生活,很不幸的他的媽媽已經過世,所以他目前還沒有機會把這部片放映給家人。 主持人:請問以酷兒為主的影像創作,或包括樂團及其他藝術創作團體,在馬來西亞的數量或情況?有沒有類似於他們(Shh…Diam!)形式的樂團或藝術創作? 憶雯:我個人不太清楚馬來西亞是否有其他關於酷兒樂團的紀錄片,但我知道現在境內已經有其他酷兒樂團,他們是一個很緊密的小型社群。 Q10:請問導演,樂團在片中表演的場館通常是什麼樣的場館?另外一個問題是,影片裡看到他們的演出好像大多是自己的演出,請問他們會跟其他樂團合作嗎?觀眾在看的時候,比較是從酷兒樂團的角度出發,好奇其他音樂社群中的成員如何看待他們、與他們交流? 憶雯:他們表演的場館其實比較特別,因為馬來西亞很多場館對 LGBTQ 不友善。至於是否與其他樂團合作,他們確實會合作。在片中看到的演出,有些其實是在大型活動中,他們只是演出團體之一。他們會參加很多酷兒活動、 drag(變裝) 的活動,不一定是個人的演出。主要是龐克社群比較接納他們,但整個音樂社群的看法,我其實不太清楚。 Q11:為什麼想拍這部片?為什麼 Faris 會是主角? 憶雯:我剛開始其實只是想拍一部很好玩的音樂紀錄片,就這麼簡單。至於為什麼 Faris 會是主角,其實當初我花了差不多的時間跟拍了三位樂團成員的生活。後來進入剪輯階段,開始發現 Faris 漸漸浮現,才成為了這部片的主角。 主持人:這部片有沒有其他放映計畫?會在海外放映嗎,例如其他影展,或是在馬來西亞人的社群播放的機會? 憶雯:這可能要問我的銷售經理。 主持人:我們最後把時間留給導演,還有什麼想跟大家說的嗎? 憶雯:現在有個小小的工商服務,我知道臺灣禮拜六有一個同志大遊行,如果大家還沒準備好衣服或裝扮,我這裡有賣電影的小商品,不同顏色的內褲(全場鼓掌),上面印有片名,每件只要臺幣 200 元。歡迎大家多多選購,也謝謝大家支持馬來西亞的紀錄片。
片名:《愛的俘虜》 場次:10/21(二)18:40 光點華山一廳 主持人:女性影展選片人 謝以萱 與談人:剪輯師 克萊爾.阿瑟頓 Claire ATHERTON 口譯:李佳純 文字紀錄:楊昀鑫 主持人:在今天這個下大雨的晚上,能跟大家一起在這看香妲.艾克曼的《愛的俘虜》,真的很開心。我們今天非常榮幸、也很高興可以邀請到這部片的剪接師克萊爾.阿瑟頓來到現場,與我們進行映後交流。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她! 阿瑟頓跟香妲在過去這幾年有很多合作,是長達三十年的工作合作夥伴,同時也是非常親密的朋友。阿瑟頓在這幾天分享了很多她們在工作方法上以及剪接的思考。特別是她認為剪接非常講究聲音跟影像的韻律,以及節奏的流暢度。 《愛的俘虜》是香妲用 35 釐米膠卷拍攝的電影。先請阿瑟頓就這部片跟我們分享,她是從八零年代開始拍電影到現在,當然也經歷了電影物質性的轉變。她如何思考底片剪接、電影的物質性,以及到現在變成用數位方式剪接的差異? 阿瑟頓:這部片是用 35 釐米拍的,也是用 35 釐米剪的。我們剪輯是在巴黎附近靠近河邊一個很美麗的地方剪輯的,現在這個地方已經不存在了。在那個年代,當我跟香妲還在用 35 釐米來剪片,大家都覺得我們是傳統人士。 為什麼呢?不是因為我們不想要數位的方式,而是我們如果用 35 釐米剪,就可以去別的地方測試放映、看看感覺。也就是說,這個電影是隨著我們去不同地方慢慢長出來的。因為真的去做成可以沖片然後投出來的最終版本,要花很多錢,因此我們就是直接用35釐米剪,然後去不同的地方(放),看看效果。 這有點像是我在剪接課常會跟學生談的,究竟數位剪接跟傳統的膠片剪接有什麼不一樣呢?不管用哪種方式,工作都要有節奏,所以有不一樣的地方,也有一樣的地方。一樣的地方是你要有工作的節奏。以數位方式,我認為會有點太快,因為可能都還沒有去思考過,就開始動作。 但如果是用膠片來剪接,因為它是一個「手做」的事情,當你真的需要把兩場戲剪、貼在一起時──你需要用剪刀把底片剪掉,然後再用膠帶去把它們黏起來──這個過程中,腦袋就會開始運作。可能會去聯想到別的事情,而等到真的看了東西接在一起的樣子時,那可能又會給你一個新的想法。數位剪輯仍然可以有這個等待的時間,但就需要主動的提醒自己。 Q1:這幾天您在大師講堂還有其它的映後有分享過,您並不是那麼喜歡劇情片和紀錄片這個分界。想詢問像今天這部片是一個有劇本的片子,您在準備工作的時候跟其他的片子有什麼不同?延伸這個問題,想請問以這部片為例,有沒有什麼場景或鏡頭在劇本階段是有的、也拍了,但在剪接過程中才決定把它拿掉,或新加上去的?我個人的好奇是,男主角提出分手後開車載女主角去阿姨家的路上,他們在車上的對話有一些畫外音。我看的時候就想,這是不是後來才加上去,而不是在拍攝的時候就有的? 阿瑟頓:首先,有劇本或沒劇本,剪接這件事對我來說並沒有太大的不同。我在剪的時候,就算是有腳本的片,我也會忘記腳本內容。因為電影是由很多東西組成的,它有聲音、有顏色、有演員的姿態,甚至是像現場男主角的一個轉頭,或是他講的一些話,都是一樣重要的。像在這部片中,男主角在走廊上有沒有一路走到底?還是要在走到底之前我們就把它剪掉,這都關乎於電影的節奏。 回答你的問題,我們有沒有剪掉什麼或是增加什麼場景?因為時間已經很久了,我也不太記得細節。但回到我剛剛講的,不管有沒有腳本,我工作的方法是差不多的。重點就是在於細節,男主角是側面的、正面的,或是門有沒有打開、關起來,這些東西都不會寫在腳本上,但是我們在剪接的時候會精確的去控制。 Q2:阿瑟頓有沒有什麼跟女性電影工作者合作的心法可以跟我們分享? 阿瑟頓:所謂的跟女導演的合作方式,我認為那可能是一種大家在社會角色上的呈現。像是在日常生活中,女性要有什麼樣子的表現,男性要有什麼樣的表現。但是我在工作的時候,不會在意這些東西,而且也不會呈現在工作環境裡面。 我認為,在創意的工作上面,一個人的「脆弱性」才會是他創意表現的關鍵。有些男性或男導演,他可能表現得非常強壯、有力,但事實上他們只是把脆弱的部分隱藏起來。像我最近也有跟一位伊朗的女導演合作,她跟香妲就不是同樣類型的導演。以上就是我的回答。我看到的,或是在我合作的層面上遇到的,是他們的社會角色。 但我有觀察到有些女性,她們會不希望自己佔掉太多的空間(指工作場域中),那男性的話就比較沒有這種顧慮。不過在剪接室裡頭,我就非常鼓勵跟我一起合作的人,她需要多大的空間就去佔,這樣子我們才能共同把工作做好。 Q3:您在大師講堂提到自己很喜歡東方哲學「空」的概念,可以多聊一些您的想法嗎? 阿瑟頓:這有點一言難盡,而且我今天在這邊講也會覺得有點不好意思,畢竟大家可能比我還了解亞洲文化。 我從年輕時就非常喜歡中式繪畫中(水墨畫)留白的部分,我認為那才是建立連結的地方。以及中文字也是透過一層、一層疊起來才有意義。像我自己蠻喜歡的一位唐朝畫家(詩人)王維,他的畫都只用黑色,沒有其他色彩。他也只要用黑色來表現就足夠了,彩色反而太多、太複雜。 另外,我還想舉的例子是唐詩。我年輕的時候讀唐詩,發現到唐朝的詩人不會用「空字」來描述心理的狀態。我所謂的空字是指「啊」、「喔」這樣的字(語助詞)。唐詩用的都是有實質意義的詞,比如實質的顏色、描述季節或是動詞等等。這不太容易說明,但延續剛剛講的,我一直很喜歡中華的藝術或生活方式。 其實在成為剪輯師之前,我反而是先學中文,後來才從事藝術創作的。2009 年時,我在一個影展當評審,就有人問我:「妳是怎麼踏入剪接這一行的?」我才意識到,我沒有真的學過剪接。反而是從我喜愛的中文詩詞、繪畫藝術或是寫作來連結到我思考剪接的一些概念──要留白,讓那個空間給不同的觀眾自己去建立連結。因此,剪電影的時候我會選擇留白、給大家一個簡單的影像,至於要怎麼看、怎麼想,就是觀眾個人的看法。 主持人:這場是今年女性影展的阿瑟頓出席的最後一場映後,最後請阿瑟頓再跟觀眾說幾句話。 阿瑟頓:非常謝謝影展的邀請,也很感動可以看到大家看完電影都會留下來聽映後座談,又都這麼專心。我很開心,也替香妲感到非常的高興。感謝女性影展的邀請,能夠讓我來這邊把我的兩個熱情,電影跟中文,結合在一起。像我每次在捷運看到標語「小心」兩個字,這兩個字對應的英文單字是"little heart",組合在一起後有了Be careful的意思──中文字就是有這麼多的意象,我真的覺得很美、非常的喜愛。謝謝大家!
片名:台灣競賽短片輯#3 |:《褪皮 以及露出來的》、《風的前奏》、《吹得到海風的地方》、《蒸發書簡》 場次:10/21(二)21:10 光點華山二廳 主持人:女性影展選片人 謝以萱 與談人:《褪皮 以及露出來的》導演 林南彤、《風的前奏》後期製片 陳柏宇、《吹得到海風的地方》導演 陳韶君、製片 賴方伃 文字紀錄:魏安琪 主持人:很開心在今天這個下雨的晚上,跟大家一起觀賞女性影展臺灣競賽的短片,我是女性影展選片人謝以萱,我們很榮幸可以邀請到其中三部作品的劇組來到現場。有《褪皮 以及露出來的》導演林南彤、《風的前奏》後期製片陳柏宇、《吹得到海風的地方》導演陳韶君和製片賴方伃,歡迎你們。 這幾部片子都在處理不容易的題目,很多是切身的經驗並跟記憶有關係。先請兩位導演跟我們分享,是在什麼樣的脈絡跟背景下,決定把這個經驗做成現在看到的作品? 林南彤:大家好,我是第一部作品動畫短篇《褪皮 以及露出來的》導演南彤。其實這部片一開始是更實驗性的作品,我在嘗試怎麼透過動畫呈現「觸覺」。在探索這個主題的過程中,我才慢慢的發現,有一種觸覺經驗在我人生中是很重要的,就是疼痛的經驗──特別是自我傷害的疼痛,是我比較想去處理的個人情感主題。 陳韶君:我是《吹得到海風的地方》導演。這部片一開始想拍攝,是因為「臺華輪」是我從小到大回外婆家的船。自從外公離開後,我大概七、八年沒有再回到澎湖,直到有一次看到臺華輪要退役的消息,才決定要把它拍下來。 主持人:順著韶君提到「臺華輪要退役」這件事,很好奇在拍攝現場的大概情況。是否可以跟我們再稍微描述一下? 陳韶君:拍攝時,其實就是我和我的夥伴方伃、攝影慕勝,還有另一位夥伴一起。有時候是我們三個人,有時候就我和攝影師兩個人,有時候則是四人。我們搭著這艘船,從高雄到澎湖一趟大約要六到八個小時。在這段漫長的航程中,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待在船上,凝視著船上的人,同時也和暈船奮戰(笑)。 主持人:待會也想多詢問聲音的部分,因為我知道方伃也有負責錄音,而像南桐和柏宇參與的作品中,聲音也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先請柏宇跟我們聊一下,身為動畫的後期製片,在聲音上是否有參與?或也可以向現場觀眾說明,動畫的後期製片主要需要做哪些工作? 陳柏宇:其實我要老實說,雖然我掛名動畫的後期製片,但很多後期工作像調光,都是小珊導演自己完成的;混音的部分則是她和混音師一起進行的。從 2021、2022年她剛有這個故事想法到初剪出來,我一路都在故事發展上陪著她,有針對不同版本提供回饋,一直到最後定剪,甚至到現在都還在參與。在技術面上,其實她自己做了非常多,而我主要是從旁支持、給她意見。可能我比較能和大家分享的,反而是她的生命經驗,例如她為什麼要做這部片?以及在這兩、三年製作過程中,所看見的那些事。 主持人:原本以為這部分可能不太方便代替導演回答,但如果你其實參與很多,可不可以多跟現場觀眾分享? 陳柏宇:例如,一開始做這個題目,其實是臺中市新聞局的一個案子。因為小珊導演是后里人,她很希望把自己家鄉的故事寫進作品裡。再加上她的外公是薩克斯風工匠,她就把這樣的題材融入故事中。在結束臺中市政府這個案子之後,她又花了兩年半的時間,把這個故事打磨得更加完整。 主持人:回到南彤在片中對聲音的處理,《褪皮以及露出來的》裡使用了許多帶有音樂性的旋律與聲音,很好奇妳如何思考這部分? 林南彤:這有個蠻有趣的過程。當我確定視覺風格和分鏡之後,其實猶豫了很久「聲音設計的部分,到底要把音效和配樂分開給不同的人做,還是要合在一起做?」大家現在看到的最終版本,是合在一起完成的。之所以這樣選擇,是因為中間有許多音效和旋律最後是結合在一起的。我希望那種綿密的觸覺聲音能與旋律融合出現,而不是分開由兩個人製作,也因此現在這個版本的效果會更綿密。除了聲音之外,視覺的後期是我自己完成的。我覺得蠻有趣的一點,也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媒材的結合──大家在片中可以看到,我將許多原本來自紙上、電腦上,或不同質地紙張的素材疊合在一起,藉此創造出一種更具觸覺性、也更豐富的視覺經驗。 主持人:再請問《吹得到海風的地方》這一組。很有趣的是,這部片保留了渡輪的環境音。能不能請跟我們分享一下這部分的想法? 賴方伃:我大學是念電影系,但專業並不是聲音。不過在前期和導演討論時,就覺得影像和聲音對這部片一定非常重要。我們每次上船時都會盡量準備充足的錄音器材,還會帶兩支Boom(收音設備)。由於我們的人力編制很少,我就決定這次嘗試用自己的耳朵去參與這部片的創作。很有趣的是,平常我都是用比較視覺的方式在製作影像與電影,但到了臺華輪上,我們經歷了各種不同的天氣。有一次剛好遇到大颱風,半夜我和導演都睡不著,就坐在甲板上,拿著兩支毛茸茸的 Boom,戴著耳機聽著狂風暴雨。那個時刻我感到很特別,發現「原來颱風天海上的聲音是這樣的」,沒有我想像中那麼激烈。 其實,我們身處在一個很艱困的環境裡(指船上),我能做的,就是盡可能把臺華輪一樓、二樓、甲板等不同空間的聲音錄下來。然後交給後期的聲音設計,去重現並建構出那個空間,好讓觀眾也能感受到。 主持人:繼續詢問《吹得到海風的地方》,颱風的聲音有用在電影裡嗎?是否可以分享你們是怎麼把它運用在這部作品中的? 賴方伃:颱風的聲音好像沒有實際用到。不過有一段,大家應該有看到水淹上甲板、畫面比較暗的部分,那應該就是颱風天拍的。 陳韶君:因為颱風那天攝影師暈船,我們也快暈船了(笑)。風浪太大,我們根本沒辦法站在外面,攝影機也架不穩,就只好舉著 Boom 錄音。那天我睡不著,就叫她(方伃)陪我一起。 Q1:請各位跟我們分享一下,在拍攝自己的作品時,對你們來說最具挑戰的事情是什麼?或在團隊裡討論最多的部分是什麼? 陳韶君:其實我一開始只想去拍臺華輪。我知道自己之所以會想拍臺華輪,可能和我外公有關,但當時並不太知道要怎麼去觸碰這個題材。對我來說,連在提案時要跟別人好好說出「我經歷過這件事」都很困難。從開始拍,到真正去面對這件事,最後決定要拍我媽媽。整個過程中,最困難的部分大概是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做了一個很自私的決定?」也就是決定要拍自己的家人。因為這件事對我媽媽或外婆來說,應該都是很大的傷痛,所以要調適「不覺得自己自私」這個心情,其實很不容易。 林南彤:我覺得對我來說,最大的挑戰可能是在分鏡和節奏上,也就是對故事性的掌握。就像剛才提到的,這部作品一開始是從一個很單純的視覺實驗開始的,所以在後來加入故事時,我有點擔心兩者的結合會不會很困難。因此,我在分鏡設計上花了不少時間,也改了非常多版故事,一直在思考這個作品要放多少劇情進去?還是乾脆讓整部作品都是有劇情(敘事)的。 陳柏宇:我只能從我觀察小珊這一路過程來和大家分享。我知道她花了大約三年的時間,其實很長。一開始,臺中市新聞局的補助有點拮据,所以她算是硬著頭皮把它完成。再加上那段期間她也經歷了生產,整個製作期並不容易。在故事上,她轉化了許多自己的親身經驗,包括主角高中生這個角色,我覺得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她自己的投射。她在挑選主題、最後梳理出最核心、最想說的內容時,也花了一段時間。我們剪接到最後幾個版本時,其實有更清楚地在結局的地方把重點畫出來。 Q2:在《風的前奏》結局的幾個版本中,你們有在哪些版本裡做過比較大的討論?或者說,最後為什麼決定採用現在觀眾看到的這個版本? 陳柏宇:結局的大方向,包括主要場景,其實從一開始就已經確定了。但在其中一些細節上,與前幾個版本有所不同。例如,原本有一段是爸爸半夜起來做薩克斯風的戲份比例比較多。最後我們決定聚焦在主角對夢想的看法,就像片中他和同學討論「到底是麵包重要,還是夢想重要?」我們最後是希望能呼應這個主題,讓整部片結束在主角身上。當然,家人對我們來說仍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只是最後我們選擇把家人的部分稍微沖淡一些,讓主角更突出。 Q3:其實同樣的問題也可以回到南彤,妳剛剛提到在故事軸線和分鏡上做了很多思考。很好奇,目前我們看到的版本,和你一開始想像的有什麼樣的落差?我在看某些畫面的時候,覺得那種「痛感」非常明顯,有時甚至是一種更直接的體感。 林南彤:我覺得蠻值得分享的是,中間有一小段其實非常抽象,如果大家有注意到,會發現那裡是一鏡到底,也是個非常需要依靠感覺去理解的段落。我後來決定讓那一段成為整部片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褪皮之後露出來的是什麼?」這個問題。 最後這樣安排的原因,是希望觀眾觀看這部片時能有一種很直接的體驗,而不是去分析這個象徵或符號代表什麼。讓觀眾在觀看的當下就能感覺到:「喔,好痛喔!」這是我最想在這部片裡做到的事,也是現在這個版本會這樣呈現的原因。另外也可以分享,這個版本之前其實還有一些比較天馬行空的嘗試沒有放進來。比如我曾做過肢體表演,再用轉描的方式把它畫出來,最後再和劇情結合。但後來覺得不需要那麼迂迴,我們想表達痛,就應該直接把「痛」畫出來。 Q4:剛剛韶君提到,在拍這部片的過程中,一開始是從臺華輪切入,但妳背後真正想處理的其實是「家庭」這個課題。很好奇,妳是怎麼在記錄臺華輪即將退役的同時,又開始拍攝媽媽,並回溯媽媽的日記?可不可以再多描述一下,妳如何把這些元素慢慢組織起來? 陳韶君:其實我是在剪輯的時候,才真正開始思考這部片該怎麼說比較好。老實說,在拍攝時就是能拍什麼就拍什麼。像臺華輪,一開始我就決定要大量拍攝船上的人,以及那種凝視的感覺。因為對我來說,在臺華輪上有一種時間被鎖住的感覺。船一開,就收不到任何訊息,要過很久很久,等手機突然跳出訊息時,才發現船快要到了。再加上船上有許多生鏽、老舊的地方,對我而言,那就像是我某個被封存在船上的童年。我得在那些生鏽的痕跡裡,把它找出來。而我找到的方法,就是透過凝視,以及和我媽媽的訪談。 其實我原本以為和媽媽聊天時,她會分享關於外公的記憶,但無論我怎麼問,她總是只說他是怎麼離開的。當這種事發生時,會很糾結「一個這麼親密的人,為什麼沒來得及跟你說再見就走了?」對我來說,這就是整個過程中最重要的發現。我們在澎湖拍攝時,也遇到了許多我從小就認識的阿姨、叔叔。其中有一位阿姨是最後見到我外公的人。她告訴我,外公當時跟她說了「さよなら(莎喲娜拉/珍重再見)」。我覺得那很有意思,她在說這段話的時候,一開始還不小心口誤成「他跟妳說さよなら」,但其實她想表達的是外公跟她說さよなら。對我而言,那句「さよなら」就像我搭上這艘船好多年了,始終不知道什麼時候能下船。這句話讓我覺得,我雖然沒有真的下船,但這個船也許某一天可以抵達。 所以片中「さよなら(珍重再見)」重複了兩次,是阿姨在訪談時真的講了兩次嗎?不是導演刻意重複的? 陳韶君:是她真的講了兩次,因為阿姨第一次發現自己講錯了。 Q5:請各位分享,在創作過程中有沒有讓你們印象最深刻或最難忘的事?另外,因為你們的作品在女影之前,其實也都有在臺灣其他地方或影展放映過,如果有收到什麼特別的回饋,覺得在這個場合適合和大家分享的,也都非常歡迎。 陳韶君:如果要說的話,我最想表達的是,我非常感謝方伃。她雖然掛名製片、收音,但實際上做了非常多的事,更重要的是她是一個非常溫柔的人。我之前一直沒有回澎湖,最大的原因是我不敢回去。而在整個創作過程中,方伃除了陪伴之外,最重要的是她總會時不時給我一些溫柔又客觀的建議,避免我太過自溺或陷在悲傷裡。所以我真的想說:「感謝啦,方伃。」 賴方伃:我想分享拍攝過程中自己的一個體悟。那次去澎湖時,我們在導演外公最後遇到人的那家早餐店拍攝。原本我以為拍片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當我們三、四個人拿著攝影機、舉著兩支很大的 Boom,在早餐店裡顯得非常突兀時,我卻發現澎湖島上的人依然照常過生活,完全不受影響。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拍片當然重要,但它並不是什麼偉大的事。它有它的意義,但日常生活才是真正重要的。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回到生活,生活最重要。」 林南彤:我的心情有一點類似。因為做動畫其實是一個很勞務性的工作,除了美術設計、分鏡設定外,後面的製作就是一種勞動。所以在創作過程中,我常常感覺自己是在「勞動」,而這個勞動反而是最重要的部分。除了設計與風格之外,動畫之所以能感動人,某種程度上就是因為裡面有這份勞動的痕跡──觀者能感受到我花了時間、花了身體去完成這件事。這也反映在我的作品主題裡,它是一個非常身體性的過程,而這種不斷重複、實踐的過程,本身就是最重要的。 陳柏宇:我也想分享一下。因為我本身是拍實拍片出身的,這是我第一次和小珊導演合作,也因此有機會接觸到動畫。我們拍片時有一件有趣的事情,也就是最後補拍的那場戲──哥哥在颱風天準備外出找妹妹,途中經過幾個電玩機台,颱風把辦桌的東西吹倒。那幾個畫面拍得很趕,導致有些小小的失誤。 因此,後期在做合成的時候,小珊便用了些巧思,以動畫的方式把拍攝中的小失誤變成了一個設計。她讓貓突然跑出來,讓畫面的震動成了角色心境的一部分。當我看到她用這樣的方式解決問題時,心裡就想著:「哇!太酷了,就像魔法一樣。」 主持人:謝謝!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提醒──生活比我們想像的更巨大,而電影永遠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再次謝謝各位,謝謝方伃、謝謝韶君、謝謝南彤、謝謝柏宇,也謝謝現場所有觀眾。我們一起好好生活、好好看電影。
片名:《歡迎來到北車大客廳》 場次:10/19(日)12:10 光點華山二廳 主持人:陳慧穎 與談人:導演曾文珍、主要拍攝者Pindy Windy 文字紀錄:鄭羽妡 主持人:今天真的非常高興有這麼多觀眾來看《歡迎來到北車大客廳》,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本片的曾文珍導演,以及這部片的主要拍攝者之一Pindy Windy來到現場,請大家熱烈歡迎他們。 相信大家都知道北車事件,可能常常不斷地在新聞版面上跳出來。北車這個公共的場域,長期以來是文化、政治,或是各個商業活動非常活絡的區域,某種程度上,也顯示出文化權力不平等或不對等的一個狀態。這部片很難能可貴的是,提醒我們這個場域的存在、記錄了很多人跟人之間的互動,還有非常可貴的對話在那裡發生。 文珍導演是長期關注移工議題,十分有經驗的一個重要導演。從2011年的《夢想美髮店》,一直到2020年的《逃跑的人》,再到今天大家所看到的這部片,非常難得的記錄了方方面面的移工處境。 想要先請文珍導演簡單分享一下,為什麼當初會決定拍這部片?又是怎麼樣去遇見片中的主角。 文珍:先謝謝女性影展、謝謝現場這麼多的觀眾。觀眾裡面也有我長期的工作夥伴、我的學生,還有在這個片子幫我協力很多的朋友們,先謝謝大家。我也要謝謝女性影展長期提供一個平台,讓我的作品可以在這邊放映,這是我的第六部作品,很感謝女性影展這麼慎重的放映。 剛剛提到,我其實在2020年有一部《逃跑的人》在女性影展進行世界首映,在拍片的過程裡,曾經進到一個卡關的狀態,跟我拍攝的失聯移工有些關聯。總之,我在創作上卡住了,剛好有朋友向我提議,「妳要不要嘗試拍另外一個印尼移工的紀錄片?」,因此我就到了北車lobby(大廳)。我的方式就是坐在那邊,在北車開始認識一些朋友,也因此就認識了Pindy,以及大家在片中看到的這些人物,並開啟了我另外一個拍攝。 我認為,有時候我們人在什麼樣的狀態之下跟人相遇,是一種緣份。對我來說,創作上碰到卡關,可能會覺得「哇,這世界怎麼變成這個樣子?」可是當我去到北車大廳,遇見從印尼來的這些朋友,她們是那麼的樂觀、那麼的勇敢,給了我很大的鼓勵。昨天金鐘獎頒完最佳女主角,對我來說,她們這四位(片中主要拍攝者)都是我心中的最佳女主角!跟她們互動的過程中,我也有很多的學習。拍紀錄片必須要找到一個對象,這個對象可能是可以鼓勵、鼓舞你的人,所以我們才會繼續往前走,克服很多困難。在這個旅程中,比方我也碰到了疫情的那幾年,拍攝上面臨很大的卡關。今天可以完成非常的感謝(拍攝對象),包括像Pindy,她今天也來到了現場。 主持人:也請Pindy簡單的跟大家打聲招呼,簡單的分享跟文珍導演的合作過程。 Pindy:大家好我是Pindy,我認識文珍導演蠻久了。她很辛苦,一直跟我們印尼移工的朋友們——其實不只有印尼,還有越南的——很有耐心的拍我們,讓大家看到自己的故事,我們都很感動。 作為外國人,在臺灣生活真的不容易。我從移工到現在創業,這個過程也遇過不少困難,很多事有時候沒辦法很完善,或者也沒有辦法處理。透過這個故事(紀錄片),可以讓大家都知道有這樣子的外國人在台灣生活。 主持人:請問文珍導演,這部片除了四個主要拍攝者之外,很重要的一個主角之一,就是「北車的大客廳」。請導演先簡單分享為什麼會以北車作為拍攝地點? 文珍:北車的lobby(大廳)是個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大家會看到很多移工朋友,尤其是印尼移工朋友,在假日聚在一起。那個地方的上的黑白格,大家可以席地而坐,是一個非常開放的場域。我一開始到那邊去跟他們認識,有時候也沒彼此介紹,就只是坐在那,他們就會招呼我們說:「欸!你要不要吃個什麼東西啊!」、「要不要看這本書啊!」我就透過這樣方式跟他們認識了。 當然,我跟這些移工有蠻長時間的相處。比如說像Yusni,當時我在那看到一個華語講得非常好的年輕人,因而開始跟她有些互動。我覺得我在北車是完全被接納的,在那席地而坐的時候,是很舒服的一件事。 我在那剛好也有記錄到,比方他們去陳抗,以及北車外面很多印尼的活動,或是開齋節結束後,大家也都聚集在那。這些都讓我覺得,那個地方真的很棒,我很正面的思考這個場域,那是一個很美的文化風景。 Q1:導演不只拍攝移工,也進入到雇主、或是他們比較私密的情感展露。想請問導演,在田野的時候做了什麼樣的功課,怎麼跨越這些難度? 文珍:我沒有做什麼功課欸,就是要花時間。我在學校裡面教田野調查,當然也會教一些「方法」。方法你不用,它永遠就是方法,所以你就是要去做。 我的方法就是一直坐在那邊讓他們看到我,讓他們這個群體知道有我這個導演在。我是拿攝影機要去拍攝的,日久生情,他們就接納我。當你要再往內部一點,談比較親密的東西,他們才有辦法真的去談。 就像我跟Pindy的互動,我本來也只是她認識的一個臺灣人而已,但我可以從北車到跟著她到她在台中住的地方……應該要問她(Pindy)——「妳當時為什麼會相信我?」 Pindy:導演很friendly(友善的),我們都不會覺得「妳是妳、我是我」,因為我是外國人就覺得怎麼樣,我們很放心的跟她分享自己的故事。感到放心的時候,就願意讓她這樣拍。其實有很多這樣的故事,可是沒有被臺灣人看到,藉由這個方式,也可以讓臺灣人看到我們的故事。 Q2:片中其實有提到Pindy碰到關於雇主性騷擾的事件,我覺得這樣的事情在臺灣好像慢慢變得有點屢見不鮮了。為什麼會特別放入這段,後來又是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Pindy:我以前當移工的時候遇到很多困難的,也換過很多、很多的雇主,跟雇主也有過磨擦,這些都很不容易。我做為移工來台灣,目的是為了賺錢。後來學習捏麵人、開始辦活動,才感覺自己可以跟臺灣人一起生活。也因為有了安全感,我可以和導演分享我的故事。 當移工一定都跟雇主簽了合約,因此我在外面沒辦法有其他收入,或去學習任何東西。有些公司、NGO組織,讓我幫他們辦活動,同時又可以學習到很多事,我就跟他們說:「我想留在台灣,可是不想當移工。」因為當移工就只有照顧阿嬤、阿公,無法做其他事。 我在印尼不會有人稱我為藝術家,可是我自己創業之後,大家都叫我「藝術家!藝術家!」當然,有很多事我也還不明白,但在臺灣有很多老師們,這些朋友都願意教我,而我也願意學習。 像我這樣的例子可能不多,但創作改變了我心裡的念頭,我就開始有了想成為捏麵人藝術家的想法,也許會遇到困難,但我還是想要改變。我開始有了創作計畫,也嘗試申請補助。這個過程中,也曾因為沒辦法拿到自己政府的證明,沒有順利申請到。我有向一些朋友求助,他們很都願意幫我,建議適合我能力的方式,讓我可以申請到資源創業,我也因此慢慢的改變了自己的生活。 文珍:你剛剛要提的是關於那個阿公的事情。我簡單講一下,剛剛主持人慧穎有提到,為什麼拍《歡迎來到北車大客廳》?「空間」在我片中是一個蠻重要的主題。空間跟房間,她(Pindy)是有自己的房間;Umi是跟小朋友睡在一起;Tantri因為有一個房間,她就擁有很多的自主能力。 這也是為什麼會需要北車這麼一個開放的空間,因為移工朋友到臺灣來工作,他們並沒有一個真的可以讓他們有休閒活動、或是放假,可以真的很relax(放鬆)的地方。那對很多移工朋友來說,他們回到家裡面其實是工作的——我們回到家是休息,可是對他們來說,回到家裡面是工作的。 我記得我認識Pindy不久,她就跟我提到雇主有這樣的(騷擾)事情,當時我其實非常無力,不知道怎麼去幫她。就算我們去申訴,或是打電話給仲介,我相信仲介是不會想去處理的。這是個有非常多困難的事。尤其,現在臺灣看到很多#metoo事件,很多都有舉證上的問題。所以對他們(仲介)來說,有時候是做不了甚麼處理的。 像Pindy就是用她的方法去度過那一段我認為是很辛苦的過程,但我能給予的幫助也很有限。 主持人:補充一下,Pindy的經歷看了其實讓人心情很複雜,但我想也更凸顯了照護工作的困難處境。尤其是在雇主家中的照護,很多時候移工都處於一個得看雇主提供什麼樣環境的狀況,或很多時候就是像Pindy分享的,她們要自己去改變。 Q3:Umi那段她使用手勢作為開場,我蠻好奇的是Umi自己想要這樣做嗎?還是你們有討論出一個比較適合的方式。而像Pindy則有從事創作,我覺得這部片有很多是用藝術的角度去切入,這個角度在移工議題作品中,似乎也比較少看到? 文珍:因為我無法預期可以拍到什麼東西,必須想辦法解決在影像上的呈現。我的做法是在四個不同的人物身上畫重點,找出一個她的強項吧。這個說法比較白話,找出人物的一個強項去展現。 比如像Pindy,關於她雇主(性騷擾)這件事情,我一開始知道後也不知道如何呈現,後來想到因為她有創作紙黏土,我認為就可以用這個形式讓她展現。拍攝過程中我也有跟她討論,問她:「這段妳願意講嗎?」她願意講,我就把它呈現出來。 然後,我覺得Umi是一個才華洋溢的移工,她們到臺灣工作都受限在移工的身分上,但關於這個人物的存在,我們鮮少去了解她們在工作之外,到底是怎麼樣的。她們的生命其實還有很多可能性,甚至是才華洋溢的,我也覺得只要雇主願意給她們一些空間,她們都是可以發揮的。就在這樣的想像之下,我請Umi去做一些她的展現。我覺得她聲音非常好、歌唱得非常好,我就用這個特點展現她的部分。 加上疫情三年期間,我幾乎沒辦法拍什麼,尤其雇主就希望她們不要出來互動。那沒有影像,我也要去想像可以怎麼呈現。 Q4:導演已經花了很多的時間拍攝移工主題,我感覺這部片有比較多是關於離別。想請問導演,這會是妳關注移工這方面的最後一部作品嗎?是否會開始往下一個題材發展? 文珍:先宣傳一下好了,請大家去幫我們粉絲專頁按個讚。 我很感謝女影後續也已經安排了一些巡迴放映。另外,我現在手上還有一部作品《世紀初戀 楊麗花》,希望明年有機會跟大家見面。同時,我還有另外開啟一個題目,正在前期的拍攝,期待未來可以跟大家分享。 作為一個紀錄片導演,這麼長時間做一個勞動者,又做一個創作者,同時維持生活、維持創作,其實有好多拉扯。這部片子妳看了「離別」,我覺得我是剛好在一個狀態下,碰到了她們,就被吸引過去了。然後拍下去,一拍也拍了七年。 每個階段,我都在調整自己、找尋自己,因為有想說的話,我就去拍。我也沒什麼強項,偶爾教教書,然後繼續拍片吧。我也覺得我很幸運,可以碰到很不錯的被攝者,她們都鼓舞我很多事情。 主持人:在這部片當中,可以看到多元面向、各種身分的交織,讓我覺得最不可思議的是,我自己也不斷的在導演的影像當中,看見非常勇敢女性們的身影。今天再次感謝曾文珍導演,還有Pindy來到現場。
片名:【台灣競賽短片輯 # 2】 場次:10/19(日)14:40 光點華山 二廳 主持人:史惟筑 與談人: 《近視》導演 張善淳、演員 陳亭之、演員 張欣、《跳房子》配樂 陳千煒、《貓與雞》導演 朱凱濙、《山裡走走》導演 全懿儒 文字紀錄:林亭妤 主持人:請各位導演、劇組代表跟大家分享你們的創作動機。 張善淳:我大學的時候是學劇場的,當我開始想要拍電影時,就想要找到一個只能用電影來說的故事。我認為視覺這個元素在電影裡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項目,我想要用故事融合視覺元素。同時,我對兒童成長的這個主題也有些自己的感想,或說想要表達的事,所以我就把「近視」跟「兒童成長」結合在一起。拍這個片想要傳達的是,就算你擁有一個不是很好的家庭、或出生於一個不能提供你養分的家庭,但是你也能夠擁有自己決定未來的能力、勇敢的走出去。 陳千煒:《跳房子》導演劉人鳳今天剛好在高雄參加另一個影展,她問我說可不可以來參加,很榮幸可以代表劇組來這個映後座談。 關於這部片的音樂,導演一開始有先給我一些reference。其中,就有丟了一首歌〈Take Me Home〉,是首英文鄉村歌曲;還有另一首〈離家五百哩〉,都是偏鄉村民謠的調性。導演確實希望以這樣調性的音樂,貫穿整部片。紀錄片是她帶著小時候住的家的微縮模型,去尋找四散台灣各地的家人。我一開始就做了中間一首歌的詞曲,但本來應該是要找別人唱才對,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可能導演很喜歡我錄demo的聲音(笑),所以最後用的其實是我的聲音。我剛看的時候,還是覺得應該要找別人來唱,可能找比較滄桑一點的人聲更適合。 我在看這部片時認為可以想像的是,我們比較年輕的時候,對於記憶跟一些人之間的相處總會覺得很理所當然,但可能你漸漸長大以後,再回過頭來看,才發現這些回憶的片段或情緒是很可貴的。而可能到這時候,我們才有能力慢慢把這些記憶撿拾、珍藏起來——我就是帶著這樣的想法把中間這首歌寫出來的。我也用它做了一些音樂上的變化,變成片中比較前面的配樂以及片尾的音樂。 朱凱濙:《貓與雞》的創作起源,是一開始我就想拍一個關於年老母女的故事——一個單身中年女性跟她的老母親。我就在思考,她們會面對最大的難關可能會是什麼呢?可能就是面對其中一個人離開。但如果直接拍媽媽死掉的話,可能又是太過簡單的切入點,我就持續地想,看有沒有其他的角度或是個沒有那麼簡單的拍法,去拍這個故事。後來才想到,用她們共同面對一隻貓的死亡,來帶出女兒對媽媽未來可能死亡的一個彩排。這就是我靈感的源頭,接著就寫下了這個故事。 全懿儒:《山裡走走》是我第一部(劇情短片)導演作品,我一直在想要以什麼樣的作品跟大家對話,剛好發生了王光祿狩獵事件。而電影之中故事,則是來自於我爸爸跟弟弟很常去山裡走走的日常。我當時就想,「我們的日常怎麼對社會大眾來說,會是一個罪呢?」我很想用影像去拍出來。 另外,藉著今天的機會我想多分享一件一直沒提過的事──我片中最後面的片尾曲〈獵前祭槍歌〉其實才是這部片的真的想表達的靈魂所在。(布農族古調)〈獵前祭槍歌〉受邀在很多國家級地方表演過,很多地方會請布農族上台唱這首歌,但大家都不知道這首歌真正的意思。它的意思就像片中一樣,我們(族人)是被引導看到鹿、看到山羊,我們是邀請牠們來到我們的面前,而不是一種上對下的去獵殺或獵捕。大家可能在搭捷運也聽過這首歌,者看原住民表演會常常會聽到,可能聽到都只是覺得旋律好聽,背後的意義都不太知道。因此,我也想藉由拍這部片,通過音樂以及影像,讓我們(布農族)的文化更被大家認識。 Q1:觀看《貓與雞》這部作品時,感覺相對是以視覺影像來說話,而不是以文字(對白)。想請問導演從劇本到拍攝,比方與攝影師或剪輯討論時,您的想法? 朱凱濙:劇本主線跟拍出來是一模一樣的,但是也跟現在的很不一樣。我是寫完劇本後去勘景,我去跟當地的人聊,也和演員聊,整個過程都會一直修我的劇本。甚至實際在拍攝時,我也一直在修。 比如說三個角色一起聊天的那個場景,本來我們還想要拍他們開車,兜來兜去,想著要不要回去那個地方拿那隻貓。但拍攝當下,我們覺得那個討論其實不用再繼續,觀眾已經知道了。當時,現場就看到下面有一棵很漂亮的樹,我剛好想到媽媽台詞講到「死貓吊樹頭」(一種台灣民間習俗),於是我們就臨時拍了那場戲。也因此,後面劇本就全部改了。 那為什麼貓要火化呢?譬如說有一場戲,媽媽提到是雨的問題,那也是臨時加的。因為那天下大雨,但劇情又要他們燒貓,我覺得這個邏輯好像不通,但我跟夥伴一起討論的時候,就聊到因為老人家很重視「時辰」。我就跟媽媽說,妳就是一定要現在燒,因為妳覺得這個是吉時,不燒就會不吉利,貓可能就會變妖精之類的。因此,我就給了這些指導,所以他們才有了這些對話。有些戲是在劇本裡面的,但也有些不在。 至於場面調度的話,因為我們受到預算限制,整部片都沒有打燈,劇組就想了比較簡單、直接的方法去拍。我和團隊在開拍之前已經討論過大概的鏡頭,也有一些reference。因為我們知道大家都在同一個電影美學的標準,不會相差太遠,到了現場還是有隨機的、有機一點的變化。 Q2:想問《山裡走走》的導演,片中蠻多自然音的部分。有哪些山裡面聽到的聲音,可能在布農族裡是屬於比較不祥的預兆,必須要趕快撤離的狀況嗎? 全懿儒:在我們的文化裡(不祥預兆)是「蛇」──兒子看到蛇的時候,爸爸跟他說,不要再往上找了趕快下來。 蛇很有趣,牠在我們布農族語叫做「kaviath」,意思是「朋友」。因此只要看到蛇,意思是「你的朋友在告訴你,再往前走就會有危險」,看到蛇就不能再往前了。至於聲音的部分,其實在山林裡,我們會分好的靈跟壞的靈,要自己用心去聽。我們聽到這個聲音在這個當下也許是好的,但下一刻當你看到蛇,也許在父親的判斷中就是不好的。這部份倒沒有特別說看到什麼、聽到什麼是不好的,主要是那個靈給人的感受。可能像爸爸有他的經驗,他會知道說那些聲音給他的感受,但如果是指我們文化比較具體的禁忌,那可能就是蛇。 Q3:請問《山裡走走》的導演,電影前半段基本上是跟拍的視角,沒有很強烈的有一個攝影機在旁邊,感覺觀眾是在一個自然視角中看著這對父子上山。請問在拍攝技巧上,在比較黑暗的森林中,又要營造一種攝影者不是特別強烈的在場,你們是怎麼設計這個拍攝視角的? 全懿儒:一開始我跟攝影師確實有討論,我們一直很想用「靈」的視角來看──就是用靈的視角看有人類進入到這個森林。但嘗試後,這好像有點難。包含第一顆鏡頭跟後面幾顆,以及最後面也是,想要呈現靈的視角,但在第一天拍攝時,我們就覺得好像失敗了(笑)。 整部片的拍攝,我們是有分鏡的。因為劇組真的是在天黑的時候入山,這是很危險的,因此我們一定要確保機位會下在哪、演員的動線是什麼。前期的功課也做很多,勘景也做很多、很細。也許有些表演難免會被限制,但我們會在表演跟機位中間去做取捨,該貼近演員的時候就貼近。可能有感覺靈靠近的鏡頭,然後遠遠的話,像是大山的靈在看著,確實有想要做這樣的嘗試。 Q4:《跳房子》在聲音的處理上,實拍跟動畫的部分是怎麼做區分?弟弟在片中好像沒有露臉,有點好奇為什麼用這種視角去拍攝? 陳千煒:我先回答音樂的部分。最後面片尾的地方有一些動畫,我們那時嘗試蠻多不一樣的風格。導演希望就用片子前面的音樂去做變化,她一開始想要我做類似新年的氛圍,因為她覺得新年在華人文化裡面代表團聚。因此,我就把那首音樂做了類似「恭喜發財」的版本。但後來導演又找到了一些畫面(影像素材),搭配講述關於房子這件事的議題,於是她就想做出一點80、90年代那種港片風格的音樂。所以我就將音樂再朝那個方向修改,加了一些合成器、電吉他的部分。那整個片子前中段,就是紀錄片的形式,我們用的是比較原聲的樂器,例如木吉他、鋼琴、人聲、弦樂等等,來做音樂的編曲。 至於導演弟弟的部分,我覺得應該沒有特別避開。可能只是她當時去拍攝時,攝影機架的機位跟採訪者之間的關係,蠻自然的就選了這樣的機位拍攝。 主持人:我本身是今年競賽片的初選評審,其實有很多以兒童為主角的作品,但《近視》是我最喜歡的。在這部片中,(兒童演員)亭之演的超好耶!(全場鼓掌) Q5:這是妳第一部演出作品嗎?而且跟母親的互動非常自然,可不可以聊一下妳們工作的方法? 陳亭之:我的第一部應該是《跳繩》吧,另外一個就是導演的。(笑) 張善淳:我們在前期拍攝就有跟兩位演員,還有一位兒童表演指導,進行了蠻多次的演員工作坊。在工作坊裡面,主要的練習是希望可以增加她們對彼此身體的熟悉感。因為我希望她們可以呈現出一種很自然的家人互動,而我認為家人間互動的關係,就是我們不會害怕碰到對方身體。 到了拍攝現場,其實亭之真的沒有讓我很擔心過,從頭到尾我都是蠻信任她的。我也覺得(飾演媽媽的)張欣跟她的互動,兩個人帶出來的默契在銀幕上是很好看的。在現場的話,我主要比較在乎的部分是,兒童演員的腦袋裡有沒有東西在運轉。我希望她可以一直保持在思考的狀態裡,讓影像上看起來是有在流動的。 主持人(Q6):要不要請媽媽(張欣)也簡單跟我們分享,妳如何塑造妳的角色? 張欣:這整支片的工作過程對我來說是很特別的經驗,我也是第一次演媽媽,而且是個不那麼日常的內容。在跟亭之見面之前,我跟導演有很多對於這個角色的討論,我希望可以讓對手演員對我是完全感到信任的。 除了三次工作坊,我希望自己能夠以一個非常貼近朋友的方式跟她(亭之)互動,我想要做到跟她在家裡非常自然的互動。第一次跟她見面時,我就問她,妳在玩什麼、妳要吃什麼?然後就跟她一起玩。我也慢慢發現很多她對應朋友的方式,這剛好就可以貼近到劇本裡面想要傳達的──這個媽媽其實不知道要怎麼做,她是一個錯過了很多少女時期的女性。 Q7:請問《貓與雞》導演,片中影像的呈現我感覺是相對內斂的,妳用影像的方式讓我們可以有自己的詮釋。但這個做法可能有點危險──我說的危險的意思是,有些人會理解,但有些人可能不明白,並不是所有的觀眾都能意會到。妳如何堅持以這樣的方式說故事? 朱凱濙:這個問題我覺得蠻有趣的。對我而言,這個故事是已經算很好明白的故事,整個脈絡也很清晰,只是它可能仍有些東西沒有很具體,或有些觀眾會很想抓一個很明確東西讓他跟隨追。 我目前兩部短片作品吸引人的方式都很類似,但我也抓不到一個什麼東西,就只是每場戲好像都抓到一點點。我覺得這可能是看每個人的品味是什麼吧!有些觀眾就蠻喜歡這種感覺,好像有一種很莫名的吸引力,讓他一直看下去,他就可以接受。至於我有沒有考慮過這是否危險?真的沒有。我想,這真的是很個人的事,我也很喜歡看很多很快的東西,比如《艾諾拉》我也覺得拍得非常好。 我不知不覺就有了目前這樣的拍攝風格,但如果有看過我上一部作品(《紅棗薏米花生》),可能也會覺得這部有點不一樣,我自己覺得我也開始有點奇幻……可能別人不覺得,但對我來說,我其實有變得奇幻一點。譬如我拍雞在無人的家探索,以及最後的鏡頭,都有那種沒有那麼實的感覺。 Q8:《貓與雞》尾聲有ㄧ顆很長的鏡頭,那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意涵,好像象徵(貓咪)小乖的離世嗎? 朱凱濙:我自己認為那個鏡頭蠻開放的,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感受。有些人會解讀,很明顯是貓咪靈魂的POV(主觀鏡頭),因為整部片都沒有牠的視角。但我自己是蠻開放的,如果就說是餘燼、塵埃這樣飄再降落,或是有某種東西、某種能量被燒掉的時候會上升,它可能上升了到另外一個維度,森林的聲音也聽到了。 那我自己一直都有一個想像這個鏡頭的可愛想法,雖然可能有點白癡(笑)。我拍這部片時,常常覺得貓貓跟雞是好朋友,所以貓貓出去的時候雞就會跑到家找牠,但就發現怎麼找不到牠。當貓被燒了之後,牠也想跑回那個雞舍找牠的好朋友去聊天、去玩一下…….就是有像這樣的很多想法。那顆鏡頭我自己看的時候,有一點meditation(禪意)的感覺,於是就保留起來了。雖然它有點長,但感覺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