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名:《誰來做主:運動殘酷記事》 場次:10/21(六)15:26 主持人:陳穎 與談者:臺灣大學 曾郁嫻教授 《誰來做主:運動殘酷記事》是一部探討運動員性別的紀錄片,在放映結束後,臺灣大學的曾郁嫻教授蒞臨映後座談,分享了許多現今運動賽事面臨的形況,也與觀眾展開深度對談。 「父權社會非常的有趣又荒謬,看似對陰性有根深蒂固的厭惡,但當生理女呈現陽性氣質卻又會被非人化;一方面希望你好,一方面又不希望你太好。」 曾郁嫻教授提到,曾有拳擊隊選手在國外奪牌,卻因為程序檢驗宣稱其生化指標異常,獎牌便被撤銷,回台灣之後重新檢測卻沒有任何問題。她坦言,運動員在該過程中被質疑時,網路上會出現負面評價,不論是指責其性別或是說他們作弊,對運動員來說都是人格上很大的羞辱。她回憶,臺灣曾有運動員被查出是雙性人後,回國做了手術,也同時退出了運動場。 「有些運動員認為性別該分清楚,但是性別要怎麼切?能切得這麼乾淨嗎?當不同性別一個一個被看見的時候,我們該用什麼標準來拆分呢?」 2021年,東京奧運後,會由各項運動的總會來決定參賽者資格,田徑交給田徑協會、拳擊交給拳擊總會等等,此消息一出,不少總會都表示跨性別不能參賽,其中包括田徑、游泳以及划船等等,只要做了性別轉換,就不能繼續參與該比賽。導演也感嘆到,臺灣的全中運競賽規程上,原先有女性性別檢查一項,經過溝通後,這條規程就被拿掉了,也不失為一種進步。不過,各國的標準也不盡相同,例如國際橄欖球理事會不讓跨性別女性參加,但法國自身規定是只要符合一定的規範就可以參賽。 現場也有觀眾提問,舉重等體重或身高有優勢的運動,會以量級去做劃分,那運動比賽是否曾考慮開設專屬於男女之外性別的組別?曾郁嫻教授對此抱持開放態度,她說,曾有路跑比賽討論過要開第三個組別,不過最後沒有下文。對這個提議來說,最重要的是參與人數是否有達到需求。她解釋,國際賽要切得非常細有點困難,不過民間團體有項目正在執行此方案,例如即將在明年四月舉辦的某個健美比賽,不以性別劃分,只用身高和體重區分,也是其中一個可行的策略,但是在國際比賽還需要更細緻的討論。 針對男女之間的差別待遇,曾郁嫻教授說到,男性表現好是優越,因為男性對體育運動來講是最高級的組別,只要不用禁藥,做得好就是身體天賦的展現,若有問題只會說是禁藥;女性參與的時候,卻有特別多對身體的管控,例如要求女性的表現只能保持在專屬於女性的範疇內,多了就會被放大檢視。由此可見,生理男性相對生理女性來講,不太會受到其餘的檢視。 曾郁嫻教授也在最後說到,近年來,臺灣有更多民眾開始在意運動比賽,她希望各位多關心臺灣和世界上的比賽,她笑稱許多議題都從比賽來,有時候也可以見證荒謬的事件。「如果大家對於運動不熟悉或不理解,就會覺得這些比賽在另一個世界,但其實那個世界可以離大家很近,希望大家可以加入體育的行列。」 文字記錄:林庭安
片名:《Alis的心願》 場次:10/21(六)11:04 主持人:謝以萱 與談者:導演 莎瓏‧伊斯哈罕布德 在週六早晨,女影播放了重返新時區單元中的《Alis的心願》,導演莎瓏‧伊斯哈罕布德也蒞臨進行映後座談。導演對於本場觀眾的熱情提問非常驚喜,感嘆道大家都很認真,也很高興可以與觀眾共度這段映後的時間。 導演回憶,《Alis的心願》原本沒有HD版本,她為了女影特地從倉庫裡找出硬碟,因時間的流逝,檔案格式已不盡相同,也讓她花費不少時間上了原先沒有的中文字幕,「今天特別坐在中間,看得很開心的同時也很懷念拍片的時候。」 談及與Alis的初遇,導演分享其緣起是因幫朋友拍片,第一天的工作便是從大愛村的慈濟開車到六龜,當時她載著三位阿嬤,其中一名就是Alis。在一個多小時的車程中,Alis從1870年的三個石板屋,講到現在的故事,很生動的分析了原住民100多年的歷史縮影。出於導演本身對原住民歷史的興趣,及Alis熱情的介紹,她想,終於有拍攝原住民歷史的機會了! 導演也感嘆,歷史很難拍成紀錄片,因為紀錄片需要畫面來輔佐,不過幸虧有Alis和其家人的協助,她作為導演不僅能了解故事,還收獲了不少家族整理的珍貴老照片。也因為有會布農語的朋友幫忙,讓Alis得以用自己最熟悉的語言講述故事,導演表示,雖然Alis的中文非常流利,但是布農語的感情是中文無法替代的。 根據導演的分享,近一百年前,日本人想辦法把族人集中到了大部落,裡頭是大間的石板屋,有整齊的街道,並提供自來水,十分現代化。不過由於該區域是很密的叢林,交通環境不盡方便,從前要過去非常困難,甚至得請獵人先去開路,近年卻因為莫拉克風災,那裡變成了大片崩塌的河床和山坡,反而更容易走路到達,且時至今日,族人還是可以辨認出來每戶人家,向他們介紹。 出於莫拉克風災的緣故,房子毀損後要修好太困難,回不去的原住民只好移居山下,也因此,年輕人對山上的生活越來越不熟悉。導演在拍完片之後常常去看Alis,現在Alis仍舊住在六龜,她雖不習慣山下炎熱的氣候,想念山上涼爽的風,但是有了更好的交通條件,就算沒有搬回部落,但還是可以常常回去看弟弟,未嘗是另一種幸福。 布農族屬於父系社會,通常代表發言的都是男性,而《Alis的心願》作為在女性影展放映的電影,由女性的口來訴說自己族群的故事,在本屆影展別具特殊意義。 文字記錄:林庭安
片名:《UKI》 場次:10/20(五) 主持人:陳慧穎 與談者:導演鄭淑麗 《UKI》真的是一部非常神奇的電影,星期三才剛在北美館放映,等於說是從美術館的空間走進戲院。女性影展非常幸運,1993第一屆的時候就放映過鄭淑麗導演的《綜藝洗衣機》,現在三十周年又剛好能夠邀請到導演的最新作品《UKI》,也是《I.K.U.》的續集,真的非常榮幸,讓我們再次熱烈掌聲歡迎她! 導演的作品非常豐富,光是長片就有四部。從《鮮殺》到《I.K.U.》,接下來到2017年的《體液》。這一路下來,導演不斷地透過作品重新定義電影的類型,來到今天的《UKI》,已經又演變出另一個新詞彙「科幻另類病毒實境電影」。可否請淑麗導演來簡單介紹一下從《鮮殺》到《UKI》,經歷了怎麼樣的不斷變異過程? 1994的《鮮殺》(Fresh Kill)的創作背景是1990年代初期,差不多是網路普及化的前夕。當時出現了許多網路藝術家,我自己也開始走進網路這個領域,後來開啟了網路作品的創作。一開始大家會對網路有一種恐懼,到底媒體是否帶給我們與世界的溝通?所以《鮮殺》反映了那個時代,我稱為「eco-cybernoia」,「eco」表示對於環境是關心的,「cybernoia」則訴說了對網路抱持一種遲疑的觀看態度。 拍《I.K.U.》,則是2000年初,當初我完全是想拍一部科幻色情電影,出來後很多人把它歸類到sci-fi類型,稱之為「cyberpunk」,我覺得也還可以。而《體液ø》(Fluidø)牽扯到監視、數據等問題,我開始想到關於如何去隱密你的data,則產生了一個「scifi cypherpunk」的概念。 到了「UKI」,它的概念2009年就有了,14年後才拍成電影。剛開始有這個概念時,沒有想到去用電影的形式呈現。UKI本來就是病毒的意思,我從2009就是做關於病毒、生物、生物技術的題材,那時很難想像變成電影,所以一直是一個藝術計畫,比方說做表演、藝術裝置,直到2016年,我才覺得還是要拍成電影。 寫劇本時剛好是2021年,巴黎當時因為COVID-19而封城。所以就受到這個全球病毒化的影響,我想劇本也特別反映了那個時期。 拍完電影後,我又想說該怎麼歸類它?我不大喜歡被人說我是拍實驗電影,我覺得我不是在實驗電影的本質。所以我想出了另一個名詞,叫做「sci-fi viral alt-reality cinema」,翻成中文就是「科幻病毒另類實境電影」。這四部長片中,每一部我都在想他們各自算是什麼樣的類型,最近我也在想,也許我正在創造新的類型。總歸來講,曾經有一個風潮叫做「new queer cinema」,而我就是加了sci-fi進去,我就把這四部片的走向叫做「sci-fi new queer cinema」。 那其中我想緊扣著《I.K.U.》與《UKI》之間的關係,《UKI》中有放一些《I.K.U.》的畫面,在《I.K.U.》中,玲子是一個仿生機器人,到處蒐集高潮數據,到了《UKI》則變成是一個虛擬人物的展現,也成為了一個病毒,想請導演談談這部分。 玲子在《I.K.U.》的時候身體是一個硬體,有很多數據輸進去,玲子的容量滿了後就給集團下載賺錢。那時候我想到要拍一個續集,如果你是一個半人半機器的存在,當你的身體被消費完了,失去功能了,接下來會如何?就變成是一個電子垃圾。我自己對電子垃圾非常有興趣,我認為那是人類發展科技的另一面。我們每天追求新科技、換新手機,電子垃圾同時越來越多。 我想在《I.K.U.》專注於玲子蒐集數據,而續集《UKI》就是被丟棄後的玲子可以怎麼去報復基因集團,劇情就是從這邊出發。 觀眾QA Q1:印象中這部片之前是錄像的形式,在空總有展出過,想請問從錄像變成電影的過程中有什麼可以分享的事情? 從2009發展UKI的概念時,沒有錢可以拍成電影,所以發展成藝術作品。2015年我去了非洲考察電子垃圾場,2016開始寫劇本時,發現沒辦法再去現場取景,所以變成了3D的形式。 不管是場景還是人物,我一直在實驗怎麼做,因為3D也是一個新的媒體。所以實驗中也發展出許多藝術作品。你在空總看到的是一個三個頻道的裝置,叫《UKI Virus Rising》,原則上就是把電影的概念變成藝術作品呈現。那個作品的3D角色還沒那麼成熟,後來電影中的那些虛擬角色也是花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時間去塑造。 Q2:在片子當中看到很多愛德華・霍普(Edward Hopper)的畫作,想聽聽導演分享這位藝術家對您的影響。 其實沒有很多,就是那兩張畫一直在重複,《夜遊者》(Nighthawks)、《清晨的太陽》(Morning Sun),也真的是反映了疫情的影響。當時疫情爆發,國際很多大城市封城,我那時候在巴黎管的很嚴,出門還要寫報告。原則上整個城市都靜止了,電影那個片頭也是一個靜止的城市。我想那時候應該很多人都會把愛德華・霍普的畫提出來,那種城市的孤獨,畫作表達的現代主義城市的寂寞感。後來我就在寫劇本時決定把這兩個場景設計成這兩幅畫。 Q3:電影中的電子垃圾場,有幾段有「沙朗牛排」跟那些勞動者的「工廠」,想請問這些設計有什麼意象? 大家在電影中應該有看到那些牛,那些牛都是看起來有點毒的。我在非洲是去奈及利亞的電子廢料場,在那邊的山坡上真的有牛。那個地方就是會有大卡車把電子垃圾運過來,整個垃圾場很原始,有很多小孩會去把電子器材裡面那些銅、鋁,可以值點錢的金屬慢慢敲打出來。也許一公斤是幾塊歐元等等,山坡上就真的有幾頭很瘦的牛。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廢料把值錢的金屬拿出來後就真的是廢料了,他們就會拿去山坡上燒了。牛就是真的待在那邊,不知道他們吃什麼。可能是電子廢料吧。 當時垃圾場的前面就是食物廠,我就看到他們在殺一頭牛。我想這就是一個社會階級的展現,牛排會拿去給什麼階級的人吃?最後剩下的牛腸就真的會丟到垃圾場去,那邊的人就會拿去煮來吃。這段蠻真實的。 2009年在巴塞隆納是否也有真的把一部分的電子垃圾作為作品的一部分? 我那時候是一個駐村藝術家,在構思作品的時候有去巴塞隆納當地的電子垃圾場,想要一些廢料來點綴一下我個工作室。結果那邊一丟過來就是四公噸,把我搞到快瘋掉。那時候在跟18個表演者做藝術表演,在真實的電子垃圾裡面,那時候的經驗也告訴我不要真的去垃圾場要那些電子垃圾(笑)。 Q4:請問導演,電影中咖啡廳裡有一個角色會唸報紙上的政策。想請問在這樣一個賽博龐克的未來城市裡,政府還是在運作嗎?在您的想像裡,那時的政府運作跟我們現在的認知有什麼不同? 《UKI》作為一部科幻電影,我的科幻有點像是「復古未來」。裡面穿插很多新聞,有Black Lives Matter,還有香港反送中的「Be water」。電影常見的手法是用一台電視播放新聞,後來我就只是決定用一個唸報紙的角色來宣傳一些不同的新聞。 Q5:我想延續牛排跟電子垃圾的話題。聽完導演的故事後,發現表達的事情很具體。但是電影的手法是比較科幻的。用科幻的形式去表達您對世界的看法,這樣是比較直接,還是想要隱晦的表達您的意思? 導演:我不會覺得是直接的。我關懷的是一些社會政治的議題,而很多議題真的是無法解決的。疫情的時候,有一大堆街頭運動產生,例如波蘭的墮胎議題。有時候我會對現實有些難以忍受,也許用科幻變成比較是「昇華」的感覺。 Q6:看片的過程覺得聲音跟畫面都很衝擊,想請導演談談對於聲音跟音樂的選擇。 我想聲音跟音樂真的是另一個空間。我自己也做很多跟聲音相關的表演,跟很多噪音音樂家合作過。電影裡一些無線電傳來的訊息,大部分都是拿安吉拉・戴維斯(Angela Davis)的聲音。我想很多訊息可以經由無線電傳進來就像「infiltration」(滲透)的概念。 當初電影要做音樂的時候我很想要做比較龐大的,管弦樂那種。但電影拍完後沒剩什麼錢,所以後來跟之前《I.K.U.》合作的日本製作人商量,拿之前的配樂重新混音給《UKI》,大概用了十首曲子。當然也有其他原創的音樂。 聲音設計是一個DJ,叫Skydeep,當時片子是在柏林拍,所以工作團隊都是在柏林。講到音樂,今天晚上那個Party會放電影《I.K.U.》還有《I.K.U.》的配樂remix。精神好的話可以跟我去。 放映的會是90分鐘《I.K.U.》導演剪輯版,台灣還沒有放映過。 Q7:我對選角感到好奇,想請導演談談選角,以及動畫的部分,有一些是取材自真實人物嗎? 選角老實說是很難的。經過了很大的過程,這部是我在柏林拍的第三部長片,我在柏林已經有一個固定班底,但這部片要重新找。找的過程還是有點困難。原則上所有演員都不是專業演員,所以造成有些演技蠻奇怪的,搞不太清楚,講起來像是另外一個世界的,我想說,這樣也好。有時候剪輯師會跟我說這些表演真的是太怪了。後來放映後,有些人就會說這些表演真是太高超了,解釋成了另一種層次,我就想,隨便吧(笑)。 在3D垃圾場的每個角色,每個虛擬化身都是參考不同故事的人物,四個族群裡雖然都是虛擬角色,但都是有特定的真實人物對應。 文字記錄:賴郁婷 攝影:賴歆諄
片名:《即溶宇宙短片輯》 場次:10/19(四)18:03 主持人:陳俊蓉 講師:《走走》導演 陳彬彬 Q:想請問靈感來源? 這個作品是新加坡藝術館的委託。新加坡藝術館希望以貫穿新加坡的廊道為主題去做一系列的公共藝術創作,那時候我提出企劃時選擇不去看這個廊道的歷史,我提出「走」的這個想法,因為我看到很多人在廊道上走路,所以我去做研究 看「走」可以代表的意思,發現「走」的概念代表非常多的意涵,走可以是一種移動的方式,走可以是一個行動力的展現,可以是發起行動、抗爭的形式,也是一個激發思考的方式。我發現走的時候可以發現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事物,走的時候也可以消化可以去理解這個世界,所以我希望把這些意象和意涵都串連在一起。我在臉書上發文 得到了一些回應,這就是這部片的靈感和緣起。 Q:如何決定被攝者的人選? 我的清單上有8組人,我去找每一個人interview他們,我發現他們談論的課題有些是重複的,我就去抓住那些重複的課題,也藉此去過濾掉一些人選,找出最後這些在影片中的主角,這也常常是我製作影片的一種方式。 Q:有沒有片段是沒有放進影片裡的? 在八位人選中,其中一個男士他挑戰用3天走完新加坡不能回家,睡的地方可能就是睡在公園這種地方,另一位女士是在做uber eats的食物外送,而他是在11:00-13:00 午餐的尖峰時間去做外送,因為這個時間能夠賺的錢最多,所以他送餐時走的非常快,我便一直跟著他,那天走完我就鐵腿了。其實我想找的對象是希望他們是自發性的選擇「我要走路」, 因為我在他們身上看到一些共鳴一些相同的議題,希望那些角色是自己去創造空間,透過走路去創造空間,像藝術家就是創造了一個藝術的空間去做表述,Wendy希望在他的心理創造空間,也反映在他的藝術創作上面,而晨走團他們都是6:00起床就要走路,我就問他們為什麼不挑其他的時間,他們回答說因為其他時間他們有別的事情要做,所以他們刻意早起去為自己創造空間,為自己做這件事情,完成作品回過頭來看,才發現很恰巧最後成為一個擁有女性色彩的作品。 Q:Amanda他的行為藝術表演,在新加坡這樣保守的國家,這麼早期用行為做這樣的表述,好奇現在目前是否有繼續進行這樣的藝術創作? 有的,他還在持續創作,但創作時間不多也非常緩慢,因為他主要的心思還是花在照顧他的母親上面,把他的母親放進影片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因為媽媽有在走路,所以walking這個元素一直存在,但是他照顧媽媽的過程,感覺她把照顧變成一個藝術一樣,照顧這件事情模糊了藝術和身為人和身為女兒這樣的一個界線,他關照他母親的行為和專注非常打動我,這讓我很有感觸,所以我覺得一定要放進作品裡面。目前他在日本的美術館有持續的做創作,我也非常期待他未來的作品。 Q:我非常喜歡這部短片,短片裡提到Amanda是因為新加坡對於行為藝術表演藝術的控制,所以他走上街頭。想知道今天新加坡是否還有這樣的審查機制? 1993-2004行為藝術本身不是被禁,是要做行為藝術或表演藝術就要申請許可,可是申請許可政府卻不會發給你,同時也不能在工作室做任何行為藝術的表演,所以藝術家才會把藝術帶到路邊 走上街頭去做創作,因為在工作室也不能做。禁令在2003到2004年的時候被取消,可是被取消之後,大家還是記得那個黑暗的時期,很多藝術家及創作者還是記得創作這個權利是當初一夕之間就被拿走的東西,因此剛解除禁令時氣氛還是很低迷。 Q:《走走》在女影世界首映,也是美術館委託的一個作品,想請導演談談在美術館作為公共藝術是如何被呈現的? 在新加坡,我們把這個藝術設置在是在公車轉運站,把它做成類似展覽的形式,售票處或駕駛區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字標語,駕駛區我們放的標語是「慢慢走」。大家如果想看實際的展覽,可以去tanpinpin.com上看實際的照片,會選擇公車轉運站是因爲它很靠近廊道也是靠近大眾運輸的地方,所以是一個行動mobility的展現,也有很多人在那邊走動 。「走」是搭我們乘大眾運輸,回到家的最後一哩路,所以選擇在這裡做。展期為兩年,不過因為一些因素,所以必須修剪影片的長度跟內容,展覽是到2025,現在在新加坡還可以看到。 導演的話: 謝謝大家來這裡看我的作品,很高興可以透過女性影展進行世界首映,把這部影片帶給台灣的觀眾。也祝賀女影30生日快樂,這是一個非常棒的里程碑,看到獨立影展走能夠走到這樣的成就,令人感到非常動容也非常了不起,我們在新加坡的獨立影展走到30年時,回首來時路也會發現原來我們走了這麼遠。 文字記錄:彭婕瑜
片名:《台灣競賽短片輯 #4》 場次:10/18(三)22:21 主持人:陳俊蓉 講師:《泅》、《人之初性本善》、《最後三十天》劇組 Q:《泅》的意象非常動人,是如何發展? 《泅》導演 李若禔:作品是大學畢業製作,共同目標是以在地文化相關。中間改了很多次才改成這樣的版本。 Q:《泅》的製片最喜歡合作過程哪個部分? 《泅》製片 陳研陵:雖然是導演提供的故事,但我們都會注意分鏡的部分,分鏡也是共同討論出來的。5個組員對於分鏡也有不同的概念和想法。 Q:《人之初性本善》非常難能可貴,當初最擔心,以及後來最有成就感得是什麼?拍攝最挑戰的部分? 《人之初性本善》導演 李剛齡:一開始和楊力州導演提報,最擔心尺度過大,無法拍攝成功。後來也順利拍攝成功。之後會擔心發行和映演的問題。後來決定先走影展,因為影展的觀眾心最開,對於之後放映和校園巡演也會比較順暢。 會需要看到很多男性生殖器!原本去拍A片現場,以為會情慾波動,實際上都在思考擺設機會,並且會看到男優暖機過程。印象深刻的是,主角在過程中去約砲,要貼近主角非常微距,甚至聽得到喘氣聲,非常3D。是非常難得的拍攝場景。 補充:在現場不能出聲,且鏡頭快要撞到主角的屁股,很有趣 Q:苡若個性很爽朗,這段旅程最大的收穫為何? 《人之初性本善》演員 Oro苡若:蠻多人都用不同方式問我,但我答案都只有一個。一開始覺得自己沒什麼好被記錄,但聽到「怪咖系列」興致就來了。如果是以性工作者角度,反而會希望可以去記錄更值得發聲的,但說到怪咖我就興致來了! 可以走進影展讓我覺得很驕傲,能得獎會更棒。我非常喜歡當下的環境和氛圍,因為是紀錄片,這份肯定就是給我的。這世界有很多反對的聲音,這些陌生人(評審)願意釋出很大的愛和溫柔,讓我有機會入圍,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拍攝時其實也很做自己,但是竟然很參加展覽,投射在大銀幕,就很爽! Q:怎會想到用「乳癌」去發想故事? 《最後三十天》導演 劉于瑄:是我的親身經歷,大概是我十歲的時候,電視播放女明星過世,讓我驚嚇了一下。 Q:製片是國小老師,在田調和優勢會不會更有優勢? 《最後三十天》製片 吳尚任:拍攝時正逢疫情,會有家長有疑慮,剛好因自我身份,所以可以邀請導演來自己國小拍攝,順利解決 Q:選擇做《人之初性本善》這主題時,導演希望用怎樣的態度去看這個作品? 《人之初性本善》導演 李剛齡:和拍攝對象進行很長的對話,從被攝者的生活和回答,去選擇拍攝觀點。先對話後片子。對於大眾疑慮,確實我們的內容不會立刻被接受,甚至因為獵奇性,被不同觀點看待。同時我也會跟攝影師溝通不要拍到性器官,不希望觀眾因為A片女優或者純性器官進場,而是用健康的態度去面對。中間也穿插自然萬物求偶畫面,希望用畫面去告訴觀眾大地也皆有這樣的行為。 《人之初性本善》演員 Oro苡若:產業在台灣也還是灰色地帶,沒有想太多就先做了,不論對錯,這件事就會開始被討論。用媒體去開啟對話,會比較是我的想法,而不以反對和對錯的角度作為出發點。 性這件事,在議題上都還是被排在後面,我希望可以擠到前面來。 Q:《人之初性本善》是否有要拍下一支片?片中的講座是自己辦的嗎? 《人之初性本善》演員 Oro苡若:希望有機會可以讓片子更多、更豐富一點。這部片效益好可以把我較為悲傷的或是不順遂的地方剪進去。華語的a片產業有點像代工,除了AV女優,我的另一個身份是口愛老師,甚至更早開始。過程中收費找學生,甚至會用真人教具,在現場和學生交流。疫情期間其實課程被取消很多,影片的場是特別開設的,現在也重新逐漸開放課程。也有演講和網路邀約,但我不會想要去當網紅或其他。 其實中間也有找以若的同事來錄播客,希望正視台灣的AV產業,與其忽視,不如更有邏輯地去分享,讓大家看到產業辛苦的一面,也會希望發展成長片。 Q:給觀眾的訊息? 《泅》導演 李若禔:蠻羨慕的,我們都是共同創作者,願意面對交流,也謝謝女影給我們交流的機會。 《人之初性本善》導演 李剛齡:最近影展收到很多回饋,也很感動。希望還有更多機會呈現類似的議題。 《最後三十天》導演 劉于瑄:有時候還是會感覺錯誤百出,但是好享受影廳的感覺。 文字記錄:洪崇哲
片名:《麵包情人》 場次:10/17(二)20:41 主持人:唐翊雯 講師:導演 李靖惠 導演 李靖惠:謝謝今天所有的朋友,《麵包情人》很珍貴的一點就是他歷久彌新,題材是國際化的,看到台灣的長者,菲律賓的菲媽,全世界有超過2億的人是到其他國家去工作的,把遷徙跟高齡化連結在這部電影,這部電影的生命力很強,到了50個左右的國際的電影節,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非常喜歡這部電影,因為這部電影的菲媽非常可愛,我覺得他們的生命力跟民族性還有幽默感化解辛苦的部分,當他們壓力很大的時候會把自己藏進行李箱,這些菲媽的故事會帶出很多思考,我想問觀眾一個問題:你會選擇麵包或是情人,哪一個是比較重要的?你只能二選的時候你會選擇麵包或情人呢? Q:我大概10年前就聽過這部片,因為我在做移工題材,我想問的是進入到移工的工作場合其實蠻難的,請問是如何跟安養院的人去做交涉? Q:我大概是10年前就看過這部片,在四方報,我好奇的是導演之後的計畫? 導演:我很開心電影裡的菲媽跟我說我老了你可以到菲律賓我可以照顧你,我爸爸今天86歲了,家裡也請了一個移工,之前因為我外婆在那邊所以認識了那些菲媽,現在我爸爸86歲,需要移工照顧,我心裡非常複雜,我電影裡的貝比非常可愛,我們一直都保持聯繫,他甚至知道今天有放映,麵包情人完成的時候我們移工的總數是60萬,現在已經72萬,這部電影其實反映了很多台灣的處境,也謝謝張震大哥長期幫忙他們放聲,我們的剪接大師說這些素材其實可以變成連續劇,麵包情人不只是講移工,還有我們的夢想的未來,我沒有想要再拍菲律賓片了,我的新片跑到美國去拍了,花了10年,我一直關注的議題是遷移,我的主角是楊媽媽,60歲叫愛子歸來,電影在講一群經歷悲痛跟懷著夢想來美國的故事,他們一同進了監獄,另外一個角色是楊媽媽的孫女,楊媽媽主要是寫非常多的信給這些重刑犯,另一個是楊媽媽跟他的孫女在同一個屋簷下卻無法溝通,10年之間大家會看到這些改變,我現在在為愛子歸來這部片在美國感恩台灣的發行,上帝給我10年的寶貴時間,拍攝鮮為人知的故事,這些故事跟每個人都有不同的 希望之後把新片的資訊留給有興趣的人,明天也有試片中午12:30還有位置 Q:病人跟家屬你是如何取信於他們? 導演:我的身分其實不是導演,我常常就是在他們生活的現場,我也是裡面的角色,以安養院來說我就是孫女,對移工來說我是他們在台灣少數的朋友,像是馬林遇到跳樓必須上法庭的時候,我是跟著他們一起學習,一起幫助移工的單位,我是很真心的關心他們,如果你很愛一個人對方會知道你很愛他,愛沒有任何的距離跟難題,拍片也沒有那麼難,只要你願意在他們身邊,他們會有很多話願意跟你說,只要你經常在他們身邊這些很容易拍得到,但困難的是我們很難花時間在別人身上,在自己家人身上,對我來說拍攝是非常珍貴的時候,不只是朋友還是家人的關係,他們豐富了我的人生,也因為電影豐富觀眾的人生。然後我很想邀請廖先生,是一位電影角色的家屬。 廖先生:我在10幾年年看跟現在都很感動,這個很關心我們大家,我看到這個我每次都很感動,貝比跟蘿莉塔他們人都很好,我爸爸在裡面12年了,也有紀錄到我爸爸。 導演:廖先生一直非常照顧這些移工,移工也需要家屬來照顧 文字記錄:黃琬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