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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女性影展 │ 10/17 台灣競賽 #3 映後文字紀錄 

  2026女性影展 │ 10/17 台灣競賽 #3 《餘波》+《擺白話》映後文字紀錄  片名:《餘波》+《擺白話》 場次:10/17(六)13:10 光點華山二廳 主持人:鍾適芳 與談人:《餘波》施方婷導演   《擺白話》黃淑珺導演、楊建素/合作夥伴   文字記錄:莊林德蓉   主持人:大家好,今天我們邀請了兩位導演,一位是《餘波》的導演施方婷,另一位是《擺白話》的導演黃淑珺,以及《擺白話》中,不管是在影片中或是影片外都很重要的一位串演者——楊建素。   我想大家現在心情還是有一點沉重,今天《餘波》與《擺白話》兩部短片一起聯合放映。《餘波》講述一個緬甸的蛋糕工廠,戰爭將要來臨,雖然並沒有看到戰爭本身,但是威脅一直存在。從蛋糕工廠的不穩定的電力及不確定的未來、工人與廠房之間發生的事件對話,以及一個微觀的角度,從蛋糕工廠去帶出工廠外的政治動盪,這樣非常安靜的手法來記敘。《擺白話》的歷史維度則比較大,不同世代的女性到泰北邊界的一個村子裡面,從日常串門子閒聊出發,拉出從二戰到緬甸內戰,以及在拍攝中的泰柬邊界戰爭的經歷及歷史敘事,因此緬甸是兩部短片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詞。   那我想請問兩位導演-- 方婷跟淑珺,你們的成長背景跟緬甸或跟泰北邊界沒有直接的關聯。方婷是在台灣出生長大,而淑珺是馬來西亞人,在台受教育,是什麼樣的機緣跟動機,讓你們離開自己熟悉的生長背景跟題材,而作為一個外來者,你們又是如何建構自身的敘事?   方婷:我是台灣人,工廠是另一位合作人溫晉豪爸爸的工廠,他是九零年代第一批去緬甸工作的華人,在那邊開工廠,所以片中是他們家的工廠,而他也經常去緬甸。我會拍這個主題,主要是因為現在緬甸情勢不穩定,他怕這個工廠很快就會消失,他想在消失之前幫它做個紀錄,因此他找上了我。我跟著他去緬甸做一些初步田調,並且與工人們相處大約一到兩個月,擬定一個劇本初步的草稿,並在經過相處之後,以他們為原型,做一些小改變。其實有點類似紀錄片,因為他們都是在飾演自己,而我只是用他們原本的性格去塑造角色,但仍會為了迎合劇情去做一些更動,但事實上都是在演自己。而我作為一個外來者,我也擔心,沒辦法完全呈現他們原本的樣貌,因此我花很多時間去跟他們一起生活,盡可能地還原真實。   主持人:我們也請淑珺聊一下,是什麼樣的機緣與動機,作為一位馬來西亞人到泰國邊境處理了跨時空,也就是三個戰爭的歷史?   淑珺:大家好,我是淑珺。其實有點類似,也是因為一位朋友,也就是楊建素,他提出的想法,由於家中女性長輩年齡漸長,希望他們的記憶可以用一種方式紀錄。當時只是好多年前的一個想法而已,直到2023年,我從馬來西亞再次回到台灣,他也來到台灣,再次談起這件事情,才下定決心要抓住這次機會。剛剛看片的時候,心裡也有所感觸,因為那位女性長輩已經過世了,我們在他去世前三、四年開始慢慢詢問,以及記錄他的故事,才擴展聚焦到從泰緬邊界到緬甸內部戰爭之間的關係、不斷流動的人們,從中聚焦去記錄女性長輩們在1950、1960年代的遷徙移動。經過兩、三年長時間的來來回回,我們同樣記錄到村子裡面的一些變化,包括一些我們認為很重要的人,也決定納入作品裡面。素素在片中一開始用我的位置去談論說為什麼會來到這裡,「位置」是在剪接的時候一定會面對的問題,那最後決定要在旁白上把自己納入進去,其實是我認為這樣比較容易敘事。這個位置是我在剪接的過程當中,才慢慢梳理出來的。   主持人:這兩部片我覺得很巧,都有一位既是 insider 又是協作者的角色,在《擺白話》中有楊ㄇ建素,在《餘波》中有溫晉豪,他是這部片的共同導演,也是攝助。在創作中是如何協調這樣的角色?有沒有困難?想先請問素素(楊建素),在這部片當中身為一個被拍攝者,但其實在整個創作裡面也在攝影機的後面,協助淑珺的紀錄跟拍攝嗎?   淑珺:素素在整個計畫來說非常重要的是,不只是實質在拍攝現場的技術協助,而是不斷的討論。這可能不是在作品裡出現的一種狀態,但其實素素也是一個創作的藝術家,我們在做這個計畫的同時,他也在發展他的創作計畫,雖然是用不同的媒介跟媒材,處理的地域也不一樣,但在整個過程當中都是一個密集討論的狀態。我們兩個一起工作的時間長度過於密集,這種接觸會有需要拉開的空間,而裡面是有張力的。現在回過頭去看,這樣的張力不見得能夠被好好敘述,但是在片中並沒有呈現到這一塊,主要是我們兩個之間的這種對話,相處時間以及討論。   方婷:我們也有類似的情況,我的另一位合作者也是為藝術工作者,因為我們人力太少,工作人員只有五個,所以在劇本創作的時候,他有給我一些想法,比如他覺得蛋糕的表現手法還不錯,我們會討論並記錄。   主持人:可能跟紀錄片的創作過程不太一樣,紀錄片需要很多的討論或是蹲點,要花很多時間。素素有沒有要補充剛剛的題目?   建素:我自己有在創作,被導演拍的時候,我會感覺很需要自己的空間,因為我一直以來都沒有拍過紀錄片或是被拍過。剛開始其實還好,但是時間久了之後,覺得壓力越來越大,我們之前好像也沒有互相聊過這件事情。在那之前會有一種張力,其實那種感覺沒有很舒服,後來就有保持一個空間以及距離。   主持人:根據素素的回應,也想提問方婷,蛋糕在片中是扮演了一個傳遞訊息的重要角色,溫晉豪提供你一個想法的時候,身為一位主創者,你怎麼去接受,或者是否需要一些空間思考這樣子的工作模式?畢竟你也是進到對方家的工廠,也跟方婷是進到素素家去拍攝的情況有點類似。   方婷:我覺得還滿順利的,因為他給我的一些key point 並不困難。比如說,蛋糕上面寫字並刮掉的那一場戲,在我們還沒有去緬甸之前,他跟我分享他的想法,我就接著構思出一個可以串連的架構,再來我跟他們家的關係也都很好,所以沒有這麼多的張力。   主持人:兩部片中充斥著各種語言及方言,包括雲南話、泰語、緬語、馬利布語、越語,感覺語言文化非常複雜,你們在拍攝過程中怎麼處理呢?   方婷:我的沒有很複雜,只有緬文。手機畫面的部分是我們故意挑一個烏克蘭戰爭的訊息頁面,不想要太直接的去講述戰爭這件事情,說實在我連這場戲都不太想納入,但後來在拍攝跟剪輯上覺得可能還是需要做一些交代跟感受。   淑珺:語言的確蠻複雜的(笑)。因為在泰緬邊界不只是我們知道的泰語、緬語,還有很多少數族群語言。片中主要使用的語言是馬利布語跟雲南話,這兩個其實是同一種語種跟語系,聽起來很像,可是他在用詞與音調上面是有差別的,甚至在村子裡面有時候會感受到一些有趣的差異。而村民大都與我對話的語言是中文,因為他們知道我不是村子裡的人,也有滿多人來過台灣工作,或者在城市裡面接受中文教育。另外還有一個來源是短影音,現在這種媒介會讓他們很快接受到從中國來的資訊還有語言,而這種複雜性是非常有趣的,所以在片中,我會將整個語言的複雜性以及環境音都放進去,包括傣族話以及其他少數民族語言,是建構整個環境的狀態很重要的元素。   比較困難的一點是在處理字幕翻譯的時候,可能要感謝我的父母給我一點語言天份(笑),使我在這個過程當中習得一些語言。但在處理字幕的時候,又是另外一種狀態。即使我覺得好像理解了六、七成,有時仍會發現,中文語意與馬利布語或者是雲南話的語境中擁有些微差異,比如說「作怪」這個詞,其實不是「作怪」而是「兇」, 類似這樣子的詞彙差異,透過很多朋友幫我校對確認,而在翻譯的過程當中,會發現有些字義可能跟我一開始所理解的還是有一些出入。   Q1: 在看《擺白話》時,發現比較多的角色都是女性,我好奇,是因為平常接觸的被攝者是這樣的群體呢?男性在這個地方具有什麼樣的象徵,比如說他們可能去村子外面打拼,片中較少男性角色,導演為什麼這樣選擇?謝謝。   淑珺:其實有兩個原因, 一是因為我是一個年輕女性,我在的這些空間場域,大部分接觸到的都是女性的長輩,因此我主要拍攝到的對象是女性。其實這個村子之前有個暱稱,叫做「寡婦村」,原因是它一個老兵的軍眷村。有很多老兵在戰爭中、或年紀較大時便過世了,所以在那個世代,大部份留下來都是女性為主;另外確實像你講的,村子裡面需要的年輕勞動力以男性為主,他們會離開村子去別的地方工作,有一些出國去台灣,一去可能十幾年,或者是其他國家,但也不代表說女性不會離開,而主要在村子裡面仍是小孩子、老人家,以及照顧家庭的女性居多。加上我拍攝的時候多數是白天,男性多是需要去勞動的狀態,因此我唯一有拍到比較多男性的也是在勞動場域。   Q2:在《擺白話》中,有一段是一位長輩在看類似TikTok之類的app,旁白的聲音是某種語言,但頻道字幕是中文,因此我很好奇,他們的媒體消費習慣是當地媒體,中文字幕或者旁白對他們的思路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淑珺:緬甸其實有五個邦,每個邦都有不同的族群結構,仰光會比較混雜一點,畢竟會有不同的勞動人口聚集到城市。而片中他們大部分是來自撣邦(Shan States),在緬甸的東北部,撣邦其中又有很多人口是從雲南遷徙而來。我在觀察的過程當中我也覺得很有意思,他們會用微信、Line、TikTok抖音、派手、小紅書、Facebook,這些不同的社群其實也跟他們不同年齡階層有關係,年紀大一點的老人家,他們可能用抖音,只要打開就可以一直滑,不需要任何的門檻,他們會偏好這種很容易觸及的內容,包括微信裡的公眾號,也是他們非常容易可以去接觸的一種媒介狀態,裡面你會看到很多中文簡體字,或者是中國的地方語言所去產製的影音訊息。   主持人:我想問最後的問題,我覺得在《餘波》當中的聲音設計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能否多分享一些你在聲音設計上的巧思?   方婷:前面有一分多鐘的黑畫面,主要是一開始剪輯時好像沒有辦法被感動,情緒的氛圍與先備知識沒有到位,所以我加了黑幕,透過一些音效跟音樂,使得觀眾可以進入故事裡面。配樂的部分,可能緬甸每個民族的宗教都不一樣,但是工廠的主要宗教信仰比較大眾,以佛教為主,因此我在音樂創作上融合了一些佛教元素。  

2026女性影展 │ 10/17 焦點影人#2 映後文字紀錄 

  2026女性影展 │ 10/17 焦點影人#2 《拉雪茲神父公墓漫遊》+《前進米蘭RAP上天》+《垃圾桶裡的美味祕方》映後文字紀錄    片名:《拉雪茲神父公墓漫遊》+《前進米蘭RAP上天》+《垃圾桶裡的美味祕方》 場次:10/17(六)14:40 光點華山一廳 主持人:策展人 陳慧穎 與談人:安努奇卡・德安德拉德 Annouchka de Andrade     恆達・度卡多斯 Henda Ducados   口譯:Ivy 文字記錄:莊林德蓉   主持人:謝謝大家來到華山觀看《焦點影人#2》,這場非常特別,我們今天榮幸邀請到長期致力於推廣莎拉・馬爾多羅作品的,他的女兒們——安努奇卡・德安德拉德與恆達・度卡多斯。   莎拉・馬爾多羅的創作非常、非常的豐富,他的創作從1969年一直到2009年,我們這次從中選了11部,《焦點影人#2》主要收錄的作品大多數在巴黎所拍攝,《前進米蘭RAP上天》這部片甚至到米蘭拍攝。從莎拉・馬爾多羅的視角去觀看巴黎是非常特別的。第一部《拉雪茲神父公墓漫遊》,很特別的是莎拉・馬爾多羅選擇拉雪茲神父公墓作為拍攝地點,配上詩歌,如非常知名的艾呂雅〈的自由〉這首詩。很好奇的是,不只是《拉雪茲神父公墓漫遊》,在《前進米蘭RAP上天》當中又再度回到這個地點,想請問為什麼莎拉・馬爾多羅會特別以這個公墓作為拍攝地點?   安努奇卡・德安德拉德:莎拉・馬爾多羅他非常喜歡公墓。對他來說,公墓是一個非常寧靜、美麗,也是一個可以休息、帶來靈感的地方。所以他到世界各地的國家時,也會去拜訪那邊的公墓。拉雪茲神父公墓在法國是一個非常知名的地方,裡面埋葬了非常多的藝術家、作家、詩人等,在我們小時候,他也常常帶我們到公墓去看。後來得到一個機會,法國外交部請他拍一部片,向世界各地介紹法國文化,因此他決定回到這個公墓。   主持人:第二部也非常特別,這部片是相對比較晚才被製作,《拉雪茲神父公墓漫遊》與《垃圾桶裡的美味祕方》都是在1978、1979年代製作,而《前進米蘭RAP上天》是在2000年之後才被製作的,這次選映時非常希望可以選入一些他晚年製作的作品,很難想像他拍這部片時已經70幾歲。這部片很有趣的是帶出了兩個合作面向:一個是安妮華達的製作公司——Ciné-Tamaris,有參與製作;第二個是傳奇爵士樂手——Archie Shepp ,同時也是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非常重要的參與者之一,也許可以請安努奇卡稍微分享一下,是怎麼樣促成這樣子的一個合作? 安努奇卡・德安德拉德:馬爾多羅在1969年時,在阿爾及爾參加了一個很大的泛非洲文化節(Pan-Afircan Cultural Festival),在文化節當中,他認識了爵士樂手Shepp,當時他因為參與黑人民權運動,也是在進行抗爭,因此他們認識、結為朋友。後來,當他在拍這部片時,Shepp剛好住在巴黎,因此問他可不可以有一些合作,他也決定一起參與。而他跟Archie Shepp合作拍攝這部片時,他們遇到導演安妮華達,當然也是好朋友,安妮華達就說:「我手邊還有一點錢,那不然我就投入到你的影片好了!」 主持人:我也很好奇 Archie Shepp跟這些小朋友之間的合作,也許恆達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恆達・度卡多斯:我在看這部影片的時候,覺得很感動,可以看到莎拉・馬爾多羅是如何去跟這些學童共事與合作。首先他們年齡較小,尤其當中有許多是弱勢孩童,這件事情也是馬爾多羅之前沒有嘗試過,因此這是一個證實他是一個很勇於冒險嘗試的例子。第二,他在這個冒險的過程中,不害怕冒險、願意去做不一樣的事情,並且能夠維持自己的創造力。 安努奇卡・德安德拉德:有趣的是,如果你去觀察Archie Shepp跟那些小孩子彼此之間的合作互動,裡面有一首歌〈Ma rue c'est ma vie〉,那首歌的歌詞是莎拉寫的,音樂就是Archie Shepp所作。 主持人:非常有趣,剛剛提到冒險,其實最後一部片《垃圾桶裡的美味祕方》,可以說是一個冒險之作,是莎拉・馬爾多羅第一部的電視劇情作品,這也是她第一次嘗試拍喜劇類型。所以我很好奇,莎拉・馬爾多羅是如何進入電視創作領域,以及為什麼會特別選擇以喜劇作為這個類型的嘗試? 恆達・度卡多斯: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知道在座有很多唸電影、以及身為藝術家的人們,如果你們要踏入一個具有挑戰性的世界,可能很難找到願意相信你的人,甚至找經費越來越困難。莎拉當初跨足電視界時,有人問他為何會開始拍電視,他曾提及:「因為我還是要吃飯,而且有小孩要養。」某種程度上,也許是一種妥協,但同時他也看到了一本喜歡的小說,想要將它拍出來。第二,他想要確保,在這樣的過程中,至少可以在國家電視台這樣的平台,給大家呈現也許不是那麼習慣接觸的內容。1980年,這時候在電視上看不到任何從非洲來的內容,透過這種方式也可以呈現黑人移民在工作時的不穩定狀態,也可以看見在日常生活當中展現出來的彼此的團結。這些都是當時人們從電視上看不到的內容,尤其透過相對幽默、輕盈,甚至令人驚喜的方式呈現,是很重要的。 Q1: 好像兩部片最後的結尾,相對來說都較開心,讓人滿足,請問莎拉為什麼選擇這樣結尾? 安努奇卡・德安德拉德:其實在《前進米蘭RAP上天》中,一切的目的全部都是一個夢想,他們想要實現這個夢想,並對這件事情抱有信心。這些小孩願意去參加競賽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真的想要有機會去看到米蘭AC這個球隊,他們很喜歡足球,莎拉也希望透過整個影片製作過程,能打開這些小朋友的心胸,讓他們能做更大的夢。莎拉本人是一個樂觀的人,結局才會基本上都相對正向,老實說那個年代環境,身為一個黑人電影製作人,如果他並不是這麼樂觀的話,他就無法工作。所以他的信念一直是:「掌握一切可能的機會,然後就直接往下走,絕對不要讓任何東西能夠阻止你。」這是很根植在他心中的信念。另外在《垃圾桶裡的美味祕方》當中,最後結尾的重點並非「離開」,而是若你要待在這個國家,你就得被當作一個人來平等看待。 Q2:我想請問一下,第三部片《垃圾桶裡的美味祕方》當初在電視上播映,不管是在黑人或是其他族群,它的反響為何?也很好奇,後續有沒有什麼樣的改變? 安努奇卡・德安德拉德:這部片在電視播出時,其實媒體評價很不錯,可惜的是只有在電視上播出了一次。當時莎拉持續與法國電視台進行合作,因為他知道跟戲院不同,電視的觀眾群較大,因此他認為電視是個很不錯的機會,可以觸及到更多的人。在那之後,他後來又為法國電視台製作了兩部片,但不幸的是,沒有播出更多次數的機會,不過就這部片來說,後來到世界各地持續放映,大家都很喜歡,同時他也是超越時代限制的,它是滿久以前的作品,可是到現在,大家仍有共鳴,我們也非常開心看到大家在看的時候都有跟著笑。 恆達・度卡多斯:當時也有人批評與回應,質疑為何莎拉要選擇這樣的主題,畢竟之前他拍攝的主題主要是在講反殖民、女性賦權,或非洲的情況,因此大家很震驚他要開始拍電視。事實上,他要找到願意跟他合作的製作人、繼續拍攝長片是有遇到困難的,因此對他來說,踏入電視圈這件事情並不是轉換跑道,而是能夠讓他繼續拍他想要拍的作品。其實《垃圾桶裡的美味祕方》後來接受度較低的,反而是非裔的美國觀眾。因為非裔美國觀眾認為他們並沒有去做清道夫及打掃街道,那是墨西哥人在做的事情,美國黑人族群已經精進了,所以再去拍這個主題是丟臉的。我覺得很多時候,一個藝術家他的定位,也許並不是他在世時被承認他的作品,而是到現在,我們的協會開始跟世界各地的影展一起合作,他的所作所為是很備受推崇的,因大家意識到莎拉當時為了讓一群原本不會被看到的人真的被看到、能讓這些故事推到大銀幕,碰到多大的困境,但他非常努力的持續這麼做。       主持人:莎拉・馬爾多羅的《垃圾桶裡的美味祕方》,這部片對我來說也非常重要,因為它某種程度上運用很簡單的動作:清潔工撿到食譜。又剛好是法國料理的食譜,就如象徵某種文化純正性的象徵意味,並且透過背誦以及領獎的過程,彷彿完全翻轉了文化意義,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做法。最後我想要分享,針對這部片,莎拉・馬爾多羅在宣傳本中收錄了一首詩,因為莎拉馬爾多羅也是詩人。想跟大家分享這首詩: In the streets of Paris, Immigrants, garbage collectors, street sweepers. What do they do, What do they see, Who are they? These men of solitude cry out like Aimé Césaire “Eïa pour la joie, Eïa pour l’Amour Eïa pour ceux qui n’ont jamais inventé rien” (Eïa for joy, Eïa for love, Eïa for those who have never invented anything).   主持人:在巴黎的街道上,我們有移民,有收垃圾的人,有清道夫,他們做些什麼事情?他們看到了些什麼?,他們是誰呢?這些人聚在一起,像Aimé Césaire 一樣去呼喊,為了喜悅,為了愛。同時也是為了從來沒有創造任何東西的人。 恆達・度卡多斯:謝謝大家過來看這個影片,想獻給剛剛踏入這個領域的電影人、藝術家,想要鼓勵大家保持信念、繼續做下去。  

2026女性影展 │10/17 Normal Screen 短片輯 映後文字紀錄 

10/17 Normal Screen 短片輯 《屬於我們的地址》+《莫娜新視界》+《多汁安全三明治》+《愛的毒門守則》+《如你燦爛永恆》+《牛不住的她》映後文字紀錄  片名:《屬於我們的地址》+《莫娜新視界》+《多汁安全三明治》+《愛的毒門守則》+《如你燦爛永恆》+《牛不住的她》 場次:10/17(六)17:50 光點華山二廳 主持人:策展人 陳慧穎 與談人:秋田祥 Sho Akita 口譯:陳雲 文字記錄:葉禹昕   主持人: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來看這場放映,這場放映的是「Normal Screen 志在同行」短片輯,我們這一場非常榮幸邀請節目的策劃者,來自東京的放映組織「Normal Screen」的主理人秋田祥 Sho Akita來到現場,歡迎他!   秋田祥 Sho Akita: 大家好,我是秋田祥 Sho Akita   主持人: 這一場真的非常難得,我們在邀請的時候是抱持著希望可以邀請朋友來做客座策展,之後收到這個節目得知名稱叫 「Normal Screen: My Comrades」,中文翻成「志在同行」。因為「Comrade」在台灣的脈絡裡面可以直翻成同志。同志這個詞,也是在90年代開始比較廣泛的使用作為 LGBTQ 族群的一個代稱。從這個脈絡當中,放置今年影展的酷兒單元,對於影展策劃方來說,其實是滿驚喜的事情。但回到他本來的策劃方向,「Comrades」其實是「朋友、夥伴」的意思,指涉這個路上一起長期耕耘的朋友,那想請秋田祥簡單介紹他長期在日本進行的酷兒電影放映的組織Normal Screen,以及為什麼這次會從「My Comrades」這個方向來策劃?   秋田祥 Sho Akita: 「Normal Screen」其實已經持續了11年,但我們一直都沒有慶祝。那藉由這個機會,我想要回顧一下我這過往十年的人際網絡等等,所以想藉由這一次Normal Screen的計畫來梳理。剛剛有提到同志,其實他除了男同志、女同志之外,還有另外一個意思就是夥伴。他其實不只是朋友的關係,譬如同志三年、五年不聯絡,但是其實我們都還是屬於這個群體,都可以互相照應、關照。所以我也希望不管是跟電影創作者,或者是我身邊的人,也可以一直持續這樣的關係。所以我就藉由這個出發點,策畫了個計畫。   主持人: 這個計畫,除了剛剛邱秋田祥有提到的面向之外,很好奇這樣的一個精神是怎麼樣去回應到這個單元裡面所收錄的作品,以及這些作品跟「Normal Screen」本身的關聯性?   秋田祥 Sho Akita:   回應同志、同伴這樣的存在——這一次我們的這個計畫裡面有兩個日本的作品,這兩個創作者都跟我關係很好,那我們也常常會互相交換一些情報。像是《多汁安全三明治》,導演是烏拉拉聡子 Woolala Satoko,他在東京有一個女同志的社群,這個社群也做了非常多的活動,我都會問他你們最近在做什麼,他都會很詳細的跟我說。那另外《牛不住的她》的導演矢野穂波 Yano Honami,他在東京藝術大學研究酷兒電影,也會策劃酷兒電影放映,他都會知道國外有什麼電影節或電影作品,那他也都會跟我分享。   像其他的作品,我們不只是從個人出發,還會思考過往有什麼樣的事情發生、我自己所處的社群,或者平常我們自己想不到、不會特別思考的事。那可能藉由LGBTQ的這個社群,我們會以這裡為出發點,我會想為這個社群做什麼,這是這些作品都讓我感受到的連結。   主持人: 這次有不少作品,包括《愛的毒門守則》其實跟「Visual AIDS」組織是有關係的,可以聊一聊「Visual AIDS」跟「Normal Screen」之間的一些關聯性?   秋田祥 Sho Akita: 這一次有些作品碰觸到HIV,或是毒品使用的題材,其實來自「Normal Screen」跟「Visual AIDS」之間的接觸。駐紐約的「Visual AIDS」機構已經美國大概有30年以上的歷史,在過去十年間他們委製了不少影像作品,後來我也在日本選映了由他們委製的作品,等於把這些作品帶到日本放映。我透過他們所委製的作品、不同藝術家的創作概念學習到很多,因此我很珍惜在這個過程中,我跟這個機構、藝術家及作品產生的連結性,我希望未來能好好延續這樣的關係。   主持人: Visual AIDS是1988年在紐約成立的一個組織,他長期透過藝術在進行倡議,這個倡議行動有一個很重要的活動:他們在每一年的世界愛滋日12月1號前後都會舉辦全球性的影片放映,那其實除了像Normal Screen有在響應之外,台灣也有很多不同的組織在做這件事。   單元裡面《屬於我們的地址》跟《如你燦爛永恆》這兩部片,都有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倡議者 瑪莎·P·詹森,《屬於我們的地址》裡面跟瑪莎·P·詹森合作的希薇亞·里維拉也是當時非常重要的倡議者之一,《愛的毒門守則》這部片裡面的就是海瑟‧艾德尼其實也是九零年代在實施針具交換減害計畫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人物。所以就是很好奇,你為什麼想要透過這個夥伴這樣子的一個概念,去把這個歷史給帶出來?   秋田祥 Sho Akita: 其實這次所收錄的作品確實有滿多都是來自美國,其實我自己也有想說是不是應該要放別的國家的作品進去,但我認為這三部美國片在HIV相關題材上提供了更細緻的描繪,包括《愛的毒門守則》帶到女性用藥者去推動針具減害,進行愛滋防治,或因為有小孩因母親死於愛滋,而扮演起照顧者的角色等等。確實以比例上來說,這些女性的故事很少被述說,正因為他們的聲音很少被聽到,我認為把這些作品放入其中有其必要性。   那瑪莎·P·詹森跟希薇亞·里維拉其實並不是特意的選擇放映跟他們兩個有關的作品,我其實收錄這些作品的緣由是導演,一位是莎夏‧沃爾茲,另一位是碧璽琳。我想收錄這兩個人的作品,所以很自然的會去找到這兩部片,他們是在講很相近的故事,但他們的切入點、觀點是完全不一樣的。   主持人:   收到片單的時候確實非常驚喜,《愛的毒門守則》這部片我們在策劃的時候有一些討論,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秋田祥跟我們說:就是他想要特別強調針具交換減害計畫的草創者是一個女性,這句話讓我印象非常深刻,非常感謝秋田祥。   Q1:可以多聊些《多汁安全三明治》他的製作背景跟這部片創作背後的故事嗎?   秋田祥 Sho Akita: 為了這次放映我有特別去找烏拉拉聡子,這部電影他是收錄於單篇酷兒作品集裡面,烏拉拉聡子他在1990年代時,有參與美國女同志社群的安全性行為守則的翻譯。從中他認識到用 「多汁、安全、三明治」這種詼諧的說法去談論性。後來烏拉拉聡子在九零年代的時候認識了鄭淑麗,鄭淑麗就給他一些建議,於是他在2000年初期就決定來拍這個作品。但是同時他也有提到,使用保鮮膜提倡安全性行為其實是1990年代提出的做法,到了在2000年代時這方式到底有沒有效果其實是不知道的。   主持人: 補充一下,《多汁安全三明治》是收錄在一個短片合輯裡面,他有很多個翻譯,其中一個翻譯叫做《新幹線上的酷兒男女》,這部片也曾經收錄在2005年的亞洲拉子影展,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片。在跟秋田祥討論的時候,他說希望可以把比較具有DIY精神,但又相對少見的酷兒形象作品呈現給大家。   Q2:《莫娜新視界》這部片,在大眾印象中阿拉伯族裔的性別意識,因為宗教的關係所以相對保守,導演為什麼想要創作這個作品?他想要傳達什麼?   秋田祥 Sho Akita: 我認為正因如此,導演才想要去呈現這樣的作品。導演其實是黎巴嫩裔,現在是住在倫敦,那也有可能是因為他人在倫敦的關係,所以其實能夠去做一些什麼事情才拍了這個作品。   主持人: 《莫娜新視界》這部片也想要稍微補充,我有看導演的一些分享,他有強調一件事情:現在的人必須要透過知道歷史,知道那些曾經的人走過的路,才能錨定自身此時此刻的存在,我覺得看了非常感動,其實某種程度上呼應了不只是這部片,也呼應了「Normal Screen:志在同行」這個短片輯他想要傳達的精神,所以一口氣看了這六部片,是非常的感動的。   最後秋田祥這邊有沒有想要再跟觀眾分享的嗎?   秋田祥 Sho Akita: 剛剛聽到策展人分享,其實我也是這麼認為的,在世界上酷兒社群的歷史是非常豐富的,雖然在有一些地方可能較沒有留下相關的歷史紀錄,但從中仍然是可以獲得很多力量,讓我有勇氣去持續做我在做的事情。看到比較沉重的歷史,我也覺得它好像是在告訴我:你可以更自由、更大膽一點。   主持人: 那最後真的非常感謝秋田祥,雖然設置在酷兒單元裡面,但這個單元裡面,也會有常常被忽略的,甚至是在酷兒群體當中相較被邊緣化的一些聲音跟身體,有碰觸到無家者、有用藥者等,其實都是不斷地在提醒我們,有很多一直不斷地被壓抑或被忽視的聲音。 秋田祥 Sho Akita: 我也想藉機感謝大家,放映品質很好,我之後也想回去跟身邊的人分享這次參加活動的經驗,也很謝謝工作人員、女影策劃方、志工,我相信十月份週六夜晚一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在發生,願意今天來到這裡,非常感謝。  

2025女性影展 │ 10/26《行動代號:躺》映後文字紀錄

片名:《行動代號:躺》 場次:10/26(五)12:40 光點華山一廳 主持人:謝以萱 與談人:導演 寶拉.杜里諾瓦 Paula ĎURINOVÁ 口譯:林若瑄 文字紀錄:周妙芊   主持人: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這部片的導演Paula ĎURINOVÁ來到現場,與我們進行映後座談。我自己非常喜歡這部影片,也看了很多次,每一次都有滿不一樣的收穫和發現。這部片子對我來講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它雖然在講一個我們現代人都面臨到的「過勞」或「焦慮」狀態,但在電影語言裡,它留下了非常多的模糊或空隙,讓我們可以在裡面,不論發呆也好,或從裡面找到一些有趣的地方與意義。 請 Paula 跟我們聊一下,她決定要拍這部片的契機,以及是什麼樣的原因讓她想要開始做這部作品? 杜里諾瓦:謝謝主持人的提問。這個拍攝計畫其實我已經進行了很多年了。最初是從我自身的過勞與倦怠經驗出發。後來我發現,我好像需要把自身經驗放進更大的脈絡裡,於是就開始讀一些關於人們過勞經驗的文章,特別是從政治層面出發去思考過勞這件事的文本。 在構思影片的過程中,我也有在柏林參與一些互助團體或意識覺醒(意識提升)團體。我們分享彼此的個人經驗,也特別從反思資本主義社會的角度出發。我那時候覺得,自己好像一直被制約,一直在怪罪自己沒有辦法跟上資本主義社會的步調,因此產生很多焦慮。我想把這樣的焦慮轉化到影片中,去談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為什麼無法命名這種狀態?我想創造一個空間,讓我能找到命名這個狀態的語言。 我發現自己在製作這部影片的過程中,總是會回到最初影響我的那段文字。那個文本對我而言像是定錨一樣,縱然歷經多年的拍攝與不同經驗,我好像一直仍圍繞著那段文字。 主持人:可以追問一下是哪一段文字嗎? 杜里諾瓦:其實有三段文字,也都出現在影片當中。第一段是從敘事者的敘述中講出的,是從一本書摘錄的。 這本書是《Depression: A Public Feeling》,討論的是憂鬱症的一種公共性,或者說是一種共有的感覺。它想要講的概念是,似乎透過抒發自己的感覺,就能達到一種政治目的。簡單來說,是一本探討憂鬱症的政治性與社會性的書。書中也包含許多個人回憶與自述,也有分析性的文章。它深深影響了我製作這部片的出發點。當時,我對其中一句話特別有感:「我們好像都過於焦慮了。」書裡提到,焦慮是一個公開的秘密。社會體制希望維持每個人都焦慮的狀態,而這種個人焦慮會讓我們覺得自己失敗。但當我們意識到這點之後,就能開始覺察自身狀況,並開始抵抗。   主持人:電影中有趣的地方在於,它呈現出一種非常個人的狀態,但同時又是集體的。導演在片裡做了一個有趣的對照處理,一段是人物集體談話的過程,另一段是街頭抗爭畫面的組合。我想請導演分享這兩種既私人又集體、同時帶有強烈行動主義與政治意味的片段,是怎麼處理的? 杜里諾瓦:我覺得結合私人與公共影像的想法,來自於我在柏林居住的經驗。這部片主要在柏林拍攝。我想呈現柏林這座城市如何被移民與酷兒群體逐漸改變。過去幾年我們看到以巴衝突、巴勒斯坦問題,在柏林街頭抗議的群體多是移民與酷兒。德國政府對抗議仍有些壓抑,因此這些人更想走上街頭,因為他們可能是失去最多的一群人。我想透過他們如何改變城市氛圍的過程,呈現城市中新記憶的形成。 在影片中,我也想探索記憶與經驗不斷被生成的感覺。在拍攝過程中,我注意到城市裡有些重複的事物正在改變與被記錄。我在這幾年也開始產生一些憤怒情緒,在互助團體中我們也討論了很久。一開始我想呈現憤怒、警察暴力的畫面,但後來覺得更需要拍攝人們如何集體思考抵抗的策略,以及(透過)更廣大的社會運動影像,呈現人們聚在一起思考如何改變社會與權力結構(這件事)。   Q1:我非常喜歡這部電影,想問導演當初是怎麼找到片中四位角色的? 杜里諾瓦:第一個我接觸到的是Eliana,她是我好友。有一天她跟我分享過勞與倦怠的感覺,那天我也拍了下來。我們因而產生很深的連結,即使剛認識不久,卻很有熟悉感。後來我透過朋友認識另外兩位被攝者,他們都很喜歡這個影片的概念,也想透過分享個人經驗找到更大的命題。 這算是互助團體吧,我一開始邀請七個人,是一個比較大的團體,一起來互相討論這個題目,但後來發現這個比較大的團體氛圍沒有那麼好,運作得沒有那麼順利,因此後來是這七個人中留下四個人,形成一個比較小的團體。之後運作得比較順暢,我後來也加入了一些文本,讓大家一起討論、也有讓大家一起做一些練習。這些人之前是不認識的,是透過這個團體才認識彼此的。 拍攝互助團體的概念,也源於我在柏林參加一些團體的經驗。但是我那時候沒有想要直接拍攝我正在參與的這些團體,因為我覺得那好像是一個很入侵的事。主要是我不想要去破壞一個已經在進行的團體的氛圍,因此我才重新邀請一群人組成團體。好像從片中還滿明顯的可以看出來,我就是想要組成一個新的團體,然後在這個團體中,想要探討如何幫助彼此抒發、探討如何用不同的方式拍攝,讓我們想要探討的主題更被呈現出來。   Q2:請問導演怎麼處理聲音?焦慮的感覺好像透過聲音特別明顯。第二個問題是,導演之前有說過剛拍完這部片時,好像沒辦法抽離去看它,但過了一段時間後,現在您再看有沒有不同感覺? 杜里諾瓦:我一開始看素材時,好像還滿直接的,就突然想到了一個音樂作曲家Lenka的音樂,便很想要把他音樂中的這種聲響放進去。我一開始也是想要玩一個概念,也就是讓有些聲音元素,像在這個片中經歷了一些成長跟改變。一開始有一些聲音,我想讓它們感覺是有點敵意的,甚至好像有點破壞性的。但漸漸的,我想讓這些聲音變成是它們能夠陪伴被攝者的。我想要玩這些聲音的層次(的過程),有點像是在創作,或可以說是再一次的改變,像是這些聲音漸漸能夠陪伴被攝者的感覺。 我在做聲音設計時,也想建構城市聲音。我上一部作品是關於大自然,那時候我已經建立好一個大自然的聲響,但這部片是城市,所以這次我想建立城市聲響。我後來就覺得,我想要從比較主觀、個人經歷城市的這個方式出發,片中聽到的聲音,可能是這一位被攝者他感受到、他聽到的聲音,不見得是客觀城市環境中會出現的聲音。有些也可能是他記憶中場景的聲音,在某一些時刻那些聲音又跑回來。 我在今年上半年密集剪輯這部片,同時製造出新的影像跟新的聲音,這個過程是非常有流動性的。但是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很快速的過程,那時我和剪輯師Deniz一起合作。我們合作的方式很好,但那時真的是時間很緊迫,我好像無法好好的沉澱下來,思考這些影像跟聲音,要做什麼更深度的的串接。 那我覺得這部片可能有十種以上的、不同的路徑跟可能性,但我在剪輯的當下,因為時間緊迫,沒辦法去探索那麼多的可能性。很多決定都已經定好了,好像也只能這樣下去。現在回頭看,當然比較冷靜下來了,我也覺得當初的決定好像其實是對的,對於那時的工作過程,也覺得滿開心的。對於我如何找到自己的電影美學,在這個過程也教會了我很多。   Q3:請問導演在創作過程中,對於男性與女性兩者在憂鬱的這個集體性,或政治性上,有沒有發現一些特別的觀察跟差別?為什麼在片中,我們可能看到的是女性的觀點居多? 杜里諾瓦:對於男性跟女性如何去經歷,或是感受憂鬱的狀態有沒有什麼不同,我好像很難下註解。對我來說很難去辨識,但在影片中,正如您所說的,我的確好像採取了比較多女性跟酷兒族群的觀點。 對我來說,這個過程是滿自然而然發生的,因為我當初就是想要一些能夠傾聽他人、能去深刻自省的一群人合作。尤其是,對於我們「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下如何被影響」,已經有一些省思的人。好像很自然的就找到了女性跟酷兒,或許是個我沒有意識的決定吧。 我那時還覺得,我必須要去探討大家共同感受到,「正在失去一種主控權」的感覺。而我認為這種失去主控權的感覺,當然也可以發生在各種性別的身體,也可以是男性的身體。片裡團體中的Sam是一位男性,他會加入是因為他有很深刻的、更多關於憂鬱症的經歷。對我來說,好像很難去回應,男女經歷這件事情有什麼差別,但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希望加入這個片子的人,都是有能力去反思以及傾聽彼此的人。 最後我想要謝謝各位觀眾來,也想要謝謝女影邀請我。我覺得剛才跟大家一起看這個影片是一個很特別的經歷,好像跟大家也產生了一些連結,謝謝。  

2025女性影展 │ 10/26【短短#2】映後文字紀錄

片名:《然而餘音未葬》、《犬靈之詩》 場次:10/26(日)14:30 光點華山二廳 主持人:方念萱 與談人:《然而餘音未葬》導演 尤莉亞.諾瓦切克 Julia NOVACEK、《犬靈之詩》導演 彭.邦塞姆維查 Pom BUNSERMVICHA 口譯:林若瑄 文字紀錄:鄭羽妡   主持人:在座各位大家好,午安,我是方念萱,是這一屆女影學會的理事。很高興兩位影片導演在這邊。在開始之前,先請兩片的導演來跟大家打聲招呼。 彭、諾瓦切克:謝謝大家今天來看片,很高興能夠回應各位觀眾的問題,也很高興看到很多人留下來聽映後。   Q1:請問Julia導演,為什麼想到要把鋼管舞和《然而餘音未葬》所表現的主題結合起來呢? 諾瓦切克:我剛開始規劃這部片時,就一直都對「表演性」很感興趣──就是我們如何在社會中表演跟展現自己。像大家看到在片中有用身體去展現哀悼、用身體去抗議,我覺得這個概念它其實一直在演變。 在我的創作過程中,後來加入了鋼管舞,對我來說它對於跳舞的女性,也是種自我賦能的方式。片中的這個鋼管舞舞者,她也是黑衣女性(Women in Black)組織中的一份子,但鋼管舞對她來說,是一個很特別的自我展現的方式,也是她讓自己感受到有力量的方式,不管是身體上的,還是心靈上的力量。 我並不是一開始就決定要加入鋼管舞片段,是後來認識了這個(鋼管舞)舞者後,才決定來發展這個概念的。而我也一直都覺得,思考如何運用自己的身體表達以及抗議,是非常重要的事。 Q2(主持人):請教一下導演Pom,我很好奇在《犬靈之詩》完成之後,您的家人有沒有機會看到這部作品?之所以問這個問題,是因為在影片介紹裡提到,導演這部自傳性的影片,起因部分是來自於妳與你的父親在家中不交談。 彭:我全家人都有看過這部片,爸爸也看過了這部片。對我來說,當我爸看到這部片的時候,我覺得這部片已經是完成度很高了。 我創作這部片的過程蠻長的,大概有三年的時間,從編劇開始,接著跟演員工作,後來剪輯、又再次剪輯。我覺得這部片在這整個過程中,經歷了很多的演變,那我的父親好像也在這過程中,消化了一些事情。當他第一次看到這部片的時候,他也需要一個消化的空間跟過程。 我爸看過片後,我從來沒有跟他談過這部片,他也從來沒有想要跟我談。我覺得很有趣的是,一開始我想要拍這部片的原因,是因為我沒有辦法跟我爸溝通,但是我爸看完片之後,我們也還是沒有溝通。但我總感覺好像在(製作)這部片的過程中,我們的關係有一些改變了,我認為是一個蠻正向的改變。   Q3:想問Julia導演,哭喪女參與Women in Black(黑衣女性)活動,她們是想要主張什麼東西呢?我對這個國家(巴爾幹地區)的歷史和正式情況沒有很了解。 諾瓦切克:像在《然而餘音未葬》中看到的抗議場景,它其實是雪布尼查大屠殺的紀念日抗議,這個大屠殺是九零年代在巴爾幹地區一個很大的戰爭犯罪事件。她們主要是在抗議,賽爾維亞這個國家或賽爾維亞的媒體至今沒有正式、甚至不談論這個大屠殺。也因此,很多國人根本不知道這個大屠殺曾經發生。 在片中也有看到,她們在抗議的時候,現場有些人對她們有語言與肢體的攻擊,因為很多人其實根本不承認這件事情(雪布尼查大屠殺)有發生,但這件事是確確實實發生的。當初有一些參與這個大屠殺的軍人,他們甚至在國際法庭上有受審,也被定罪的。 我覺得這一群女性她們主要抗爭的是,希望這些罪行被正視、希望大家知道真正發生了什麼事。她們其實也有跟整個巴爾幹地區的其他女性主義組織合作,希望一起去記憶以及療傷。 主持人:補充一下,在臺灣的媒體部分,風傳媒曾經有幾篇報導特別是有關於雪布尼查大屠殺。在這場大屠殺當中,大家記憶的是8000名成年男性被屠殺,但是其中大概有約30000以上的父母其實是被驅趕,性侵的犯罪更是多。這個是臺灣我們可以看到國內中文的一些相關報導,如果觀眾朋友有興趣可以去查閱。   Q4:想針對剛才Women in Black(黑衣女性)的問題,稍微追問。我的理解是,這是一個全球性的網絡,最早的時候2000年初期,在以色列就有以色列的女性Israeli Women for Palestinian(以色列女性為巴勒斯坦人)的這一個行動。Women in Black(黑衣女性)在國際上,有個意義是peace(和平)、no violence(非暴力)、 against the wolrd(對抗世界),它不只是一個國內議題,還有一個跨國維度。 我覺得跨國的維度放在南斯拉夫的政治裡,顯得很微妙,因為這麼複雜的族群背景,而且南斯拉夫今天已經是六個不同的國家。所以我不太知道Julia導演當時要處理這個議題時,有沒有考慮過處理這個層面? 諾瓦切克:你剛剛講的完全正確,Women in Black是國際性的組織沒錯。 對於貝爾格勒地區來說,這個組織是大概在八零年代末期、九零年代初期成型的,很多你看到的片中女性,她們是一開始就參與,並持續參與了三十多年。這一群女性都是很好的朋友,她們每週都會有抗議的活動,還曾經被提名領諾貝爾和平獎。 但我覺得我想要講的,好像也不是這個地區的政治複雜性,因為對我來說,我沒有巴爾幹半島的血緣,我是奧地利人,我好像沒有立場去好好的訴說這段歷史。我覺得我的焦點會是在這一群女性上,(去看)她們有多勇敢去爭取她們的權益。 我也很想要去找尋哀悼跟政治行動之間的連結。我跟我的剪輯師密切的合作,我們想要試圖在片中去突顯這個連結,也想要看到,是否家庭的關係也可以在這個連結中被展現。比如說鋼管舞的舞者,她的祖母曾經是哭喪女,然後祖母的女兒,也就是她的母親,後來也成為黑衣女性。好像這樣世世代代下來的連結,其實是可以延續的。我主要是對於這樣子的政治行動、哀悼以及自我展現的形式,怎麼樣世代的傳承下去很感興趣。   Q5(主持人):兩位導演的作品當中都提到元素「黑」,《然而餘音未葬》的黑衣女性是一個;在Pom的《犬靈之詩》中,影片後面大家瞪視著岩縫,那一段時間很長,頓入一個黑暗當中。想請問一下,導演在最後那個部份的處理,當時在設計的時候有沒有哪一些考量? 彭:我可能要先解釋一下那時候創作的背景。 我那個時刻好像不太能夠跟我爸溝通,感覺到非常多的痛苦。當時我想嘗試去尋找一個我跟我爸如何能夠產生連結的方式,因為我跟我爸非常不同,但我還是很想要跟他產生連結。 在寫《犬靈之詩》劇本之前,我其實已經寫好了這一場洞穴的戲,這場戲我想要探討的就是迷失、走失的感覺。同時,也想要探討兩種不一樣的空間,是不是能夠呈現兩種不同連結的可能性。像片中看到的旅館場景,它就是一個非常人工的空間,每個人在這樣的空間,好像都會展現自己應該要展現的樣子,但是我們來到了另外一個空間的時候,可能層層社會化的自己就會被脫去。 我當時很想要建立(關係),不管是我個人跟我父親的關係,還是片中女兒跟父親的關係,我希望他們兩個可以找到方式去跟彼此產生連結。剛才提到的黑暗,在黑暗中呈現角色的方式也不是我一開始設計好的,是當初我們在拍攝的當下,我們架好了燈,然後我的燈光師就跟我一起在現場找到了呈現角色的方式。我的剪輯也在後製時,幫我在這個場景(洞穴)中,找到一個我想表達這個概念的方式。 另外還可以提的是,除了旅館的空間外,我也想要找一些另類的空間,像是廟宇、洞穴。我認為這些空間好像比較超乎日常,也許可以在這些空間中,讓父女找到跟彼此連結的可能性。   Q6(主持人):如果用空間來說,我想請教Julia在《然而餘音未葬》當中有一段,是哭喪女到她先生的墓前用吟唱表達哀傷。在影片前段,我們也看到按照習俗,哭喪女她是可以去哭兄弟、去哭不認識的人,但是獨獨不能夠為自己的伴侶而哭。想知道在習俗跟傳統之下,拍下哭喪女為伴侶而哭會有任何困難嗎?導演的處理有沒有特別的用意? 諾瓦切克:在片末看到的哭喪女,她去自己的先生墓前哭泣,那個女性是從蒙特內哥羅搬到了賽爾維亞北邊。她原本居住的山區比較傳統一點,但她六零年代就已經移民,也就是已經移民蠻久了。她在表演公共的哭喪前一年,她的先生過世了。那這個地區的傳統是在先生過世的一年間,不能公開的哀悼他,但是一年之就比較ok了。 我們拍攝的時候,其實並不知道這位女性會直接在墓前哭喪。 在那之前,我們認識她已經有五年之久,常常去探訪她,同時也認識了她的先生。她後來告訴我們她先生已經過世了,我就提議我們一起去墓前拍攝,而拍攝當下她突然哭喪起來了。那我們當然就覺得,「哇!我們一定要拍」。拍完之後她也認為這一段畫面應該要送給我們,像是一個禮物吧!因為她的先生生前也非常喜歡我們。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堅強的女性,她也沒有那麼在乎一些傳統的限制。 對於哭喪的文字,我覺得很有趣的一點是,這些幾乎都是即興發揮的。也就是這些哭喪文它從來不是被寫好的文字,是當下哭喪的女性她們自己油然而生的文字。   Q7:想問Julia導演,《然而餘音未葬》裡面有一段是,鋼管舞舞者說:「當你的動作比較慢一點的時候,可以讓人感覺到你的故事和你的情感。」因為這部片跟女性主義有些關係,很好奇導演是怎麼看待藝術和倡議之間的關係? 諾瓦切克:這是一個蠻大的提問。對我來說,我在片中特別想要探討的,就是這個群體能夠在一起展現的事情。我認為在一個變動的、動盪的政治跟社會中,我們就更需要彼此的支持、需要其他人加入我們的行動──這個行動可以是藝術性的、也可以是政治性的,或是兩者兼容的行動。我覺得這兩者好像沒有到那麼的分開,總是可以相輔相成。  

2025女性影展 │ 10/25《萬歲家庭》映後文字紀錄

片名:《萬歲家庭》 場次:10/25(六)19:20 光點華山二廳 主持人:羅珮嘉 與談人:導演 吳念樺、 製作人 蔡崇隆、剪輯師 黃懿齡 文字紀錄:楊昀鑫   主持人:謝謝大家在這十天的影展期間選擇來看《萬歲家庭》這部片。不管是從個人的經驗,或是透過攝影機、紀錄片的方式來探索自己的心路歷程,這都是一部有很多層次可以討論的片子。裡面的親子關係,或是導演個人的創傷經驗也好,都或多或少喚起、勾起我們每個人對自己家庭的共鳴。 今天很難得,我們也請到念樺導演,歡迎妳!現場也有幾位參與這部片的劇組人員,我們也邀請他們一起上台──製作人蔡崇隆導演和剪接師黃懿齡。大家對崇隆導演應該不陌生,他是《九槍》的導演,而在這部片中擔任製作人。等一下也可以請他聊聊這次的參與。我會先提兩個問題,再開放給大家提問。 從片中可以看出,拍攝的動機似乎和父親有關,是因為五年前爸爸的出現,才開始這段拍攝的旅程嗎?先請導演聊聊這個契機。這過程橫跨八年,從開始梳理到妳願意去碰撞、面對自己,應該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氣,也會伴隨不安和焦慮,而且還要用鏡頭來抓住。請先跟大家分享,當初是怎麼鼓起勇氣、下定決心開始拍攝的? 念樺:當然我生父多年前再度聯絡,也是一部分的原因。但我覺得真正想拍攝的契機,應該是有一年年初和媽媽有一場比較重要的談話。她跟我分享她的故事之後,我才發現自己有很多其實還不夠了解她的地方,因此才正式決定在那個時候開始拍這部片。   主持人:一開始拍攝時,媽媽對這件事的反應是什麼?妳剛提到那場談話某種程度上很親密,但親密中又可能帶著衝突。加上現場還有攝影機的存在,妳又是如何和媽媽溝通(要拍她的)這個部分? 念樺:好像比較不是一個「說服」的過程。有次媽媽來找我時,我就順勢拿起攝影機,說想記錄下我們相處的畫面。所以大家在片中也會看到,我其實一直都有出現在鏡頭裡面。那也是我真實的想法──一方面想留下家庭的影像,後來慢慢也越來越清楚,自己想講的故事是什麼,就開始和媽媽討論。 我會問她:「如果我想拍這個、講這段妳覺得怎麼樣?」一開始她其實不太習慣,會覺得:「幹嘛拍這個?這要幹嘛?」但後來也蠻有趣的,我媽有時候反而會主動說:「這時候應該要拍啊,怎麼不拍?」(觀眾笑)   主持人:在整個拍攝過程裡,媽媽跟妳一樣,也都在面對、融入這個過程。令人好奇的是,在影像或溝通上,有沒有真的得到某種療癒?或是因此讓家庭關係更親近、更圓滿?妳們現在的狀態又是如何? 念樺:我覺得這個拍攝的過程,或者說這個故事,其實是我內心想講的一個秘密。但我覺得真正有幫助的,應該是我、姊姊、還有媽媽之間的關係。在拍攝過程中,有一部分是因為我想多拍一些東西,所以回家的頻率變得更高,但同時也是真的想知道,自己這七、八年不在家的時候,家裡發生了什麼事。經過大概兩年多的時間,我覺得和姊姊的關係變得比較親密,跟媽媽之間也更能互相理解。   主持人:接著請問崇隆導演。你這次的身分是製作人,算是念樺的老師嗎?因為她在片中既是導演、又是被攝者,你在這個過程中有沒有提供一些協助,比如拍攝的距離、角色的拿捏上如何處理的建議? 崇隆:我跟她的關係其實有點複雜啦(笑),因為我們很早以前,念樺還是記者的時候我就認識她了。老實說,我也不太確定為什麼她會找我當製作人,這可能要問她。 我想等下還是讓導演多分享一些,觀眾也可以提問,我就先簡單講一下,從製作人的角度來看這部片。我覺得像這樣的家庭紀錄片,其實比我拍《九槍》還難。因為最親近的人,往往是最難理解的,更何況你還要去拍她,讓她成為影像。 我也曾經想過要拍我媽媽。她生前我拍過一些畫面,但一直到她過世那麼久了,我還是沒有勇氣去碰那些影像。所以我覺得「家庭紀錄片」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題材,它屬於一種私領域的創作。 我記得念樺找我聊這部片時,講到她跟媽媽的故事。我那時候就想到,像很多人應該也看過的《日常對話》、《神人之家》這類作品,要達到那樣的層次其實不容易,因為家庭的議題很難。我們在面對社會議題時,可能還能對外發出控訴,但在家庭裡,你很難「指責」誰,就像有句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不論是婚姻還是親子關係,都是這樣的複雜。 當時我給念樺的建議,是希望這個故事能找到一些更普世的人性價值,不要只停留在個人的創傷或經驗裡。而這部片有趣的地方是,它一開始像是在尋找造成童年創傷的「兇手」,但看下去你會發現,其實不是在找某個人。 片中外甥講了一句話,我覺得特別動人──他說要「找心上的大野狼」。那個「大野狼」到底是誰?也許是人,也許是心裡的一個象徵。但我們都能感受到,導演和媽媽之間有非常強烈的愛,只是這份愛是透過一種帶刺、帶掙扎的母女關係呈現出來的。很多家庭關係其實也是如此,親密中帶著傷。我自己看這部片很多次了,雖然早就知道這個故事,但在大銀幕上看還是覺得很動人。我相信很多人也會從中得到共鳴或某種啟發。 最後我想說,我真的很想給念樺和她媽媽一個鼓勵。如果沒有她們兩個的勇氣,這部片是沒辦法完成的。她們願意把自己這麼真實的一面呈現在觀眾面前,那需要非常強大的心臟。我希望大家在看完這部片,也能把正能量回送給她們。   主持人:謝謝他們兩位(念樺及媽媽),真的很需要給他們掌聲鼓勵一下。因為像這樣所謂的「私電影」能夠呈現在大眾面前,其實非常不容易。某種程度上,要打開自己最赤裸的一面。也謝謝崇隆的分享。 想延伸一個問題。因為這部片其實談的是「撕裂的關係」,我看到有專訪提到,念樺原本是想自己剪這部片,但後來在老師建議下,決定找懿齡來剪。某種程度上,這也讓作品多了一個旁觀的角度。能不能請妳聊聊這個決定? 念樺:在很前期的時候,我原本真的想自己拍、自己剪。因為那時候根本沒有任何經費,也不覺得能找人一起做。但後來遇到蔡導幫忙後,他就非常強烈地建議我一定要找剪接師。 崇隆:根據我自己過去的經驗,包括我自己的片子在內,都發現導演在拍攝跟剪接時很容易有盲點。一個好的剪接師能帶來第三人、新鮮的視野與觀點,通常也都會讓作品更完整。因此,我才會強烈建議念樺,不管有沒有預算,都一定要找剪接師。而懿齡又剛好是對這類題材很有經驗、也很細膩的剪接,我們對這點也都很有共識。 念樺:對。後來就很榮幸可以邀請懿齡。 懿齡:一開始是蔡導先找我,說他有個朋友在拍紀錄片。我問了一下背景,結果發現我們都是屏東人,而且她還是我屏東女中的學妹,雖然差了好幾屆(笑),但覺得挺有緣的。她剛開始拍片的時候剛好是過年,我們人都在屏東,就約出來聊一聊,聊得滿投緣的。後來我就說:「OK啊,我可以幫妳剪!」   Q1:導演好。謝謝你帶來這麼精彩的家庭紀錄片。我有三個問題想請教,這三個問題都比較私密,如果有不方便回答的部分沒關係,這只是我看完後心裡的疑問。 導演在影片前半段提到「家暴的記憶會讓你有一種扭曲的感覺」,但後面似乎沒有再多談這個「扭曲」。請問這個扭曲是指記憶的扭曲,還是在人際或親密關係上的扭曲? 念樺:我指的「扭曲」是我自己性格上的扭曲,或者是我理解童年記憶的方式,有時會覺得矛盾,又懷念、又不想回顧。 Q2:關於「姓氏」在父權社會中的位置,導演以「吳念樺」這個名字,用的是父親的姓氏來呈現作品。有人也會認為,即使從母姓,母親的姓也是外公的姓。我很好奇,在這樣的家庭經驗中,導演如何看待用這個父親姓氏來呈現這部私人紀錄片? 念樺:我其實有問過媽媽要不要改成她的姓。她小時候也有考慮過要幫我和姊姊改姓,但後來沒有。後來我就覺得,這就是我的名字,所以作品名也就直接用本名。 Q3:導演在與父親重逢時,已經是以大人的身分面對童年缺席的父親,而非以孩子的角度。想請問導演對這樣的相遇,有沒有更多的想法或感受可以分享? 念樺:關於和生父見面。那時候(看到他)就覺得:「喔,原來真的有一點像。」也發現見面這件事其實沒那麼困難。小時候的我總覺得那是一個永遠不會見到的人,但當我真的去做了,就發現也沒有想像中那麼難,對這件事也就沒那麼有懸念了。   Q4:片中有拍到妳和父親互動的過程,我很好奇父親是怎麼看待妳想記錄這些過去的回憶?在拍攝時有沒有感覺爸爸說話時有「表演」的成分?他在某些話題上會不會刻意迴避,或在他感興趣的話題中會願意多講一些? 念樺:我覺得只要有鏡頭在現場,無論是我還是被拍的人,多少都會有不同的展現。就像你和朋友吃飯時,如果突然擺上一台攝影機(大家可以自己試看看),一定也會有人開始「表演」。所以我想那種狀態多少還是會出現。   Q5:導演和姊姊對童年創傷的記憶似乎有些不同,請問妳怎麼看待這樣的差異? 念樺:我和姊姊的部分,這其實也是我在片中想表達的感受。我很愛我姊姊,也能理解她,但同時又不太能理解為什麼她的記憶跟我不一樣。不過我也相信她真的「忘記了」。這也是我拍這部片的原因之一,想讓自己學會接受,她的記憶和我的不一樣。   Q6:導演好,首先真的非常開心,也恭喜你完成自己的作品。我在看到第一顆鏡頭的時候就泛淚了,因為整段故事與回憶和我自己的經驗其實蠻重疊的。再次恭喜你。請問在剪片過程中,因為妳需要處理大量素材,也得面對自己過去的回憶。想知道妳是怎麼處理這些情緒或感受的? 念樺:剪接的過程是跟懿齡一起完成的,所以等一下懿齡也可以分享。我先講我自己怎麼處理這些情緒好了。常常是懿齡剪出一個新版本,我看了之後就在家大哭(笑)。明明是我自己拍的東西,但當它被轉化成故事的時候,那種感覺完全不一樣。片中我一直想回顧一些記憶,想抓著我媽和我姊說:「我明明就是這樣啊,為什麼你們都不記得?」可是當我越問,越接近那些我原本不知道的部分時,又會很想去做像是催眠,或找什麼能消除記憶的診所,把某些不想再記得的片段抹去。那應該就是我情緒最衝突的時候,但好像也沒有什麼更好的化解方法。 懿齡:目前還沒有特別想到要怎麼說。對我來說,我本身不是那種會去追根究底家庭關係的人,我的想法比較是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我覺得念樺真的很勇敢,那些事情一直在她心裡,她覺得自己必須把它處理好。至少在我看來,當她和媽媽、姊姊三個人一起面對這些事時,她才有辦法往人生的下一個階段走。這部分跟我不太一樣,也因此我特別佩服她的勇氣。 在剪接過程中,因為我看素材的角度跟念樺不同──她背後有二十幾年的情感累積,而我不一定能完全理解那種感覺。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討論「沒有被拍到的部分」,目的是希望觀眾不會誤解我們呈現的內容,同時也想保留「記憶本身的曖昧性」。因為我覺得,即使是面對你最愛的人,記憶也不一定是可靠的。愛可能是真的,但記憶未必如此。這就是我們在這部片中不斷來回思考的主題。 最後我們有給雷姐(雷震卿)看過,她有點像是幫我們「定錨」的角色,確認我們應該往這個方向走。最終成品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完成的。 主持人:可不可以多描述一點「沒有看到的那些部分」是什麼? 懿齡:因為念樺是拍攝的人,所以她的感受非常明確。可是像她的媽媽、姊姊,甚至生父的情緒,我就會一直問她,確認那些部分。我要確保我從素材裡看到的東西,和她在現場感受到的,或者她之後跟家人談話時的感覺(一致)。雖然不可能完全一樣,但至少要確定方向上不會背離。   Q7:想請教導演父母看完這部片後的反應是什麼?另外,片中呈現了每個人記憶矛盾的地方,我覺得這部分處理得很成功。那你自己又是怎麼消化或看待這些記憶不盡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部分呢? 念樺:我的生父應該還沒看過片子,因為他人在澎湖,但我有傳一些他的片段給他看,他就覺得OK。我媽媽之前看過,但她可能不太記得全片,所以今天又再看一次。她的感受,就看她想不想分享,或我回家再問她,她不一定想在這裡分享。 至於記憶不一樣這件事,我不是拍攝的時候才知道。以前我和姊姊就常因印象不同而產生不理解,所以早就知道我們的記憶會有差異。剛開始,我會對她有點生氣,希望她的記憶和我一樣,也會覺得我們是姊妹,又同時在現場,所以(記憶不同讓我)感覺自己被誤解。 隨著成長,我的想法慢慢改變。拍攝過程中,有了團隊夥伴加入,我也聽到不同的觀點,這對我理解和看待這些記憶非常有幫助。 崇隆:這部分我也特別想補充。我剛剛有提到我之前是記者,也許每個人的經驗不同,但就我過去的觀察,我們常常以為只有政治或司法領域才會出現「羅生門」式的狀況、才會有人說謊。可是在看這部片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家庭裡其實也充滿羅生門,而且這其實是很正常的事。不能以為那只是政治或社會事件才會發生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人的記憶真的很有限。像我自己就常常會忘記一些讓我不舒服的事情;但也有人恰好相反,會永遠記得。這不是誰故意或不故意的問題,只是每個人的特質不同。這部片對我最大的啟發就是,我會開始回想自己的家庭經驗。很多時候,我們和親人爭吵,可能就是因為記憶不同。雙方都以為對方在說謊、或故意扭曲事情,但其實只是記憶差異。 念樺在片中很細緻地訪問每一個家人,我覺得這讓人重新思考「誰說的是對的」這件事。或許根本沒有誰在說謊,只是記憶本身就不一致。這也讓我覺得,家人之間如果能理解並接受這一點,彼此的寬容度也許會更高。我們常對最親近的人期望最多,覺得「你應該最了解我啊,為什麼還會說錯?」但有時候,真的只是因為記憶不同而已。這是我從這部片中得到很深的啟發。謝謝。 主持人:是啊,正如剛剛老師提到的,其實記憶不同,也沒關係。 念樺:在處理片中不同觀點時,我一開始其實很猶豫。像有些片段,我和姊姊的說法非常兩極,就一直在想,那些要不要放進去?我擔心觀眾會覺得我瘋了,或者反過來覺得我姊姊也瘋了。那種「別人會怎麼看我們」的焦慮其實很強烈。 後來剛好有一個版本完成,我們給雷姐(雷震卿)看。她鼓勵我們保留那些片段,也讓我感受到她有理解了我對「記憶不確定性」的那種不安。她說,那種「明明記得卻被大家說沒有」的感受,是最難被接受的,而這份矛盾正是作品的核心。那一刻我覺得,好像有被理解的可能。於是我跟懿齡討論後,決定還是把那些片段留下來,呈現那個記憶模糊卻真實的狀態。 懿齡:對。我記得我們剪的時候,我有提醒念樺,這部片未來上映之後,可能會有很多人看不懂妳想講什麼。可是她那時候回我一句話,讓我很感動——她說:「沒關係,其他人不理解也沒關係,只要媽媽和姐姐能懂就好了。」我覺得這句話很重要,也代表這部片的價值所在。   Q8:看了妳們家庭的故事,發現父母的感情真的會影響子女,我也能感受到你心裡的那份創傷。經過這樣的拍攝與了解之後,妳覺得自己能釋懷了嗎?對未來的生活,會有什麼改變嗎?覺得自己會更開心快樂嗎? 念樺:謝謝提問。我覺得雖然片中呈現了許多關於童年傷痛的記憶,但同時我也從這些經驗裡獲得了很多成長的養分。我的快樂其實也同樣來自這個家庭——媽媽和姊姊也是形塑我今天這個比較正面、開朗性格的重要部分。 我想,我在這個家庭裡曾受過傷,也確實留下了一些創傷;但同時,現在的我能夠用不同的方式看待、並在成年後以比較健康的心態生活,我覺得那份力量也同樣是從這個家庭來的。 主持人:對啊,說得很好。其實在女影這個平台上,我們並不要求每個人都一定要「正面快樂」。更重要的是,願意不斷透過作品與自己對話。 天非常謝謝大家,也再次謝謝製作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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