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女性影展 │ 10/19 焦點影人#3《福戈火之島》+《比索的狂歡》+《薩赫勒的嘉年華》+《莎拉馬爾多羅:烏托邦的鄉愁》映後文字紀錄 片名:《福戈火之島》+《比索的狂歡》+《薩赫勒的嘉年華》+《莎拉馬爾多羅:烏托邦的鄉愁》 場次:10/19(一)18:50 光點華山一廳 主持人:理監事 謝以萱 與談人:安努奇卡・德安德拉德 Annouchka de Andrade 恆達・度卡多斯 Henda Ducados 口譯:Sandy 文字記錄:周妙芊 主持人: 很高興能夠在這個禮拜一的晚上,看到大家依然在這裡參與第33屆女性影展。我是女性影展的選片人謝以萱。今天非常榮幸,能邀請到莎拉・馬爾多羅的兩位女兒來到現場,與我們進行映後交流。歡迎安努奇卡・德安德拉德與恆達・度卡多斯!今年女性影展非常開心,能在兩位的協助之下,形成這個焦點影人單元。莎拉・馬爾多羅是一位非常重要的非裔女性導演,從他四十五部作品裡,挑選了十一部影片。 今年從四個不同面向介紹這位非常重要的非裔女性導演,包括他如何描繪獨立戰爭中的女性人物,以及他的創作與社會運動、文學之間的關係。今天的影片則呈現了與前幾場放映很不一樣的創作面向,特別是這三部影片,勾勒了維德角與幾內亞比索獨立之後,非常具有常民特色的嘉年華場景。 首先,想請兩位跟我們分享:在當時的關鍵時刻,我們知道非洲大陸1950、60代經歷了非常多獨立運動,許多國家在60年代獨立,也有一些國家,例如維德角與幾內亞比索,到了70年代才獨立。在這樣關鍵的時間點,馬爾多羅是在什麼情況下,決定前往這兩個地方拍攝? 安努奇卡・德安德拉德: 導演早在1970年代就已經去過幾內亞比索拍片。我們今天看到的這部狂歡節影片,已經是他第三次到那裡拍攝。因此可以說他跟這國家的緣分很早就開始了。 第一次是在1969、1970年左右,他在那裡拍了一部片《Guns for Banta》,目前該片拷貝仍是佚失狀態。第二次是在1974年,當時幾內亞比索剛獨立;第三次則是在獨立之後的1980年代。能夠在獨立之後去拍攝,導演覺得非常開心。能藉由這部片捕捉當地人民的創意,以及國家獨立之後,在文化與政治上展現自主性的樣貌。 透過這些狂歡節的畫面,我們可以看到當地年輕人這麼有精力、有能力,也有想像力,能夠創作出這麼有意思的東西。我想,不管是在台灣或幾內亞比索都是如此,年輕人非常有創意。從這幾部片,我們也可以看出導演與藝術之間非常深刻的連結。 主持人: 我覺得這三部描繪常民文化的影片,都讓人印象非常深刻。我自己在看的時候,也會聯想到當時法國的一些民族誌影像,尤其是尚・胡許這樣重要的法國民族誌電影導演。 所以也滿好奇,馬爾多羅與當時法國人類學或民族誌電影之間的關聯。他有一部今年也有選映的作品《狗兒沉默著》,場景就是在人類學博物館裡拍攝的。當時的人類學思潮,是如何影響他的影像創作的? 恆達・度卡多斯: 導演與許多非裔導演、法國導演都有很密切的關係。剛剛提到的尚・胡許,他也很熟識,不過莎拉・馬爾多羅對他的拍攝方式,以及影像呈現的方式,其實是有意見的。 他覺得,尚・胡許在拍攝時會有所謂的「尚・胡許式的凝視」,帶有法國白人男性的視角,也和被攝者保持一定距離。對比起來,莎拉則是與被攝者同處在那個狀態下,莎拉是其中的一份子,而非帶有距離式的觀看。我認為,他總是帶著關懷與善意去拍攝影像裡的對象,因此你可以感受到莎拉與被攝者之間的連結。 很有趣的是,主持人剛提及《狗兒沉默著》,滿巧的是,《狗兒沉默著》是由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製作,而尚・胡許同時期的作品也是由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所製作的。 主持人: 剛剛看馬爾多羅的這三部影片時,有好幾個場景都讓我非常感動。他會刻意把鏡頭放低,甚至像是蹲下來,維持在小孩子的高度。我覺得這與剛剛安努奇卡提到的非常切合:他在當地拍攝時,與當地社群是非常親近的。 與此同時,我也很好奇,雖然馬爾多羅是一位非裔導演,但他畢竟是在法國的脈絡下成長、接受養成的。當他進入與自身背景仍有不少差異的地方,例如維德角或幾內亞比索,他如何留意自己作為一個拿攝影機的人,與當地社群之間的距離和關係? 恆達・度卡多斯: 這個問題非常有意思,也很重要。我認為他是從詩人的角度來拍攝這些片。雖然我們常說莎拉・馬爾多羅是戰鬥電影的創作者,但更重要的是,我跟我姐姐都認為,他應該也被記住的身分是詩人。 就像主持人剛才說的,他拍小孩子時,會從比較平等的角度拍攝。想呈現這些人的活力,以非常有敬意的方式,呈現他們所擁有的創意與希望。並不想著重表現這些人很貧瘠、沒有水,或缺少什麼東西。他想呈現的是希望,以及這個社群如何充滿韌性,以及這份韌性如何讓他們有能力,以美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意志。 韌性也是莎拉・馬爾多羅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的成長過程其實滿艱困的,他小時候是孤兒,但透過閱讀文學與詩歌創作,建立了自己的身分認同。這也是他作品最特殊的地方。 主持人: 剛剛提到他作品裡的詩性,我相信各位看了「嘉年華三部曲」,應該也能感受到,他的影像具有非常強烈的韻律性。 尤其是三部曲的最後一部《薩赫勒的嘉年華》,幾乎沒有對白,完全透過聲音與影像敘事。我覺得這個美學選擇非常有趣,也想請兩位跟我們分享,你們如何理解馬爾多羅在美學上的這個選擇? 安努奇卡・德安德拉德: 其實這部片原本是要有旁白的,從片尾字幕也可以看到,原本有安排旁白。導演連續拍攝了這三部影片。後來在幾內亞比索拍攝時,當地發生政變,資金無法到位,因此沒有辦法完成影片。後續耗費了多年才完成剪輯,因為花了許久時間才得以拿回他的底片,當時這些底片被沖印廠所扣留。 後來終於拿回底片時,沒有聲片,因此他就以無旁白的方式完成此作。之後在修復的過程中,我們獲得法國文化部的協助,將這三部影片一起修復,而是我們決定把它們作為三部曲的形式來呈現,也就是《福戈火之島》與另外兩部狂歡節影片,而我們也決定了三部曲的排列順序。我認為從《福戈火之島》的政治脈絡開始,再透過《比索的狂歡》深入幾內亞比索,最後以無旁白的《薩赫勒的嘉年華》結束,讓影像的力量、美麗、風彰顯出來。我認為即便假使後來找回聲片,我們仍希望維持目前沒有旁白的狀態。 觀眾:很好奇,跟如此忙碌的媽媽一起成長,是什麼樣的感覺? 恆達・度卡多斯: 在成長的過程裡,我一直覺得,我媽媽怎麼跟朋友的媽媽都不太一樣。他很少在家,常常在外旅行、到處跑。小時候我都在想,為什麼他不能在附近的麵包店工作就好?這樣等我們回家時,他就能在家裡等我們。 可是後來我才發現,我的媽媽如此特別。他不但很風趣,也是一個詩人,而且與我們非常親近。 小時候,他常常帶著我們到處去,不管是去歐洲各地參加影展,甚至參加政治集合。對當時的我們來說,政治集會比較無聊一點,我們也會去上街遊行,我們也會挨家挨戶拜訪,因為他參與政治的程度非常深。因此我們也很早就知道,政治在我們日常的家庭生活裡,是顯而易見的。 韌性也在生活中顯而易見。我的爸爸是一位投入自由與獨立運動的鬥士,他有很多本護照,因為有時需要躲避警察的追緝。但莎拉從來沒有把恐懼傳遞到我們身上。我們從小在家裡,從來沒有因此感到害怕。媽媽給了我們很好的保護,家裡的氣氛總是很開心、有趣且充滿詩。 安努奇卡・德安德拉德: 媽媽從小就告訴我們,一定要有自信,什麼都不用怕。不管我們想做什麼,他都全力鼓勵。即使我說我要去月球,媽媽也會說:「好,去!」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媽媽都舉雙手贊成。他唯一的要求,就是我們要好好念書、大量閱讀。小時候,有兩間書店可以讓我們隨意挑選想看的書,不用付錢,因為媽媽與出版商是好朋友。因此我們有去書店的習慣,家裡有非常、非常多的書。再來他灌輸我們的概念就是解放(emancipation),就是要獨立,不要依靠別人。 恆達・度卡多斯: 媽媽非常信任我們,也鼓勵我們獨立自主,所以我們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有一天,我們覺得到處跑影展實在太累了,不想再去了,比較想要待在家。媽媽就說:「好。」然後留了一些錢給我們,由我照顧妹妹,我們自己煮飯、自己過生活。一切平安無事,他也灌輸我們要負責任。 那時候我已經十六歲,我有我媽銀行的簽名,但我沒有偷任何錢,而我們可以在支票簿上簽名,也可以自由地去銀行領錢。媽媽不用擔心我會多拿,或偷偷藏起來,因為在他的教育之下,我們都很有責任感。 我們很開心可以自己來,但我的同學都覺得不可思議,因為我竟然還可以幫妹妹簽成績單。這些對我們來說,都是生活的常態。有時候,媽媽說要出門,可能說只去個幾天,結果可能當地有政變,一去就是好幾個禮拜,而我們要想辦法活下來,所以我們必須習慣照顧自己。 觀眾: 你們好,我想問,這兩部片大約是在1980年前後完成的。在將近五十年後的今天,影片呈現的事物,有沒有經歷比較巨大的變遷?例如面具文化,或是嘉年華,到現在仍然是當地很重要的活動嗎? 安努奇卡・德安德拉德: 嘉年華是世界各地都有的文化活動。在維德角與幾內亞比索,嘉年華到現在仍然持續舉辦。 在那部沒有對白的《薩赫勒的嘉年華》裡,我們看到小朋友非常有想像力,也很全球化。他們想扮成牛仔、印第安人,或者太空人。如果現在再回去看,情況仍然差不多,只是服裝的品質可能提升了,也有更多素材可以取得。 主持人: 最後想請安努奇卡與恆達,再跟觀眾說幾句話,因為今天會是兩位最後一場映後交流。 安努奇卡・德安德拉德: 首先,要感謝女性影展邀請莎拉・馬爾多羅的電影來台灣放映,這也是亞洲第一次向他致敬的影展。我很高興大家可以來看。 第二,對我們來說也很重要的是,透過呈現他的影片,讓大家看見母親當時所經歷的許多抗爭。他拍了四十五部片,但其實他在沒有資金注入的情況下寫了六十個計畫。事實上,在他逝世前的十五年,沒人願意投資他拍片,因此他度過了艱難的人生,每天都是抗爭。 而現在,在他過世之後,隨著現在世界上的一些運動,例如#MeToo運動與「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為性別的關注注入另一種能量,我們彷彿又看見莎拉的精神重新活了過來。雖然他已經過世,但透過這些運動,我們看到他精神的重生,他的作品能得以在全球這麼多地方持續放映,這對我們說是很重要,也很高興的事情。 最後,希望大家不要忘記他曾經的抗爭,也請大家繼續做夢,讓這世界成為更美好的樣子。謝謝! 安努奇卡・德安德拉德: 我想提醒在座各位,不管你是不是從事藝術工作,都請保持信心,繼續抗爭下去。 以我媽媽為例,雖然他的作品在他過世之後,才獲得大家的認可,但有時候,歷史就是這樣。 最後,還是要感謝大家來看片,讓我們得以一起慶祝他的生命、慶祝他的才華。謝謝!
2026女性影展 │ 10/18《恨女的逆襲》映後文字紀錄 片名:《恨女的逆襲》 場次:10/18(日)13:20 光點華山二廳 主持人:理事長 史惟筑 與談人:林怡婷演員、黃惟演員、董淑緣-副導演/剪輯 文字記錄:張秝蓉 主持人:我知道三位也都在跟著觀眾一起看影片,所以應該也有聽到觀眾有一些滿熱烈的反應 。李宜珊導演一直以來都非常聚焦於女性形象的角色,以及在社會中他的女性形象怎麼呈現。這是李宜珊導演的第一部劇情長片,在這部片裡面,除了兩位年輕女性角色的形象之外,其實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拳擊。請兩位演員跟我們分享,在準備這樣的角色的時候,相信有兩個層面:一個是身體上的;以及你們心理上,是怎麼樣去準備的? 林怡婷:我們一起訓練了半年以上的時間。若從海選開始算起,是近一年的時間。 黃惟:其實我們兩個剛開始是完全不會拳擊,是因為這部電影才開始學習。剛開始真的非常痛苦,因為我們是平常碰到對方都會「對不起、對不起」的人,可是現在要打對方。在訓練的時候,兩個人要一直互相對打,剛開始其實會滿心疼的,因為真的會打到對方。我們的教練是魔鬼教練,也是金牌選手,對我們非常非常嚴格,把我們當作奧運選手在訓練的,我們都會邊打邊哭,但是還是要繼續練習。為了要鍛鍊自己的身體,也需要攝取一定的蛋白質,讓自己增胖,我們都增加了五公斤。 主持人:還要維持嗎? 林怡婷:沒有沒有!太胖!一定要瘦回來! 黃惟:宜珊導演最開始就告訴我們,我們的拳擊會非常扎實的拍攝,其實有很多是可以用鏡頭避掉的東西,我們都沒有避掉。 主持人:當然大家應該都可以看得出來,拳擊的場面真的是拍得蠻完整的。 林怡婷:也是很安全的情況下在練習。 主持人:那心理上呢?其實這兩個角色其實滿不同的。以家玲的角色來說,他其實一直在尋找自己,不管在家或在拳館,或者他自己的生命當中的角色跟定位。小禎其實看起來是非常瞭解自己想要什麼。所以你們在建立自己的角色時,是怎麼樣去接近你們的角色?做哪些準備? 黃惟:其實小禎比較單純一點,他沒有家庭線,家玲有家庭,還有拳擊這兩個方面。小禎比較著重在拳賽,跟他這個選手是怎麼樣成長,這個角色的存在比較像是家玲的一個對立面。因為他其實從剛開始就很清楚,比賽是為了賺錢。我覺得他的家境——我自己設定——是比家玲還要糟糕很多的,所以他一開始就是目標很明確:要靠拳擊賺錢。當他發現這個拳隊好像要分崩離析了,泰爸又失蹤那麼久。那是不是只好轉隊?我是為了生存才做這件事情的。所以他的心境是清楚自己的目標是什麼。跟家玲的不一樣是,家玲年紀小一點點,所以還在尋找他要怎麼樣在拳擊上打出乾乾淨淨的拳。但是小禎的角度是,我這樣做也很乾淨,我就是為了錢,我沒有在管要真輸,還是假輸這件事。 林怡婷:導演也好、我也好,其實是有聽過很多的故事,從中尋找一些家玲的型,就是他的個性、人物形象,後來把這個角色拼出來。也會去找一些可能自己個性跟他相似的點。當然個性上會有所不同,但藉由放大一些相似的點,來成為家玲。 主持人:副導演跟導演從《亮亮與噴子》就開始合作,在訪談也提到過你是他的學生,所以跟宜珊導演其實已經工作很長的時間了。相信你也很瞭解他的創作歷程,也常跟他工作。想請問很多人會覺得 《亮亮與噴子》或《手事業》裡面,女性角色都有一種很直接的、去面對世界的一種力道。反而在《恨女的逆襲》,雖然它的片名叫《恨女的逆襲》, 可是好像裡面的角色反而跟以往的設定不太一樣。是否能分享這部分? 董淑緣:這部片女性角色的狀態,跟前兩部的角色狀態有滿大的差異。從十年前認識導演,人的年紀也在成長,所以心態也在修行。常常他會說,對於以前年輕的時候,心裡面的衝動、會想要反抗這個世界、會想要對抗 、想要復仇,對被欺壓的事情會有爆發的心情。但這樣的心情,可能是因為自己在某一些地方是很脆弱的,才會需要有一個外在的強力去偽裝。但到了現階段的創作,他認為家玲這個角色是他更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是在替自己做一個很清醒的決定,他揮出的拳頭是有力量的,並不是只是想要用暴力去回應那些反抗。 主持人:其實家玲這個角色,我覺得做得非常成功 。其實他就像大家應該都知道「長女病」。會很心疼這個角色,他承擔了非常多應該是父母應該要承擔的部分,他卻自己擔了下來,他自己內心想要被安撫的部分,卻不太知道要去哪邊獲得心理上的撫慰,拳擊是其中一個解方。 觀眾:我有看過主角林怡婷演出的《回收場的夏天》,那時候就非常厲害;小貞的那個角色,我覺得非常、非常的令我訝異,他出來的時間雖然那麼少,但它把整個形象樹立得很明確。對於剪接這部分,我有一個問題,請問當初你們有沒有完整的分鏡?或者整個cut的順序。因為前半段它釋放出來的訊息非常的少,但後半段很滿,那你們怎麼樣再決定?比如說真正的,這一場劇上的設定?或換個方式講,有沒有拍了很多,結果剪掉很多? 董淑緣:謝謝你的問題。畢竟是導演的第一部長片,有很多導演想要嘗試的東西。導演的拍攝方式也是非常有機的,我們在現場,把演員放在一個環境,讓他再去跟這個環境做互動,那基本上每一場拳賽都是從開場,他在準備,一直到他走出場,打完全場。我們都是在現場拍攝的時候,盡量的收集這些素材的方式來完成這一支片,最後才在剪接上去選擇。在思考怎樣才能夠讓大家看到角色的不同的面向、不同的生活的階段,跟不同的人互動的狀況,然後才去選擇這些素材。 主持人:關於表演的部分,不知道您要不要再補充?您之前的演出跟這一次的演出,有沒有什麼表演上的不同?比如說,黃惟之前參與《風流少女殺人事件》——去年也有入圍我們女性影展——是一個非常風格化的一個表演,那我相信跟這一齣演出的方式一定是完全不一樣。兩位演員可以分享,是怎麼跟導演一起工作的?如何去拿捏你的演技? 林怡婷:宜珊導演給我的自由、彈性度非常大。我想做什麼,他都會說「好!我們試試看!」就是他不會說不可以,他會說「那我們這顆先什麼,我們再試你想的那一顆。」 主持人:他最後選的是你想的那一顆?還是導演的? 林怡婷:都有!我跟他比較神奇的是「眼睛上的模式」,他有時候會跟我說「你這一顆有愛!知道嗎?愛!」然後我就說好,就可能看誰的時候(眼裡)有愛。看螢火蟲的時候就有「螢火蟲的模式」,要回到你純真的時候、最純粹的樣子。 主持人:主要是眼睛。 林怡婷:對,就是眼神上的變化。 黃惟:我的話則是因為宜珊導演覺得我本身就蠻適合小貞這個角色,他覺得我不笑的時候,看起來比較兇,我後來跟他找到一個不太愛笑,要有一點賤賤的、有點兇兇的感覺,滿像小貞這個角色。在拍攝的時候,我們一起訓練了很久,我們四個拳擊隊的,一起培訓了大概六個月、半年的時間,所以我們其實默契很好。 主持人:你有放棄嗎?這個過程當中沒想要退出劇組嗎(笑)? 黃惟:哈哈哈哈哈!好累喔,明年還是繼續來打! 林怡婷:吃東西的時候也覺得好累! 黃惟:我們非常熟悉彼此,只要一進去拳館裡面,我們自然而然就知道我們現在要做什麼。已經身處在拳擊的環境裡長達半年了,很多其實沒有剪進去,或是我們全隊氛圍、友情的狀態,都是現場有機地發展。宜珊導演厲害的地方是,他花了很多的時間跟我們培養感情,我們是非常信任他的狀態下來拍戲,整個過程是很舒服、很愉快的。 觀眾:可以感受得到家玲其實是渴望家庭的溫暖。相對來說,爸爸跟外面的女性在一起,忽略了自己的家庭,而泰爸則是不太談自己的家庭。但是家玲用自己的方式,透過小時候的回憶 、跟家人的相處,把它拼湊回來,把這個家慢慢地重組起來。想問的是,關於「落難神像」的那一段,滿好奇這部分跟家玲有什麼樣的關聯性? 林怡婷:雖然我家住在廟裡,但是我從來沒有去信那個神,但是就是,有時候你冥冥之中不小心撿到一個東西,或者是你的生命中突然出現一個人,他會改變你的一切。那個觀音像就是在跟他說,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了。我們在很多時候都會安插一些很突然、會點醒家玲的事情。 跟家玲的關係的話,可能有些觀眾會想說「泰爸去哪裡了?」或者是「誰誰誰怎麼又不見了?」這其實比較是以家玲的視角出去,所以我沒有看到的事情大家也看不到。但其實泰爸是被揍了一下回來,雖然他說他是踩到狗屎,但其實不是。 董淑緣:那我補充「落難神像」,在家玲撿到漫畫跟「落難神像」的地方,導演有一個他自己的、小小的隱喻,他覺得那個空間象徵家玲他自己的內心,一個讓他得以休息的舒適地方。所以在劇情的後期,家玲認知到說「我要心裡乾乾淨淨,手上才會有力氣」,這時他在他自己的心靈的地方,撿到了一尊神像,比較像是象徵他有了一個信仰的力量,信仰的力量不一定是神佛,也可以是因為他認清出了自己心裡面想的事情、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他獲得了他手上的力量。 觀眾:這部電影我非常的喜歡,看完了覺得很感動,其實滿多幕都會很想哭。兩位演員的演技也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厲害。有一幕是媽媽離開後回來,家玲跟弟弟在準備便當,媽媽就叫弟弟去寫保險的受益人,家玲看到這一幕把媽媽叫進來,跟媽媽講了一連串心裡面的話。好奇這一幕導演想要表達或是傳遞的訊息,家玲內心的想法是怎麼樣的? 林怡婷:亞洲家庭成長的小孩,大多我們常常在面對家庭、面對父母的時候,我們很愛他們,但是我們常常說出來的話都是不太對的。剛開始其實可以感受到家玲對媽媽講話也是很不耐煩,他很愛媽媽,但是一講出來的話就會是反話。在準備那一場的時候,宜珊就跟我說:「你不知道媽媽什麼時候可能會再離開,雖然他回來了。你就當作最後一次,把你的真心話去講出來。」我覺得是家玲第一次鼓起勇氣,將那些話都說出來,向媽媽說其實我很愛你,希望你可以快樂。我覺得導演有想要呈現這個——就是我們要好好的愛我們的家人,不要一直講反話。 主持人:副導演同時也是身為剪輯,回應剛才觀眾所說的,你們拍的戲其實很多,但是到了剪接之後,你們是怎麼樣再去重新思考這整齣戲的結構?以及最後為什麼不讓它有一個熱血運動的結尾?「讓家玲贏一場公辦比賽不行嗎?」為什麼要把鏡頭撥開?當然我很喜歡那個結尾。請以剪接的角度好了,來跟我們分享。 董淑緣:一開始在剪接的時候 ,先把我們所擁有的劇情、擁有的素材全部都拼起來。那全部的素材量,記得是三個多小時快四個小時的長度,從這個影片的長度裡,我們才去選擇「我們什麼時候要讓家玲出現一些不同的面向」跟「我們要看到家玲的哪一些心靈跟情緒」。舉個例子,我們在拍攝的過程當中,有拍到很多家玲的脆弱,也有怡婷自己滿喜歡的一場戲,自己在家裡客廳,看到電視新聞裡面的選手們都有家人的加油支援,他默默在家裡掉淚。有滿多他落淚的鏡頭。在整個影片的觀看過程,我們也會覺得家玲這個角色好像不能一直讓大家看到他非常脆弱的一面,所以我們最後選擇的,只有他跟爸爸對話,一個側身,然後落淚。所以我們選擇都是從這個人物、從這個角色出發,去選擇讓觀眾們能夠更理解家玲這個角色的素材。 主持人:在剪接上,有一個部分我也滿喜歡,像剛才小貞說到他的角色設定是有點賤賤的,好像知道「我就是需要錢」,所以他離開拳館,可是後來因為又接到電話,說要去上辣妹拳擊手。並沒有很純粹的就是:他是一個很利益取向的人。這個角色其實滿豐富的,還是有跟之前拳館的人,有一個感情上的連結,並沒有因為他離開便完全切斷跟他們關係,你們在剪接這個影片的時候,即便戲份沒有很多,但是可以讓角色更豐富,不會太片面化跟單一化。 董淑緣:我們的選擇,其實還是從這個角色、從家玲這個人物出發,跟每一個人物的各種不同的面向去出發來選擇素材。關於結尾輸贏的部分。為什麼沒有讓他贏一場或輸一場。因為其實導演也是非常希望大家看完這部影片之後,讓大家心情是「這個角色終於贏了」。 主持人:導演明明很喜歡《排球少年》熱情,不是嗎?拍電影卻不往那個方向拍(笑)。 董淑緣:他不想要讓觀眾帶著這個東西走,帶著這個東西離開這個戲院,還是會比較想要把觀眾的注意放在家玲的擂臺之外的生活。關於輸贏這件事情,可能導演認為在人生的擂臺上,其實並不是一場輸贏便可以改變一個人生,或決定一個人生。當他從一個糾結家庭、不懂江湖規則的一個少女、困惑的少女,他願意走出地下的拳賽,走到這個賽場上,去做他自己真的很想做的事情——在心裡乾乾淨淨的情況下,揮出他的那一拳,對於導演來講其實是比較重要的。 觀眾:我覺得拳擊電影,其實算是一種型別。美國的《洛基》可能是最有名的,近期香港也拍了不少跟拳擊有關的電影,這部電影跟我其他看過的拳擊電影完全不一樣。所以,有時候導演拍某一種電影的時候,他們不要看類似的電影;但是也有一些導演很喜歡看類似電影,有目的性,就是決定拍另一種電影。請問副導演,準備的時候有沒有往「套路」這個方面去想,就是這部片裡的拳擊跟其他拳擊如何不一樣? 董淑緣:我們也都因為要拍這個拳擊電影,所以是有看過滿多不同國家,像日本或中國的拳擊電影。比較不一樣的是,因為導演是拍攝紀錄片的背景,這一支片也是因為他在大學的時候拍攝他的紀錄片《下一秒.無限》,去紀錄我們的拳擊指導陳嘉玲。在紀錄片的過程中,很多是沒有被拍攝到的事件,最終不能被放進影片裡面。那這次他用虛構的故事去進行一些改編,拍攝《恨女的逆襲》,所以我覺得是紀錄片帶給他的一些影響。我們其實也是按照導演用紀錄片的方式去拍攝去拍攝這部劇情片,這個可能是會跟其他部電影比較不一樣的部分。
2026女性影展 │ 10/18 台灣競賽 #2 映後文字紀錄 片名:《飛機飛過的時候》+《我家有棵芒果樹》 場次:10/18(日)16:20 光點華山二廳 主持人:理監事 陳穎 與談人:《飛機飛過的時候》簡冠盈導演、李依靜導演 《我家有棵芒果樹》鄭治明導演、黃麗如導演、菲達蒂(Pindy)被攝者 文字記錄:葉禹昕 主持人: 很榮幸今天可以邀請到這兩部片的導演,以及被攝者來到現場。我們先歡迎他們上台。首先歡迎《飛機飛過的時候》的導演簡冠盈、李依靜。接下來是《我家有棵芒果樹》的導演鄭治明、黃麗如,以及被攝者菲達蒂。兩部作品都在處理相似的議題,也都涉及跨國移動,以及女性的生命經驗,因此有一些共通之處。另外,兩部片的導演之前都曾經拍攝過與移工有關的作品,所以我很好奇,你們當初是怎麼認識被攝者的?最初又是如何產生創作的念頭?既然已經拍過類似主題的作品,後來為什麼還會想繼續拍攝?背後應該有一些持續創作的熱情,也想請你們和大家分享。 李依靜: 大家好,我是李依靜。我們會拍這部片,是因為之前拍過一部作品,叫作《黑袍樂隊》,談的是印尼移工在台灣組成樂團、玩重金屬音樂的故事。拍完那部片之後,我們和樂團的經紀人 Sally 變成了朋友。他也出現在我們片尾的製作名單中。後來,他告訴我們,群眾服務協會需要拍攝一部關於在台灣懷孕的移工媽媽的影片,因此邀請我們一起協助。 當時我們其實猶豫了很久,但我自己在拍攝過程中接觸這些媽媽時,逐漸看見了自己媽媽的影子。我媽媽也是結婚後來到台灣的新住民,當我看到這些移工媽媽在台灣懷孕、結婚的經歷時,就會想到自己的媽媽。這也是我後來願意繼續拍攝這部片的原因。不然,我自己原本其實沒有打算結婚、生小孩,也不是一個特別喜歡小孩的人。 簡冠盈: 大家好,我是冠盈。我自己的媽媽後來過世了。在整理他留下來的東西時,我發現自己其實並不真正了解他生命中的某些部分。所以,我覺得透過拍攝媽媽這個主題,某種程度上也讓我有機會更認識母親這個角色,以及他可能會面臨哪些挑戰與困難。我們是先拍《黑袍樂隊》,之後才拍這部片。當時和製片統籌 Sally 討論時,我們很希望不要總是用苦情的角度去拍攝移工議題。我覺得他們都是很認真生活的人,也希望大家能夠透過影片,看見他們認真生活的那一面。 黃麗如: 大家好,我是黃麗如。我和鄭治明是在女英雄日認識了菲達蒂,我們第一部拍他的作品是《菲達蒂的小套房》。當時我們第一次拍攝他的故事,是因為他住在台中東協廣場附近,他非常開放地邀請我們到他的房間,和他一起吃東西。他的手藝非常好,我們一吃很驚訝,想說怎麼會這麼好吃,和外面吃到的東南亞料理很不一樣。所以我們就一直去找他,慢慢地和他熟悉起來,後來也開始拍攝他在台中生活的空間與故事。 鄭治明: 大家好,我是治明。在拍攝菲達蒂之前,我們其實已經拍過兩部與移工有關的作品,不過之前的主角都是男性。《菲達蒂的小套房》和《我家有棵芒果樹》是我們第一次有機會拍攝女性角色。而且,菲達蒂後來也不再只是以移工的身分生活,他逐漸成為一位創業者和藝術家,能夠在台灣生活。這樣的角色很難得。因為我們以前拍攝的移工,可能還在工廠工作,或是受到很多工作條件的限制;但菲達蒂已經能夠比較獨立地生活,也可以自由往返台灣與印尼。所以,我覺得這是一種很特別的生命狀態。 菲達蒂: 大家好,我是菲達蒂。一開始認識他們的時候,他們來拍攝我,也有其他人來過,所以我對這件事並不覺得奇怪。我也希望能讓大家知道更多外國人在台灣生活的故事,尤其是比較正面的故事。因為我聽過很多不好的事情,也看到一些負面的報導。但我覺得,如果大家能夠一起生活、互相努力,就會發現我們其實是一樣的,也都應該享有自由。台灣有很多和我們一起工作的夥伴,我不希望大家一直放大那些不好的事情,而是能夠看見彼此一起生活的樣子。 主持人: 我在觀看這兩部片時,其實有很深的感觸。除了兩部片都與移工有關,也涉及女性的生命經驗,所以我會特別從性別的角度來觀看。母親這個身分,其實是很多女性電影都會處理的主題。但當它放在台灣與印尼之間的跨文化脈絡裡,就會呈現出不同的面向。移工在台灣生活時,有時會受到一些刻板印象的影響,母親這個角色本身也可能被某些刻板印象限制。不過,這兩部電影都讓我們看見非常立體的人物,而不是只看見某一種身分。在拍攝過程中,你們有沒有一些性別相關的思考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李依靜: 拍攝這部片時,我們後來決定,進入現場的工作人員都必須是女性。負責剪輯的團隊成員原本其實是擔任攝影,但因為他是男性,而拍攝地點又是女性庇護所,裡面住著一群懷孕的女性,所以當他第一次進入現場時,就明顯感受到移工媽媽們有些不自在。雖然他們沒有直接說出來,但這個反應還是讓我們注意到了。因為一開始的田野調查也是由他負責,所以回來之後,他和我們討論,認為應該找女性攝影師協助。我們才找到現在的攝影師念樺加入團隊。從那之後,我們進入庇護所拍攝、與移工媽媽互動時,團隊都由女性組成。在拍攝過程中,我們也經常遇到一些很特別的情況。例如訪談進行到一半時,可能會有小朋友哭鬧,媽媽們就必須暫停訪談,去餵奶、換尿布,或是先把孩子交給其他人照顧,才能繼續接受訪談或拍攝。這些都是我們在那個空間裡實際遇到的事情。一開始,我們其實沒有想到團隊裡最好不要有男性工作人員進入。當時可能以為沒有關係,但直到親身感受到媽媽們的不自在,才意識到這件事。後來換成女性工作人員進入現場,整個拍攝過程順利很多。因此,在後續的製作過程中,我們所有男性工作人員其實都沒有直接和這些媽媽碰過面。 簡冠盈: 拍攝時我們曾經跟著媽媽們一起去產檢。在路上,每個人的語言能力不太一樣,因此中文比較好的人,會幫忙向其他人解釋現在發生了什麼事情,或是告訴他們產檢時需要注意的事情。在庇護所裡,媽媽們也會互相幫忙照顧孩子。如果有人需要去忙別的事情,可能請其他媽媽幫忙照看一下小朋友。所以,這種彼此支持、互相幫忙的力量,也是我在和他們相處時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 主持人: 謝謝你們這麼詳細的說明。我之前也讀過一些訪問,裡面提到這個全女性的空間。剛剛你們也提到,尋找女性攝影師其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這可能不是一個特別被拿出來強調的問題,但我覺得它很值得持續討論。 黃麗如: 剛剛治明有提到,我們以前拍攝的都是男性移工,包含菲律賓、泰國等不同國籍的移工。後來接觸菲達蒂之後,我們才真正走進一群跨國工作者的生活空間。來到菲達蒂小套房找他的,大多是在台灣工作的女性。他們很多人已經結婚、有小孩。尤其當時正好遇到疫情,有些人已經很久沒有回家,可能三年、五年都沒有回去,只能靠視訊維繫和家人的感情。當你問他們為什麼不回去時,才會發現,回家其實也是另一種壓力。因為回去可能要花更多錢,原本辛苦賺來的錢很快就會花掉。在那個女性的生活空間裡,菲達蒂很像一位大姊姊,甚至有點像大家口中的神婆。很多人遇到感情問題、家庭問題,都會到他的小套房找他,希望他能給一些建議。但菲達蒂自己其實也有煩惱,卻不一定有人可以幫他解決。所以,我們看見了一個女性彼此照顧的空間。很多人下班後或假日會聚在一起,互相陪伴、支持彼此。我覺得,這種能夠彼此支持的關係非常重要。 主持人: 也想請問《我家有棵芒果樹》的導演,關於女性在海外工作的經驗,你們有沒有特別的觀察? 鄭治明導演: 我們之前拍攝男性移工,後來也開始拍攝女性家事移工。因為他們住在雇主家裡,所以有時候會遭遇一些特殊的處境。片中就提到菲達蒂曾經被性騷擾的經驗。我們一開始就聽菲達蒂談過這件事,但如何把這段經驗呈現在電影裡,是我們思考過的問題。比起直接談論,或是一直追問菲達蒂當時發生了什麼事,透過他的藝術創作來轉化這段經驗,是一個很有力量的方式。因此,片中以黏土來呈現這段經驗,這就是我們當時的考量。這也呈現了女性到國外工作時,可能需要承受的一些代價。 主持人: 我很喜歡剛剛大家提到的女性空間,以及彼此互相照顧、互相支持的關係。這也是我觀看時覺得很有性別意義的部分。《我家有棵芒果樹》裡有一幕,是菲達蒂和同鄉在房間裡聊天,談到感情的事情。當下大家可能會一起抱怨,或是覺得自己好像被騙了。這些其實都是不太好的經驗,但他們可以彼此分享,也能夠互相支持。我覺得那是一個很溫馨的場景,也呈現了女性之間很特別的生命經驗。 Q1:我想請教《飛機飛過的時候》。這部片與群眾服務協會合作。以我對協會的了解,他們對這部片應該有很明確的需求,也可能對作品的用途有具體設定。所以我想知道,在合作過程中,有沒有發生什麼磨合? 例如尋找受訪者的過程是否花了很長的時間? 另外,我看到最後的片尾字幕,似乎也有提到版權屬於協會。想請問這段合作過程中,有沒有什麼比較有趣的經驗? 李依靜: 其實不太算是磨合,反而是拍攝紀錄片時必然會經歷的過程。例如,我們當時確實需要拍攝四位移工媽媽。雖然現在放映的版本裡只有三位,但最初的規劃是四位。當時是由 Sally 先協助我們認識一些移工媽媽,再從中找出比較能接受拍攝、也願意讓作品公開放映的人。不過,每一位媽媽、每一位移工都有自己的人生規劃。有些人原本答應可以接受拍攝,但過了一個星期,可能就決定要回印尼,不再留在台灣。因此,更換受訪者的過程,其實就是我們不斷與協會、Sally 討論和協調的過程。但在內容呈現上,例如作品應該包含哪些內容、要如何敘事,基本上都是由我們自由發揮。女性影展放映的版本,也完全由我們全權負責處理。雖然版權屬於合作單位,但他們給了我們非常大的創作空間。所以現在大家看到的版本只有三位移工媽媽,是因為經過討論後,我們認為這樣的呈現方式和敘事結構,更能讓觀眾理解故事的脈絡,也比較不會如最初版本的內容較容易打斷情緒。整個合作過程中,很感謝群眾服務協會的陪伴與信任。他們並沒有要求我們一定要怎麼拍、一定要呈現什麼。他們唯一比較明確的要求,就是至少要有一個超過十五分鐘的版本提供給他們。除此之外,他們給了我們很大的創作自由。 Q2:請問《我家有棵芒果樹》,菲達蒂前年回到印尼時,和自己的孩子見了面。當你和孩子這麼久沒有見面時,你怎麼看待你們之間的關係? 菲達蒂: 我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和孩子講電話的機會很少。所以我在影片裡也有提到,我很害怕孩子會叫我姐姐,因為他可能不認識我。那個時候,手機還沒有像現在這麼普遍,也不是每個移工都能使用手機,可能一個月只能用家裡的電話打一次電話。所以,準備回家的時候,其實非常緊張。我怕孩子不認識我。可是,當我回到機場時,孩子遠遠看到我,就開始叫我媽媽,甚至哭了起來。 原本沒有想到他還認得我,也沒有想到他會叫我媽媽。因為我離開他的時候,他還很小,大概只有兩歲。一直很擔心,孩子會不會把我的妹妹當成媽媽。所以,我很感謝我的爸爸、媽媽和妹妹,因為他們幫忙照顧孩子,也會給孩子看我的照片,告訴他這是媽媽、這是阿嬤、這是阿公、這是阿姨。所以孩子一直都知道我是他的媽媽,讓我很開心。現在孩子越來越大,我們主要透過手機聯絡。但孩子長大後,想法也會不斷改變,所以有時候要溝通並不容易。有時候打電話也會吵架,但至少他們還是認得我,知道我是他們的媽媽。 觀眾分享:這次的兩部片,讓我們對移工的想像變得更加豐富。過去大家對移工可能有很多刻板印象,媒體報導也經常比較負面,不論是對台灣社會,還是對移工本身。但這兩部片呈現了移工在台灣生活的經驗,以及回到家鄉後所面對的問題,讓大家能夠更貼近地理解他們的處境。這對未來的移工政策,以及我們如何對待移工,都會有很大的幫助。所以再次謝謝兩位導演。 Q3:拍攝這些議題之後,有沒有什麼想要進一步回應的?台灣現在確實有一些相關討論,但有時候在網路上,也會看到比較負面、帶有偏見的評論。很好奇,你們希望透過這些作品,帶出哪些後續的討論?或者,有沒有什麼方向是希望大家看完電影之後,可以繼續思考的? 李依靜: 如果有機會認識一位移工,或是一位從國外來台灣工作的人,我覺得大家可以先記住他的全名。如果看完電影後,不知道可以怎麼做、怎麼接觸這個議題,這就是一件可以先開始做的事情。因為台灣高齡化之後,會有越來越多家庭需要聘請看護工。我們可能習慣叫他們「阿弟」或其他稱呼,但其實可以試著叫他們的全名,或是他們希望被稱呼的名字。這是每個人都能做到、也很容易開始的一個小小改變。畢竟,要在網路上和那些可能散布謠言、發表負面言論的人爭論,有時候真的很痛苦,也會傷害自己的心情。所以,可以先從認識身邊任何一位來台灣生活的人開始,傾聽他們的生命故事,並且好好地稱呼他們。這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事情。 簡冠盈: 之前進行田野調查時,我曾經詢問一位在看護工工會工作的人:如果政府提供移工心理支持的方案,會不會讓他們的身心狀態更健康?他的回答讓我覺得很有啟發。他說,其實只要移工能夠正常休假,可以利用休假的時間建立自己的人生,過正常的生活。所以,在目前的勞動條件下,如果沒有先處理最根本的問題,只是另外提供心理支持,好像還是沒有真正給予他們最需要的幫助。至於網路上的爭論,如果我們知道正確的資訊,就可以把這些資訊分享給願意聆聽的人。例如,有些人會擔心,移工懷孕之後,原本接受照顧的雇主是不是就會完全沒有人照顧。但實際上,依照現行制度,移工知道自己懷孕後,可以申請轉換雇主。在這個過程中,原本的雇主也可以申請其他人來接替照顧工作。不過,申請過程中仍然可能出現照顧人力的空窗期。所以,如果政府能投入更多資源,處理這方面的問題,會是很好的方向。目前長照 3.0 對於二十四小時看護需求的安排,仍然有需要持續討論與改善的地方。 黃麗如導演: 其實我們一路拍攝這幾部作品,最後都希望回到人的本質。我們都是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 跨國工作者來到台灣,協助我們的產業與家庭,很多人可能二十歲左右就來到台灣。也就是說,他們在最年輕、身體最好、最有活力的時候來到這裡。接下來的十年,他們可能都在幫助我們照顧家庭,或是支撐不同的產業。其實,只要想一想自己二十歲時在做什麼,就比較容易理解他們的處境。二十歲的時候,大家都有夢想,也會期待自己的未來。因此,我們應該給予他們合理的工作條件,包括剛剛提到的休假權益。我們拍攝這些作品,也是希望還原他們原本的樣子。並不是一開始就被定義成「移工」。他們也有自己的成長經歷、夢想,以及來到台灣之前的人生。例如,他可能從爪哇來到台灣,在家鄉經歷過什麼事情、學過什麼、遇見過什麼人,這些都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很容易把一個人簡化成「來台灣工作的人」,只看見他每天從早上六點工作到晚上幾點,卻沒有真正看見這個人的樣子。我希望我們的電影可以讓大家看見,每一位移工首先都是一個完整的人。這是我很小的一個心願。 菲達蒂: 我自己的故事是,一開始也是以移工的身分來到台灣,現在則成為一位專業工作者和藝術家。我第一次來台灣的目的,就是為了賺錢、幫助家裡改善生活。因為我們家並不富裕,生活比較辛苦,所以希望來台灣工作之後,可以讓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變得更好。但後來,我的想法慢慢改變了。每個人都不一樣,不是每個人都會和我有一樣的經歷。當時我做看護工作,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時都要照顧阿嬤,但如果努力尋找機會,還是有可能利用一點點休息時間去學習。利用那些時間學習,慢慢接觸藝術,最後成為一位藝術家。其實,我以前也沒有想到自己有這樣的能力,但當我願意努力、願意學習,就慢慢走到了今天。所以,我覺得人生是有可能改變的。當然,每個人的條件都不一樣,但只要有機會,就可以慢慢學習,讓自己有不同的發展。
2026女性影展 │ 10/18 焦點影人#1 《狗兒沉默著》+《萊昂達馬斯:詩之聲》+《艾梅塞澤爾:文字的面具》映後文字紀錄 片名:《狗兒沉默著》+《萊昂達馬斯:詩之聲》+《艾梅塞澤爾:文字的面具》 場次:10/18(日)16:40 光點華山一廳 主持人:理事長 史惟筑 與談人:安努奇卡・德安德拉德 Annouchka de Andrade 恆達・度卡多斯 Henda Ducados 口譯:Ivy 文字記錄:錢中葳 主持人:昨天的放映中,我們看到一些帶有幽默感、回應反殖民文化的作品;上一場則呈現了馬爾多羅如何將電影作為武器,記錄殖民地的革命行動。今天這一場,我們主要聚焦於黑人運動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黑人性」(Négritude)。黑人性與三位重要人物密切相關:我們剛才看到的最後一部影片中的艾梅・塞澤爾(Aimé Césaire)、第二部影片介紹的萊昂・達馬斯(Léon-Gontran Damas),以及雖然沒有以他為主的紀錄片,卻也出現在相關影片中的利奧波德・桑戈爾(Léopold Sédar Senghor)。 這三位人物在 1930 年代透過文學,尤其是詩歌,提出黑人性的概念,並對後來的黑人文學與政治運動產生深遠影響。黑人性不僅是對自身文化與身分的重新肯定,也包含對殖民體制所推動之文化同化的拒絕。這樣的思想對馬爾多羅的電影創作與政治實踐也帶來了重要影響。首先請教,馬爾多羅是如何與這三位人物相遇的? 安努奇卡:馬爾多羅於 1929 年出生在法國南部。1950 年代初期,他決定獨自前往巴黎。因為他是孤兒,沒有太多正規教育背景。抵達巴黎後,他幾乎立刻走進書店 「Présence Africaine」。這個地方兼具出版與文化交流的功能,對他而言非常重要。他在這裡遇見許多與自己有相似背景的黑人作家與藝術家。他們透過寫作、詩歌及思想交流,幫助他逐漸建立自己的文化認同。「Présence Africaine」 也籌辦了第一屆黑人作家與藝術家大會(Congress of Black Writers and Artists),這個大會對於黑人解放、黑人性運動的推動起了關鍵作用,馬爾多羅也因此認識了塞澤爾、桑戈爾、達馬斯,以及許多其他創作者,並成為朋友。這些相遇讓他有機會接觸黑人性運動的思想,也成為他日後創作的重要養分。 主持人:在《艾梅塞澤爾:文字的面具》中,黑人性是拒絕文化同化性的重要概念,我們也知道那三位人物都是來自不同背景,用不同方式去尋找自己的身分認同。在這部片中,我們看到馬爾多羅用了相當多的篇幅介紹塞澤爾。事實上,這並不是他第一次拍攝塞澤爾;早在 1977 年,他就已經拍過一部與他相關的紀錄片。相較於早期作品中馬爾多羅也出現在鏡頭前與塞澤爾互動,今天這部影片似乎更將焦點放在塞澤爾身上。我想請問,這兩部作品在呈現方式上有什麼不同?馬爾多羅又特別希望透過今天這部片表達什麼? 恆達:其實莎拉瑪多羅是唯一一個有機會跟塞澤爾互動過五部影片的導演。他們之間一直有著非常特別的關係。他曾多次與他合作,因此兩人之間不只是導演與受訪者的關係,而是建立了長期而深厚的連結。1970年代的那部片,有拍到馬爾多羅與塞澤爾之間的對話。我認為,《艾梅塞澤爾:文字的面具》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於它不再只是討論或解釋「黑人性是什麼」,而是進一步呈現人們如何實踐黑人性。黑人性不只是一場思想運動,也不只是一套理論。透過這些作家的生活、創作與行動,我們看到他們如何真正地活出這個概念,並藉此重新思考黑人、非洲人及其文化身分,以及如何抵抗殖民文化所帶來的同化。 主持人:第二部影片《萊昂達馬斯:詩之聲》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一部作品。達馬斯已經早逝,沒有直接出現在影片中,但馬爾多羅透過他的詩歌,搭配自然景觀、河流與廢墟等影像,創造出非常動人的電影形式。我特別受到詩歌與景觀彼此呼應的方式所觸動。因此想請問,除了介紹這位黑人性運動的重要詩人之外,馬爾多羅還希望透過這部電影呈現什麼?他的電影形式又有哪些特色? 安努奇卡:達馬斯與塞澤爾、桑戈爾一樣,不僅是詩人,也是政治人物。但三人的詩歌風格各有不同。我會說,桑戈爾的詩比較接近古典的法國文學傳統;塞澤爾的作品則具有強烈的政治性與思想深度。達馬斯的詩同樣深刻,但他的詩歌具有強烈的音樂性,他會運用文字的聲音與節奏創作,而達馬斯來自圭亞,他的詩帶有一種幽默,而這也是他與另外兩位詩人很不一樣的地方。我認為,莎拉覺得自己有責任將達馬斯的詩歌呈現給大家,因為非常具有音樂性。對我來說,這正是莎拉與達馬斯之間產生連結的原因。他試圖在電影中傳遞這種節奏感,讓影像與河流的流動彼此呼應。 河流在這部作品中非常重要。你會看到,他透過兩條河流建立不同地方之間的連結:一條位於巴黎,另一條則在法屬圭亞那。他試圖藉由河流的流動,把這些地方、文化與詩歌串聯起來。另外,馬爾多羅前往法屬圭亞那拍攝時,也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他想要以黑白影像呈現這部電影。一開始,他的拍攝計畫並不是這樣。他原本與製片方討論的是採用彩色影像,但當他真正來到法屬圭亞那,看見當地的土地與景觀之後,他改變了想法,決定用黑白影像來呈現。然而,當他把作品交給製片方時,對方卻表示這不是他們原本預期的結果。當時已經是 1994 年,製片方認為沒有人想看黑白電影,因此這部作品最終一直沒有獲得播映的機會。 主持人:《狗兒沉默著》改編自塞澤爾的劇作,也是今天三部作品中,唯一一部由馬爾多羅親自演出的影片。他在片中飾演母親,因此我很好奇,他為什麼會決定親自擔任這個角色? 安努奇卡:誠實說我也不知道(笑),我們當時年紀比較小,而且我們在片中也有短短露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的想法是,馬爾多羅早在 1956 年這部劇作首次問世時,就已經接觸到它。當時他正在劇場工作,對作品非常熟悉,也一直希望能夠將它改編成電影。他曾經嘗試將作品搬上舞台,也希望進一步拍成長片,但始終無法籌措足夠的資金。後來,他決定縮短原本的構想,先完成一部短片。我認為,他親自演出母親與愛人的角色,可能是出於一種急迫性。既然他如此熟悉這部作品,也投入了這麼多時間,就希望親自詮釋其中的人物,盡可能實現自己對作品的理解。 觀眾提問:我注意到,黑人性運動的歷史敘事往往以男性政治人物、作家與文化工作者為中心。然而,在今天三部影片中,我們仍然能看到女性的身影:例如《狗兒沉默著》中馬爾多羅飾演的女性角色,以及《萊昂達馬斯:詩之聲》中街頭訪問女性學生,更不用說馬爾多羅作為導演的關鍵角色。因此我想從性別的角度提問:在黑人性運動的歷史與思想傳承中,是否可以從性別的角度來觀察?其中,女性扮演了什麼角色? 恆達:我認為可以從性別角度來思考幾個不同層次。首先,黑人性運動確實主要由男性作家主導,而「黑人性」這個詞也是由男性作家所提出,但女性當時也參與了相關討論,只是他們沒有得到同等的公開和出版機會。其中一個重要的例子,是納達爾姊妹(Nardal sisters),他們跟塞澤爾同樣來自馬丁尼克,也參與了黑人性思想的形成。在法國文化中,我們會用沙龍(salon)來形容一種聚會形式:人們在某個人的家中聚集,討論文學、文化與思想。而第一次進行黑人性相關討論的沙龍,其實就是在納達爾姊妹的家中進行。但很可惜,當我們談論黑人性時,經常只提到塞澤爾、桑戈爾與達馬斯,納達爾姊妹的名字卻長期被忽略。直到後來,人們才逐漸重新注意到他們曾經參與這段歷史。 當塞澤爾、達馬斯與桑戈爾談論黑人性時,他們討論的是人民與整個群體,而不只是某一個人。他們所關注的,是所有人的處境與權利,沒有進行男性女性上的區分。從這個角度來看,馬爾多羅的角色也很有意思。第一點是他是一位女性,第二點是他不是當時廣為人知的作家,而是一位努力拍攝電影的導演。他能夠與這些重要的思想家交流,並透過電影捕捉他們的想法,某種程度上也呈現出一種平等的對話關係。 安努奇卡:此外,我們也不能忘記塞澤爾的妻子蘇珊・塞澤爾(Suzanne Césaire)。他同樣是一位重要的作家,但在後來的歷史敘事中,也經常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 主持人:我還注意到,《萊昂達馬斯:詩之聲》中有一個女性形象。如果我沒有看錯,那似乎是約瑟芬・貝克(Josephine Baker)。他是二十世紀初非常有名的美國出生的法國歌手與表演者,後來在法國文化界具有重要影響力。我很好奇,馬爾多羅是否特別欣賞約瑟芬・貝克?他與這部影片之間有什麼關聯? 恆達:我認為,他們之間的連結可能在於音樂,以及面對困境時所展現的韌性。 觀眾分享:我想補充的是,這三部影片最後帶給我的感受,是它們逐漸超越了對黑人性本身的討論。我們不應該被對黑人性的刻板印象或偏見所限制,而是回到每個人作為人的處境。這也讓我想到,當我們討論女性時,也不應該只停留在「女性是弱勢」的框架,而是要看見每個人都是具有主體性、擁有自由與權利的人。我覺得,《艾梅塞澤爾:文字的面具》尤其讓我感受到這一點。它不只是討論種族身分,而是讓我們重新思考偏見,以及我們如何看待彼此。 觀眾提問:我也很好奇,黑人性最初是在特定的歷史與文化脈絡下形成的概念。後來,它如何與其他語言、國家及殖民經驗中的黑人作家與藝術家建立跨國連結?不同地區的人們,又如何理解黑人性? 恆達:也許我從場合和詞彙的演變來稍微說明,1956 年在巴黎舉行的第一屆黑人作家與藝術家大會(Congress of Black Writers and Artists),吸引了來自不同地方的創作者,其中也包括非裔美國作家,例如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與理查・萊特(Richard Wright)。不過,這些來自美國的作家對黑人性運動有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非裔美國人的歷史經驗與非洲人的處境並不完全相同。非裔美國人的歷史與奴隸制度密切相關,他們所面對的問題,也與非洲各地的殖民經驗有所差異。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歧異性。而後來,奈及利亞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沃萊.索因卡(Wole Soyinka)表示,黑人性並不是一個能夠完全概括所有黑人經驗的單詞,但要代表一種「力量」,也提出(Tigritude)虎性一詞來更好詮釋,就像老虎去補殺獵物的力量那樣。
2026女性影展 │ 10/18《沒有的派對》映後文字紀錄 片名:《沒有的派對》 場次:10/18(日)11:00 光點華山一廳 主持人:理監事 陳穎 與談人:丹妮亞拉・麥蘭妮・胡勒 Daniela Magnani Hüller 文字紀錄:林思莉 主持人:這是一部議題性很強的作品,也是透過紀錄片這個媒介來詮釋個人經驗。在映後座談一開始,我都會詢問導演的創作動機,但我想,導演在片中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也正因為動機如此清楚,我反而注意到,當我們談到這類議題時,從個人角度出發其實是很困難的。很多紀錄片在講述這類經驗時,可能會刻意保護受害者,不透露對方的身分;但這部作品是從第一人稱出發,因此能夠很自然地融合個人創傷經驗,同時也對整個體制提出批判。所以,我的第一個問題是:導演如何融合第一人稱視角,同時又處理制度層面的問題,包括法律和學校體制? 丹妮亞拉・麥蘭妮・胡勒:首先,非常感謝大家今天來看我的電影。對我來說,能夠在台北放映,讓大家看到這部作品,是一件很特別的事。我拍攝這部片,一開始是因為我對於如何講述自己的故事,有一些非常具體的想法。我甚至想要呈現的是,一個人的經歷最後如何形成某種結構,而這個結構又是如何導致女性遭受暴力。除此之外,我自己也有一些個人的觀點,希望透過自己選擇的影像和文字來呈現。同時,我也希望觀眾能夠透過這些影像和文字,感受到我在不同情境中的感受。這段經驗對我來說,確實是一段非常複雜的旅程。在描述這一切的過程中,我希望不要只是把自己描寫成一個受害者。 主持人:其實,我們在面對這類事件時,很容易陷入加害者與受害者的二元對立。因此,我覺得不要把自己完全定位成一個受害者,也不要陷入社會所討論的「完美受害者」框架,是很重要的事。這部電影讓我們能夠從不同面向,更立體地看見主角。我自己在觀看時,也很容易被一些看似與事件沒有直接關聯的畫面吸引。例如,導演拍攝水中自己模糊的倒影,以及穿插其中的松林、海灘,還有與姐妹、朋友之間的日常對話。我覺得這些素材比較少出現在以這類議題為主的電影中,所以很好奇,導演當時是怎麼決定將這些素材放進作品裡的? 丹妮亞拉・麥蘭妮・胡勒:其實,從一開始拍攝這部片時,我希望它不只是關於暴力與死亡,同時也要關於生命。事件發生時,我只有16歲。這件事改變了我對很多事情的看法,我也很幸運地活了下來。因此,在那之後,我希望能夠盡可能地發揮自己的人生,努力把生活過得更好。所以,我會納入這些不同的素材,是因為我不希望觀眾只看到那些非常痛苦的時刻。也想呈現那些對我有所幫助的時刻。有時候,那可能只是一句簡單的話;也可能是我當時去了巴西,而巴西的大自然對我來說,也是整個療癒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觀眾:這樣的事件,其實不只是個人的問題,而是涉及整個系統。我想請問,當我們從系統的角度來看,每個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流動的嗎?未來,我們應該如何面對與看待這類事件?每個人的責任又應該如何劃分?在片中可以看到,導演的疤痕旁邊有一個刺青。想請問這個刺青的圖騰,以及特別將它呈現出來的原因是什麼? 丹妮亞拉・麥蘭妮・胡勒:當我開始重新與不同的人對話時,我逐漸清楚地看見一些事情。 例如,我的同學當時就覺得自己必須站出來。他認為這個問題一直存在,而我確實也因此受苦、感到不舒服,所以他覺得自己必須做些什麼。很有趣的是,反而是那些成年人,似乎沒有那麼在乎這件事。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可以從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開始:當你看到有人正在經歷暴力,或遭遇不公平的事情時,你可以走過去問對方:「你需要什麼幫助?」很遺憾的,當這件事發生在我身上時,並沒有太多人問過我這個問題。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單純、簡單的問題。也許在詢問之後,你就能知道對方真正需要的是什麼樣的幫助。至於我的刺青,它的位置並不是加害者傷害我的地方,是當時醫療人員和醫師為我插管的位置,也是拯救我生命的地方。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將這個印記留下來。它代表我活了下來,也代表我是倖存者。這個刺青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一開始,我去找刺青師時,他以為我想要把疤痕遮蓋起來,但事實上,我並不想遮住它,而是希望將它納入整個刺青圖案的設計之中。你們可以看到圖案裡有一座山,那是里約熱內盧的一座山。對我來說,那座山在整個療癒過程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存在。 觀眾:想請問導演,在創作這部片、進行視覺處理與選擇中有許多後設的編排,這些安排是經過有意識的思考後決定的,還是隨著創作過程逐漸發展出來的? 丹妮亞拉・麥蘭妮・胡勒:其實,關於醫院的各種資訊,我都是到了後來進行研究時,才逐漸得知的。一開始,我甚至沒有打算去找當時救我的醫生談話,因為我對他完全沒有印象。我當時聯絡的是醫院,希望能夠回到自己原本住過的病房,看看自己是否能試著回想起一些事情。那時候,醫院才告訴我,當年救我的醫生仍然在醫院工作,而且他清楚記得這起事件,也記得我。於是,我們才開始見面。那次對話對我來說,其實非常強烈。我原本只知道自己當時可能會死掉,但最後被救了回來。直到聽醫生親口描述,我才知道那些相關的事實,也才真正理解自己當時離死亡有多近。這些都是透過那次機會,我才逐漸了解的。 在那之後的好幾年裡,我確實一直處於某種解離的狀態,所以我也在影片中運用這樣的方式來呈現自己的經驗。再來談到氯胺酮,它在醫療上確實有用途,但也有人將它作為成癮性藥物使用。我覺得這是一種人們想要尋找不同狀態的方式,同時也涉及不同的感受,以及身體所經歷的變化。尤其是在攻擊發生時,身體會產生某種反應,讓你突然意識到,原來身體是如此脆弱。 在情感上,你也會想要遊走在兩者之間:某種程度上,你不想再有任何感受;但另一方面,你又好像希望能夠重新與自己的身體產生連結,真正去感受這一切。也因為如此,我覺得在這個過程中,就把這些影像呈現了出來。有些內容也確實是在創作、剪輯的過程中,才逐漸發展出來的。 觀眾:關於畫面構圖,電影裡有很多場景是在導演與受訪者對談時拍攝的,但人物在畫面中所佔的比例比較小,周圍則留有相對開闊的空間,有時也會被大量的綠意包圍。想請問導演,為什麼會選擇這樣的構圖方式? 丹妮亞拉・麥蘭妮・胡勒:拍攝這部片時,我希望所有對話都發生在公共空間。因為我希望在講述這個故事時,它不只是被呈現為一個個別事件。過去,很多類似的故事或事件,在被呈現時似乎都只被當成單一、獨立的事件。因此,我想要透過比較開放的空間,以及比較廣角的畫面來呈現這些對話,甚至讓觀眾看見周圍來來往往的人。我希望透過這樣的選擇,讓大家知道,這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個別事件。 觀眾:在拍攝這部電影時,導演會不會擔心再次激怒加害者?畢竟,經過這麼多年,加害者仍然質疑你的敘述,認為你的說法有錯誤。那麼,在收到恐嚇信或威脅信之後,導演又是如何保護自己的? 丹妮亞拉・麥蘭妮・胡勒:其實,這個層面是我一開始拍攝時完全沒有想到的。當時我想的是,這件事已經發生很久了。直到我真的收到那封匿名信,情況才有所改變。如果沒有收到那封信,這部片的結局就會很不一樣。我有努力尋找一些保護自己的方式,但事實上,我自己也是一個電影工作者。我當然也希望能像其他電影工作者一樣,好好地生活,繼續做其他事情。所以,我還是有參加各種不同的公開放映。希望自己的生活不要受到恐懼太大的限制。其實,我到現在也不太確定究竟是誰寄了那封信,也沒有辦法確定寄信的人就是加害者,也確實只有收到那一封信。但因為收到那封信,身為受害者的我,被迫必須再次聯絡過去曾經聯絡過的那些機構。目前來說,我自己感覺還算安全,但當然也知道,這一切可能在一夕之間突然改變。 另一方面,我也認為自己有權利講述自己的故事。而且,作品裡其實沒有太多描述加害者的內容,我也對相關資訊做了保護。我沒有揭露學校的名稱,因此觀眾也沒有辦法藉此找到加害者的身分。所以,如果對方真的想繼續過正常的生活,這完全是可以的。我並不是真的想對他做出什麼事情,而是想表達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不是單一、個別的事件,因為我們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類似的情況。 Q5:關於結局,片中有一位當初參與線上法庭審訊的法官接受訪談。他提到,世人永遠有能力選擇自己是否要使用暴力。然而,電影最後卻以白底藍字呈現一段文字,大意是:「他在路上朝著那個男人走去,骨頭碎裂,但不是他的骨頭;眼淚流下,但不是他的眼淚。他不是一個人前來。」 關於這個結尾的選擇,我想請問導演:你是否預設這部片最後也可能被加害者看到,因此希望透過這個結局向他傳達某些訊息? 另外,也想請導演談談,原本預計以湖中的天鵝船作為結尾,後來卻改成現在這個結局,背後的考量是什麼? 丹妮亞拉・麥蘭妮・胡勒:其實,你可以想像收到那封信的時候,感到非常無力,也很害怕。我必須真的停下來一段時間,暫停整個剪輯的過程,先去處理自己的情緒和感受。原本的結尾會很不一樣。收到那封信之後就必須重新調整結尾。原本的結尾想呈現的是,一切都沒有問題,但現在,這個原本看似一切都沒問題的世界,已經不再存在了。對我來說,有兩件事是很有幫助的。第一,我知道自己並不是孤軍奮戰,我有自己的支持系統,包括我的剪輯師,大家都在背後默默支持著我。第二,我覺得自己是有能力捍衛自己的,也是可以為自己做好防衛的。所以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呈現,其實是一種電影形式的表現,而不是現實。它是透過文字來呈現的,有點像是一個劇本。對我來說,那好像是我在想像中創造出的一個房間。在那個房間裡,我可以捍衛自己。絕對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確定,自己究竟能不能真正保護自己,我想沒有任何人可以保證,但這個問題本身,其實也是作品想要提出的疑問。我們其實都曾經經歷過暴力,也都曾經想過:如果這樣的暴力再次發生在自己身上,我們會怎麼做?暴力確實有可能再次發生在我們身上,尤其是女性,往往更容易成為暴力的受害者。這也是我想要透過作品回應的問題。特別是當你覺得,整個國家的體制與機構其實沒有提供你足夠的保護時,這個問題就更加重要了。 主持人:我覺得導演最後提到的「想像一個空間」這件事非常重要。在片中,這個空間當然是指讓那些受害女性能夠聚集在一起、參加派對的地方。而英文片名是Sometimes, I Imagine Them All at a Party,所以我想,即使有些事情,例如體制或現況,沒有辦法馬上改變,但保持想像力,仍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提醒。
片名:《你夢見我時,我已醒來》+《工》+《你不在這個蛋糕裡》+《安華》 場次:10/17(六)11:00 光點華山二廳 主持人:理事長 史惟筑 與談人:《你夢見我時,我已醒來》林羿綺導演、鄭炯揚製片 《工》鄭宜雰/聲音設計 《你不在這個蛋糕裡》陳亭叡導演、聲音設計黃仁煜 《安華》陳希倫 導演、陳文政 導演、安華托帝 主角 文字紀錄:葉禹昕 主持人: 歡迎《你夢見我時,我已醒來》林羿綺導演、鄭炯揚製片,《工》鄭宜雰聲音設計,《你不在這個蛋糕裡》陳亭叡導演、黃仁煜聲音設計,以及《安華》陳希倫導演、陳文政導演與被攝者安華托帝,請大家掌聲鼓勵! 這四部影片包含動畫、比較實驗性的錄像影像,以及紀實影片。儘管風格與類型非常不同,但在觀影經驗中,它們似乎都從一種「痛」的感覺出發,不論是個人的生命經驗或是集體在資本主義與工業發展下的經驗。 每一部片都有不同的情調與氣質,所以想請各個劇組的創作者跟大家分享創作經驗,再開放現場提問。我相信創作者們也非常想了解觀眾看完作品之後的感受。 主持人: 首先想請《你夢見我時,我已醒來》的林羿綺導演與鄭炯揚製片分享。你們是怎麼認識片中的兩位受訪者,又為什麼會採用一種像催眠的情境,來回溯他們的人生經驗? 林羿綺導演: 我跟邱漢忠大哥、魏孝忠大哥大概是從疫情之後開始接觸,認識一段時間之後,才邀請他們進入作品。像片中講客家語的漢忠大哥在網路上有不少採訪與報導,所以當初我跟炯揚是透過網路聯繫到他,詢問他願不願意參與我們的創作,分享自己的生命歷程。至於催眠其實是我們一開始就有的設定。 鄭炯揚製片: 我一開始並不知道導演要做催眠。之前其實已經拍過這個系列的第一部作品。當時導演只跟我說,有一個訪談要拍,過了幾天,他才傳訊息跟我說想找一些催眠治療的老師,合作把訪談跟催眠結合在一起。他也跟我說,因為自己曾經做過相關嘗試,覺得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喚醒他們的記憶與創傷。我聽完覺得原來還可以這樣做,所以我們才開始尋找幾位比較專業的催眠師,來進行這個計畫。 主持人: 接下來請《工》的聲音設計鄭宜雰跟大家分享。影像中使用了很多不同的媒材,而聲音也運用了不同的媒介、效果與旋律。想請宜雰跟我們分享,你們當初是怎麼跟導演討論、設計聲音的? 鄭宜雰聲音設計: 當初在做聲音設計的時候,我跟導演來來回回溝通了三年的時間。我們一開始其實是音畫共創。我收到影片時,它還不是最終完成的成品,可能才畫到三分之一,先配了一些聲音進去。導演也會因為我的聲音,再去修改他的畫作。所以我們是同時進行創作一起尋找理想的方向。 主持人: 接下來是《你不在這個蛋糕裡》。這部影片是從導演自身的經歷出發,而且你自己也在裡面配音。我覺得這應該是一段滿傷痛的經驗,只是你用黑色幽默的方式包裝它。可不可以請你分享,當初是怎麼產生這樣的想法?又是如何跟聲音設計合作的? 陳亭叡導演: 這個想法是在學校做畢業製作時產生的。我原本想做一個比較抽象的作品,但那個時候我自己的經歷也正在同步發生。當時我承受不住就跟朋友分享。朋友聽完之後說:「這聽起來很像一部動畫片耶,你要不要做做看?」我就想說:「好,我試試看。」作品就這樣開始了。 黃仁煜聲音設計: 我想分享一件有趣的事。因為我們的製作規模很小,經費也不足,當時我剛好在玩 3D 列印,所以就自己印了一個樂器拿來使用。 主持人: 最後,我們邀請《安華》的劇組。台灣的觀眾可能聽過一些發生在新疆的事情,也聽過相關的器官議題,但我們看過的影片,大部分都是國外製作的紀錄片。我覺得台灣創作者真正拍攝這類紀錄片的作品並不多。所以我很想了解,導演是怎麼認識安華先生,又是如何開啟這段旅程的? 陳希倫導演: 說到這個相遇,我們要特別感謝一位藝術家朋友,他今天也有到現場。因為他的關係,他請我們轉交一個東西給安華。我們在 2023 年於倫敦認識,2024 年開始拍攝一直到現在。 主持人: 可以談談你們如何分工,以及如何記錄安華的故事? 這是一部短片,但我覺得安華的人生經歷應該可以拍成一部非常長的紀錄片,甚至六個小時。那你們是如何在短片的規模下構思作品結構的? 陳希倫導演: 一開始拍攝時,我們沒有想過要做長片還是短片。我們認識安華之後,覺得他太珍貴了,他的經驗也太厚重了,所以我們必須先開始拍攝。到了某個階段,我們才想說是不是可以先做一個階段性的呈現,也就是這部短片。但因為短片的篇幅比較短,我們只能把其中一個事件放大。目的只是希望大家至少能先接觸這個議題、認識安華,讓有興趣的人因為這部小小的短片,而想進一步了解他的事情。 陳文政導演: 我覺得今天安華本人也是昨天才剛從倫敦飛過來。與其由我們說,不如把時間留給安華,看看他對這部片有什麼想法。因為這也是他第一次坐在戲院裡,跟大家一起看這部作品。 安華托帝: 當這兩位導演說想拍我的片子時,我就想:「你們的腦袋有問題嗎?」因為就算只是跟我一起做事情,也可能遇到無形的打壓。但他們還是拍了。我們一直保持低調沒有告訴其他人,因為我只要說了,他們就可能被人找到接著被問:「你在幹什麼?」,這其實就是「「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所以,我非常恭喜他們兩位。 Q1:《安華》以「人權是一種交易」作為結尾,但我想更深入地問:當人權成為一種交易時,你如何面對自己內心的慾望?每個人都會想賺錢,而作為人權工作者,你也可能在這個過程中獲得一些好處。那麼你是如何保持初衷?你覺得這份初衷已經慢慢被磨耗了嗎?我們也知道,你在流亡的過程中經歷了宗教上的轉變,而宗教與文化往往是構成一個人出發點、初衷的重要基礎。想知道你對這件事的看法。 安華托帝: 在我走到山窮水盡的時候,發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說,我曾經受邀參加國際研討會,主辦方出了機票和旅館費用,但到了演講時,我的議程突然被改掉,名字也不見了。這樣的事情發生過很多次。 後來我發現,中共的一位領導人以前在北京當市長時,曾經談過「低端人口」。我們維吾爾族人在中國大陸被視為低端人口,但我發現到了國外依然是低端人口。我們的存在與否似乎無所謂。 Q2:《你夢見我時,我已醒來》片中有一個人倒下了,是因為他正在被催眠嗎?還是那個片段是事先設計過的? 林羿綺導演: 關於催眠的片段,漢忠大哥接受過不少媒體採訪與報導,所以他其實已經有一套面對世界、講述自己身世的方式。當時我們想使用催眠是希望讓他們處在比較放鬆的狀態,讓一些成長過程中的潛意識碎片浮現出來。因此在片中,他們回憶起童年時照顧自己、讓自己很感激的人。我覺得漢忠大哥其實很坦然地面對自己是美國混血兒遺孤的身世。跟他溝通時,他會覺得自己已經跨過那個坎了。 他倒下的時候,劇組其實都很緊張,因為大家都以為他可能受傷,或是情緒反應太過激烈。當下攝影師也在猶豫要不要喊卡。但因為我戴著耳麥,可以清楚聽到他打呼的聲音,所以我確定他當時的狀態是安全的,我們才繼續錄影。後來他還用一種很大哥式的玩笑說,自己當時昏倒了、累了,所以趴在地上睡一下。不過,我後來回放影片時發現,那一段剛好是催眠師在問他的父親。我覺得他有一些無法承受的東西,所以當下才選擇趴在地上。 Q3:《工》裡面嘔吐的情節,是想表達反芻可能有害的東西,還是有其他意象?另外,使用火的形象來延續這個過程,又有什麼意義? 鄭宜雰聲音設計: 其實這部動畫的故事發想是我們的製片黃映潔,他一直對亞洲社會的升學體制有很深的感觸,尤其是考試前,人們會去求神拜佛這件事。所以他跟導演討論後,使用了很多木頭雕刻的意象來代表信仰。當角色把它吐出來時,可能是在反芻,也可能是想把這個信仰吐出來,重新看清楚這個東西對自己而言究竟是什麼。 至於火的部分,我覺得它是一種很清楚的視覺語言,像是在整理過去那些思想,例如一定要好好念書、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以及符合大眾期待的價值觀。 Q4:《你不在這個蛋糕裡》為什麼選擇以反抗強權、拒絕命令式話語的方式作為前段的呈現,而不是把重點放在後續角色之間的關係重建與情感轉變?破壞或反抗或許相對容易,但重建關係往往更加困難。導演希望透過這樣的敘事選擇,傳達什麼樣的想法? 陳亭叡導演: 我其實很同意後續的溝通與療癒是更困難的。可能跟短片動畫的形式有關。短片動畫很適合呈現一個精簡的能量或感受,也可能跟我個人整理經驗的過程有關。我在台灣跟身邊的人聊天,或是跟長輩聊自己的經驗時,他們常常會說:「你要理解啊,因為他有自己的成長背景。」但我內心其實有一種壓抑的感受,會想:「我不要管了,我不要管這些,我就是要反抗。」最後,我就決定以這種反抗的感受作為作品的核心。 Q5:想請問安華現在的自我認同是什麼?這是你在某次聽證會中接觸到相關描述後形成的想法嗎?還是你也看過其他書籍、接觸過其他思想,才開始有這樣的反思?你現在是否希望以某種身分取得認同,還是對信仰有其他可能的思考? 安華托帝: 就像影片裡說的,這些事情都發生在我獲得庇護之後。我在 1999 年來到英國,到現在已經 27 年了。這些年去了很多地方,也一直在做相關的事情。我的人生經歷其實像是兩個平行的世界:一個是所謂的人權活動,另一個則是精神層面的旅程。我覺得這個問題太長了,現在要回答實在很難。 陳希倫導演: 我們可能把安華的故事拍得很短,但他的確經歷了很多。他從最初開始公民倡議,到後來的人權工作,都有很多值得了解的部分。至於宗教的部分,這部短片目前沒有涉及太多,所以大家可能會有比較多疑問。這也是我們有考慮過的問題。畢竟我們兩位都是台灣人,從小沒有太多機會接觸伊斯蘭文化,因此在知識有限的情況下,我們認為應該先了解更多,再決定如何把宗教的部分放進影片。 從一開始訪問安華時,他就提到,除了人權倡議之外,他很在意的另一個部分就是自己的心靈旅程。所以我們也在想,如果有機會,希望能發展成長片,讓大家看見更豐富、更有厚度的安華。 Q6:我想請問兩位導演,你們花了這麼長的時間跟隨安華,當中有旅程的隱喻,包括他心路歷程是以類似公路電影的方式呈現,為什麼最後選擇以比較獨白的方式呈現,而沒有進一步納入倫敦或英國其他人權團體的討論?影片裡安華似乎對自己的努力有些感嘆,覺得可能徒勞,但又不完全是如此。我想知道,為什麼最後選擇以這樣的方式來講述他的故事? 陳文政導演: 我們跟安華去參加一些活動時,確實遇過台灣人,也有過一些交流。像片中出現的宗教團體聚會,我們就曾遇到台灣人跟安華聊天、互動。安華去荷蘭海牙法庭作證時,也跟其他維吾爾人有過接觸。不過,因為篇幅的關係,我們沒有在這次作品中著墨太多,包括他跟其他人的互動,以及一些意見不合的地方。如果未來有機會,我們覺得這些會是讓安華更加立體的素材,也希望能把它們放進作品裡。這部短片還是先著重在他個人內心與心路歷程的轉變,以及他過去所做事情的揭露。我覺得二十幾分鐘大概只能處理到這些內容。 Q7:剛剛安華先生提到,如果跟他有關係,就可能受到關注。但可能因為我是台灣人,我不太會覺得這樣的事情真的會發生。而且兩位導演都在英國,所以我很好奇,你們在拍攝這部紀錄片,以及作品公開之後,有沒有受到什麼影響? 陳文政導演: 目前還沒有。因為作品今天才公開,所以目前還沒有遇到相關情況。 陳希倫導演: 不過就我們自己的立場來說應該還好。我們比較擔心的是安華。 安華托帝: 不用擔心。 陳希倫導演: 我們可能還沒有剪進去的內容,也包括安華在英國遇到的無形壓迫與不順利,我覺得身為台灣人,我們真的很難理解那種被監控的感受。它不一定是有人實際來到你家門口,而是你在心理上時時刻刻都覺得自己正在被監控。那種心理壓力是我們很難理解的。 主持人: 謝謝四個劇組今日與我們分享,也謝謝大家來觀看這四部電影,如果喜歡也請大家幫忙推薦,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