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名:《Afterlife》、《鷺鷥河》、《六月雨》、《跳繩》 場次:10/16(一)20:40 主持人:林玨竹 與談人: 《Afterlife》導演薛若儀、導演黃聖鈞、動畫李永傑、攝影金劍雨 《鷺鷥河》導演劉婉琳 《六月雨》演員高倩儀 《跳繩》導演吳姿昀、攝影趙恩廷、演員陳婷之(妹妹) Q:請《Afterlife》劇組談談怎麼接觸到這個題材? 台南念書時認識南山的一個團隊,跟著他們後認識金太郎並開始記錄這個人,中間因為疫情關係,現在才以這個形式跟大家見面。 Q:為什麼會有這個題材?是因為對生死感興趣嗎? 一開始是作業,後來因為疫情三級警戒,剛好看到一個投稿補助計畫,覺得可以把太郎的東西拿去使用,他在三級警戒後過世,希望可以整理這部片給太郎的家人看。 Q:為什麼想用動畫呈現?是否有特別想傳達的東西? 導演:要投補助時就決定要用動畫,我們面對的是一位已過世的先生,怎樣的形式可以呈現被攝者的狀態,讓他重新回到南山公墓,不僅說人也講南山公路現在發生的事情及議題,曾經想過找老演員重演,但無法如實呈現像要的效果,所以後來選擇動畫轉描,轉描式覆蓋在真實的畫面上透過動畫的技法,讓這個人彷彿徐徐如生,但又不是一個真的人。 動畫:前期就決定用動畫,也有請演員測試,到底要花多少細節在角色上,前面的細節比較多,後面比較淡,因為劇情中的畫面是走到後面慢慢消失,所以讓後面細節慢慢變少一點,前面跟後面的上色有點不一樣,後面也有找很多動畫朋友幫忙,最後由李永傑統一風格。 攝影:其實一直很苦惱怎麼樣透過形式上、媒材上再現,希望他可以彷彿又回到這個地方,影像上的處理,畫幅比例上的不同是想要在影像上加入動畫的形式讓大家覺得很魔幻、不尋常的狀態,同時也營造太郎好像一直都還在這裡的樣子。 Q:請《鷺鷥河》導演談談本片的創作背景? 十幾年前的高雄還有許多建商曬空地要蓋大樓,那些空地有很多花草、小生物,尤其是下過雨的早上,不過隨著年份的推進,空地消失了蓋起高樓大廈,自然不見了,但另一個有趣的風景是大樓蓋起的時候,每天上下班的時間每棟大樓都會有警衛出來指揮交通,久而久之,他們會記得我的外型,跟我打招呼,我覺得這是屬於人很可愛的風景,這兩個東西在我心裡有著很深的醞釀,三年前回到動畫時就想要重新拿出來做一個整理創作。 Q:聲音的部分處理很細緻,在技術方面有遇到跳戰嗎? 以前聲音都是自己剪自己做,沒有跟專業團隊合作的經驗,這次合作的對象是一個很強的團隊,因為他們太有經驗,導致我很害怕所以會做很多準備,像前期會做一個非常完整的腳本,聲音音樂都找一個大概要的感覺,初剪一個給他們參考,但對他們來說拿到一個無聲的腳本才是一個挑戰,我們這樣可能會讓他們覺得你們覺得我們不專業,彼此會有猜測,但當我得知他們即使知道這是短片,他們還可以拿來創作,我很放心、很開心的放手讓他們去做。 Q:請《六月雨》談談本片緣起? 動機是因為疫情三級警戒,導演不得已回到桃園老家跟媽媽哥哥每天待在一起,他覺得很煩,這過程想起小時候跟哥哥,沒有3C也可以玩得很開心,場景也都是在他、導演老家拍攝,但我們把角色互換,哥哥跟妹妹換成姊姊跟弟弟。 Q:下雨的戲有沒有印象深刻的回憶? 本來片名叫六月豔陽,劇情的設定是大太陽,姊姊在上面很熱,後來拍攝遇到颱風,我們經費不足,人力精簡,所以不管怎樣都得拍,後來改成雨發現氛圍更好。 Q:請《跳繩》導演談談本片的創作動機? 導演:來自我的成長過程,五六年前妹妹要長高媽媽叫他跳繩,他就來纏著我一起,就像電影第一場,我們面對面跳繩,但因為身高差太多,我已經放慢速度等他,但他就是跳不起來。 這部片是我的畢制,當時原本是想寫一個喜劇,跟老師聊、身邊朋友聊,我就想,我了解的是什麼?我知道什麼?突然想起六七年前跳繩的瞬間,慢慢越想越深,妹妹為什麼摸想模仿姊姊、跳繩又是什麼,當時從姊姊的視角回想起之後,也回想當妹妹的感受,後來就變成大家現在看到的這個故事。 Q:姊姊跟妹妹互動的細節處理得很好,最後和解觸動人心,想問導演導戲時最困難度地方?選角是怎麼找到這麼優秀的兩個妹妹? 導演:困難有兩個,一個是讓他們在拍攝時做到最好的狀態,因為每次拍攝都是跟時間賽跑,要想很多方法讓他們記住資訊和台詞但又要自然。另一個是攝影跟表演的拿捏,因為這部的感情比較內斂,過程中要不斷的調整,在現場也要臨機應變,盡量紀錄最好的樣子。 選角時遇到疫情,學校無法幫助,我們丟很多徵選到各個社團、社群,妹妹應該就是在某個社團報名的,姊姊選角就比較困難,一開始想以形象為主再訓練跳繩,但如果姊姊要有讓妹妹追逐的魅力,一般小朋友沒辦法兩三個月訓練起來,當時姊姊的角色找非常久,突然有一天聯繫到一個跳繩隊,到訓練現場突然一個小朋友吸引到我眼球,無法轉移目光,不過他是一個完全沒演戲經驗的小朋友,所以我跟爸爸媽媽溝通,跟她當朋友,再慢慢邀請她來試鏡,很幸運遇到她們兩個。 文字記錄:林琳 攝影:黃琬鈞
片名:《逃跑的人》 場次:10/16(一)18:27 主持人:林芷瑋 與談者:導演 曾文珍 導演 曾文珍:這片子在三年前來到女影首映,三年來受到疫情的影響,因此做了一些線上的放映,也有在二零二一年進到日本山形影展放映,今年也在法國的女影也放了一場,也有參加波斯頓影展,在美國也放了一次;可以讓更多人看到這部作品,我非常感謝大家來觀影,因為算下來這已經算是蠻有時間的片子了。 Q:當時2020年在婦女中心放映《逃跑的人》,有非常多人都選這部片來看,也都有很多的反饋,有人會注意到英文名是The Lucky Woman,為什麼跟中文的《逃跑的人》這麼不一樣? 我接觸到的許多移工裡,草雲相較其它移工是相當幸運的,他在台灣待了這麼久的時間,回去之後也算賺到錢;他跟兒子開了仲介公司跟旅行社,他在裡面做業務。 很多移工並不是如他們原始想像的一樣,像是去台灣工作就可以賺到錢;有時候他們回國也不全是有健健康康的身體,更有的是像片中草雲帶著骨灰罈到機場。或許很多移工在台都生病、受傷,甚至丟了性命,對移工家庭來說是很大的傷害;所以我覺得草雲是相對幸運的人,同時我也希望他未來可以生活順遂。 Q:是怎麼認識到片中的這些移工的? 過去我就有在拍新移民的紀錄片,在2012年拍完後,我的朋友看到我的片子,他問我還可以拍什麼,他有認識兩個很厲害的逃跑外勞,一個會畫畫、一個會寫文章;我的朋友介紹我們認識,當時的四方報是在2006年創刊的東南亞語言報紙,我記得是在2012年1月5號在報社見到他們,因為我想拍他們的紀錄片,一方面是了解他們的意願,要取得信任就花了很多的時間。 我在2013年有機會到他們家拍攝,於是在過年之後我跟草雲就變得很親近了,他的家人對待我就好像看到草雲一樣,我也一起去融入他們的生活,情感變得很接近。在那之後,他就像是另外一個製片的角色,十分幫助我進入越南人的社群,我在裡面也見到很多越南的朋友。 Q:草雲在片長中佔了比較多的部分是特別設計的嗎? 整部紀錄片拍下來已經過了很久,因為草雲的行動力非常強,他身邊的事件一直在發生,反而相較於維興來說,因為他住在苗栗,我較常接觸到住台北的草雲,他也常常活躍在越南人社群裡,所以我比較能拍到越南人的事情。 維興比較沒那麼熟,他的語言表達能力也沒有那麼好,都是透過畫畫傳達想法,我們在近兩年比較沒聯絡,他現在在幫教會做事,還有照顧小孩。 所以草雲的素材比較多,至於剪接上會比較困難,要怎麼去架構、組織,所以我採用的是章節式的方式做剪接敘事。 Q:當時覺得逃跑移工聽起來很不可思議,會覺得這會不會是集體想像,結果故事的情節是真實發生的事情,我沒有想過逃跑移工可以做這麼多的事情,真的很不可思議,在片中看到他生病、辦活動都沒被抓走,那是怎麼去維持生計的? 在合約裡的工作是正常的薪水,但也沒多少;草雲在2006年逃跑,經過了一段非常辛苦的時間,當他工作比較穩定的情況下已經是在醫院裡照顧癌末的大姊,當時雖然已經是不合法的狀態,但其實醫院裡也有蠻多這種人在工作,只要相安無事的工作就不會有太大的事情發生。 草雲在大姊家工作收入比較穩定,直到大姊去世後,他就在找工作,那時他的中文能力已經很好,他都對外稱是嫁過來已經離婚的,通常會比一般移工好一點,他之前也做了一些餐飲業,只是會非常辛苦;他也會幫忙姊妹的旅行社經營社群,可以管理好幾個粉專,並且利用社群媒體的力量做了很多幫助人的事情。 我有問他說你不怕被抓到嗎?草雲說他一開始也會。在他最辛苦的階段我拍不到,所以我拍「逃跑」跟「追尋」,更多的是追尋,其實羽毛光鮮的人是關不住的,當他在做這些幫助人的事情時,其實給他一個很好的成就感,也讓他的生命擁有自我認同的價值,我剛開始拍時問他什麼時候要回越南,他都說快了,於是我就想要趕快拍,結果拍了三、四年之後覺得好像有點遙遙無期,那時就想說未來要怎麼發展就再說吧。 草雲是個能力非常好的人,只是他並沒有這個身分可以留在台灣工作;他在生活裡幫助很多人,這都是自我生命價值的展現,因為會經過很辛苦的路程。 之前發生桃園燒死六個移工的事故,草雲知道後也馬上過去幫忙,我看到他接受媒體訪問,他根本不會緊張;他說:「我都在做好事,我根本不怕。」 Q:逃逸移工在近年的台灣是很氾濫的詞,這部片跟九槍的拍攝背景可能是更像的,想請問導演想傳遞怎麼樣的訊息,或是對台灣、社會想訴說什麼樣的故事? 這部片本身就是議題先行,近年來,從逃跑,到逃逸,到失聯,名詞上有稍微友善一點,我希望可以透過放映讓更多台灣人了解社會溝通的可能性,因為他們是要被了解的一群人,現在台灣大概有70萬的移工,他們又要以什麼樣的姿態存在,因為在社會上大家比較容易忽視他們。 我試著把我是台灣人的視覺拉出來,我希望可以回到他們是一個「人」的角度去看待他們,是正在為家人付出的人,也是為生活打拼的人,回到人的角度更可以理解他們在想些什麼,草雲這種付出的情操是偉大的,同時也看到原來他們存在這麼多的問題。 草雲常常請我幫他們上網路去掛號,因為很多移工朋友去請他幫忙掛號,於是他把健保卡拍給我,讓我去上網幫他掛號,對我們不困難的事,對他們來說很困難。 在制度面上,就算是合法的雇用狀態還是要交給仲介公司約1500~1800塊的仲介費,但是很多移工需要服務的時候卻沒辦法得到服務,草雲就像是地下社會的角色,可能台灣人都知道他是非法的,但是沒人會要去抓他。 Q:近年我們會發現說其實對新移民的朋友的了解真的很少,我很感謝導演可以拍出這樣的紀錄片來講述新移民朋友遇到的困境,在接觸這兩位主角的時候或是田調的過程之中,想請問導演是否有訪問到當時為什麼會逃跑? 維興的第一個工作是在鐵工廠,那裡的勞動環境很差、很熱,他沒辦法忍受於是逃跑離開;草雲則是在合約快要到期的時候,雇主沒有要繼續聘他,當時的規定是三年合約到期就要出境,還需要繳仲介費,在沒薪水的狀況下他又要付一筆仲介費,所以選擇離開。現在取消了三年的這個合約,已經可以到十二年了;只不過對當時的草雲來說,高額的仲介費是個負擔。 Q:三年前在女影放映,當三年後再看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觸? 放映過後我都沒有再看過這個片子,因為裡面充斥著很悲傷的素材,我希望作品完成之後就讓它離開;但是在2020年女影的巡迴之後,我發現學生的對話是非常好的,之前在學校放了一場,結束後有學生哭著來跟我分享,原來他跟自己家中阿姨的角色,在了解與認知上其實是非常陌生的。也有政治系的學生問我說:「看完之後可以做些什麼事情?我說要不然你去從政好了,作一些法令上的友善,改變他們的移工環境,後來他也有回學校辦一場放映會。」 不論是實體放映還是線上平台放映,我覺得這是我對拍攝者的承諾,讓他們的現象被社會所看見。 而我最近也有一部講述印尼移工的紀錄片正在剪輯當中,可能又是更溫暖的片子,在講四個女移工怎麼在台灣工作和生活以及他們的想法等等。 文字記錄:蔡菁芳 攝影:林琳
《育甘塔短片輯》映後協作組織小教室 場次:10/15(日)12:20 主持人:女性影展策展人 陳慧穎 講者:導演 蒂帕.譚拉 文字整理:林琳、陳慧穎 攝影:蔡菁芳 *此記錄將以章節式文章的型態整理,本篇照片皆源自育甘塔電影集社官方網站 Source of the Photos:https://yugantar.film/。 1960、1970年代的政治社會動亂 育甘塔電影集社在1980年代創立,但想先補充一下之前的社會背景。自六〇、七〇年代以來,印度經歷了政治跟社會上的動亂,全國上下有非常多的抗爭運動、社會運動,牽涉當時的物價、失業、土地遭到上層階級非法奪取等問題。我們有一個關於育甘塔電影集社的網站(https://yugantar.film/),上面有很多的文宣資料供參考。 這個標語非常有名:「誰擁有土地?那些在土地上耕作的人」,這個標語的背景事實上是一場由女性農民帶領,對抗佛寺的土地抗爭。 這一張則是印度最早出現的女性主義學生組織「Progressive Organisation of Women」,她們非常的活躍,她們發表的宣言(https://reurl.cc/v06KWa) 非常有意思,很令人驚豔的宣言。她們也用泰盧固語寫成的標語:「我們不是奴隸,我們不是女神,我們就是人」。我必須說那是一個很令人興奮的時代,這些則是當時的女性主義雜誌的封面。有些帶有左翼色彩,有些則沒有。 政治分水嶺:緊急狀態時期 直到1975年代,我們已經看到有非常多的學生不惜放棄課業,投身於這些運動當中。當時有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分水嶺,甘地夫人宣佈緊急狀態時期(1975-1977),所有的新聞媒體都被審查,非常多的異議者都被關進監牢,其中包含很多的學生,很多人被關、遭到虐待、消失或是被殺害。 緊急令時期結束後,開始有了選舉,許多年輕人、學生被釋放出來,引起很大的社會能量。當時也有非常多年輕女性都動員起來,投身社會運動。那是一個充滿創意、極具能量的時代。她們抗議非常多事情,包含強暴事件,尤其是在警局的強暴事件,這引起了非常大的示威。 在後緊急令時期,看到了很多自主性的女性運動,開始成立一些社團跟組織,所謂的自主,我指的是它不屬於任何政黨或是沒有得到任何組織資助。也就是說,當緊急令解除,也就迎來自主性女性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 這張照片是攸關於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嫁妝死亡,因嫁妝問題造成的年輕女性死亡事件。在這個抗爭當中,你可以看到一位母親拿著她遭殺害的女兒照片。我會給大家看這些照片的原因是,在八〇年代,基本上女性是一直在街頭抗爭的,全國上下四處可見各種抗爭在發生。這裡則是一些非常經典的海報,這些都是女性主義政治參與的珍貴歷史文獻。 育甘塔電影集社經驗 那個時代對我來說深具啟發性,當時我跟我的朋友們就想說「我們為何不開始創立一個女性電影集社呢?」我們當時的規定很簡單:既然我們看到了這些女性勞工的社會動員,是否能將之視為一種政治性行動的動員形式?我們是否能把我們拍的這些影片到不同的女性勞動組織、團體或社群中放映,藉此開啟一系列的對話,或許讓她們看完片之後,也想要創立自己的社群,或是讓對話在既有的組織裡發生。 自1980年到1986年,我們的影片在印度非常多地方放映,去社區活動中心、工會辦公室、大學教室、甚至是街上。電影很常被拿去放映,那時我們帶著非常重的器材,包括放映器材、膠卷、音響,我們都自己帶,公車不讓我們把這些器材帶上去,我們就綁在公車車頂上,現在大家都是用數位影像,很難想像那個情境。但對我們來說這些放映非常重要,因為我們能夠得知不同背景的女性怎麼看待這些電影,以及我們可以怎樣更好去談論或理解當下正在發生的事情。 來談一下我們製作的方式,這點很重要。我們希望能以一種「共同著作」(co-authoring)的方式進行,而不是「合作」。我們的電影集社也跟其他女性組織、協作組織一起工作,我們是一起共同創作。 這個過程很有意思,部分原因歸因於我們的定位。我們是女性運動的參與者、倡議者,同時我們拍電影。要為電影找到觀眾其實是很容易的,因爲我們跟全國上下的女性組織、團體都有聯繫,合作起來很容易。創作過程是,最一開始,我們通常會跟這些女性組織長時間的工作,討論很多問題,包括我們會希望這些影片說一些什麼?哪些是值得討論的重要議題?有什麼議題是你也感興趣的?那概念比較是「並肩作戰」,而非「為誰而說」。 舉例來說,《菸草燎原》這部片,裡面有個大規模罷工,晚上集體睡在地上的畫面。這一場罷工真實發生的時候我們不在現場,我們整個錯過了。但這些菸廠女工很堅持罷工場景一定要重演。你可以想像嗎?有三、四千女性參與,你要怎麼進行?我們完全沒有信心可以重現,但這些女工直接說:「交給我們」,她們會負責組織、安排好一切,包括食物等等。還有,當時沒有任何一間工廠老闆願意讓我們拍攝,直到有女工終於找到一間工廠願意給我們拍,但只能拍三小時。因為我們從來沒有進去拍過,所以一進到工廠裡面,都是靠著女工在指揮大局,可以說是女工們自己執導了那一個場景。她們會說,「你得拍這一、二、三、四」。另外,除了拍攝的內容之外,旁白也是一樣的情況,我們有劇本,會請她們講一些旁白,但可能有四、五十個女人在場,就說「這不對,那不對,要換種講法、換個語言」等等,她們是緊密參與整個製作過程的。還有初剪,我們都會放這些初剪給她們看,然後她們會有一些修改的意見。 關於劇情短片《純屬虛構?》,我們跟著一個女性組織「Stree Shakti Sanghatana」合作,成員不是工人階級,比較是中產階級,我們坐下來討論了非常多問題,關於家庭暴力、關於婚姻。這就是我們劇本的開始,透過一系列的激烈討論及切身經驗的分享,一同把這寫成劇本,我們的故事想要討論的是心裡層面的暴力,可能在婚姻中女性孤單、被忽略,另外也想討論女性情誼。片中你可以看到有女性同事間的情誼,且這個女性情誼是具有激進的潛力的。在1982年,我認為能以這樣的型態共作,便是一種很激進的概念。 大概在五年之後,這些片不再能放映,因為原始膠卷損壞,對於一個電影創作者來說,電影無法再被放映是一件很痛苦的事。直到有一次,一位德國的研究學者Nicole Wolf來到印度研究印度的紀錄片,我們相約見面,我用口頭跟她介紹電影,但我沒辦法放映這些作品給她看。直到後來,因緣際會德國柏林的兵工廠(Arsenal)有機會修復這些片,我們才得以看到今天的修復版本。 影片被修復之後,到非常多的電影節去放映,我很好奇在影展的人們是以什麼樣的角度去看,因為這些作品在製作的當時,並沒有想到影展的面向,也還沒有這樣的概念。這些影片好像變成女性的歷史、電影歷史中的一部分。我覺得要怎樣再去介紹這些影片是非常有趣的議題,尤其在印度,你要怎麼重新介紹這些影片?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目前我們會舉辦一些特別的放映,邀請一些女性家事工作者、曾經遭受過家庭暴力的女性、在菸草工廠上班過的女性,讓她們坐在觀眾席裡面,在最後QA時間請她們發表自己的想法,分享當時的情況跟現在的情況有什麼不一樣,這樣能用很有機的方式談論歷史。而事實證明,現在女性的處境並沒有太大的改善。 QA Q1:三部紀錄片的人社會階級是什麼?是否也能談談語言?《純屬虛構?》劇情很像2021年上映的一部電影《偉大的印度廚房》,不知道導演有沒有看過,想問導演的看法,這樣是不是代表40年來印度女性的處境並沒有太大的改善? A1:對於印度觀眾來說他們能夠透過語言去分辨角色所屬的種姓階級,比方說像工會的那兩部片,很多都是種姓階層底層的女性,另外可以分辨階層的是抗爭的訴求,很多都是關於尊嚴與自尊,因為那是種姓階層底層女性就連最基本的尊嚴和自尊都沒有。 關於《偉大的印度廚房》,這部片大概是幾年前拍攝的,《純屬虛構?》則是1980年代拍攝的,的確有人提到這兩部片具有相似之處。我覺得家庭觀念與女性在婚姻裡的地位改變並沒有很多,改變的是女性現在是要外出工作,她們可以離開家裡,得到一些高薪的工作貼補家用,但她們在家庭決策的地位依然很低。 或許當代女性會渴望更多改變,但家庭的觀念依舊是強烈影響印度社會的一股力量,你只要去看一個例子:跨階級、跨宗教的婚姻在印度是會遭受嚴厲的懲罰與批評的,也就是說家庭的概念仍非常鞏固。 Q1 《純屬虛構?》的女主角是否是女性組織的參與者嗎?是否也能談談結尾有些突兀的結束。 Q2 針對突兀的結尾,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但我覺得重點是結束在女性之間的情誼。你說的沒錯,這部片的主角來自女性組織的成員,事實上裡面所有的演員都是女性組織的成員。這部片其實是我們最受歡迎的影片,每次放映都會受到滿大的迴響。大家會很自然地分享自身的經驗,也可能歸因於我們在寫劇本的時候,把大家日常經歷的憤怒、不滿都寫進去,那些情緒是能與其他女性產生共鳴的。 Social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We have a website: https://yugantar.film/ where you can see documents, images and photos, all kinds of things. This collective was started in 1980. And to give you a bit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text of what was happening, if you look at the sixties and seventies, there were a lot of protest movements in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There was a lot of social unrest related to the rise in food prices, urban unemployment, industrial unrest in relation to wages. And there are a lot of movements related to land, particularly land that had been illegally seized by what we call upper-class landers. This slogan was a very popular one: "who owns the land? Those who plough it." This slogan was actually coined by women agricultural workers who led a huge land struggle against Buddhist monastery. This photograph is one of the first feminist students groups, Progressive Organisation of Women. They were really active and their manifesto(https://reurl.cc/v06KWa) is very interesting to read. A a very impressive manifesto. And this was one of their main slogans in Telugu, "we are not slaves, we are not goddesses, we are human." I also want to say that it was a very exciting time, and these are some feminist magazine covers, with all kinds of organizations. Some were more left oriented, some were not. Watershed Moments: Declaration of Emergency By the time we get to 1975, you find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students who have abandoned their studies to join the protest movements. And there was a very important watershed moment when Prime Minister Indira Gandhi declared an emergency from 1975 to 1977. During that time, most of the opposition had been imprisoned and press were censored. A lot of young students who were political active were also imprisoned. Some of them were tortured, while many of them were disappeared or basically killed. Now what happens is, entering the post-emergency period, once elections are declared and young people were released, there was a huge uprising. In fact, it was a very creative and energizing time that you have a lot of young women who are part of the movement, who are active in many struggles. For example, talking about rape, custodial rape mainly, which occurs in police station. That became a huge campaign where a lot of women got mobilized. In post-emergency period, you see a lot of what is now autonomous women's groups and feminist organizations. By “autonomous”, I mean they were not part of political parties, nor did they get institutional funds. So once emergency was lifted, here comes the birth of the autonomous women's movement. This photo connects to a very big issue: dowry murder or the killing of young women for dowry. Here in the protest, you see the mother was carrying the picture of her daughter who was killed. I thought I should show you these because it felt like in the 80s, women were on the streets all the time, all over the country in so many protests. And here are some of very classic posters that are all part of our feminist political history. The Yugantar Experience It's that time for me and friends, who decided, “why don't we start this collective?” The objective was fairly simple: there were movements of working class women, whether it was domestic workers, tobacco workers. Can we look at these as forms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s? Can we circulate these films to other groups of other women workers, construction workers for example, and hope to start some kind of conversation wherever they want to either create some kind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r let the conversation happen inside the organization. Basically it is a very modest kind of loop, so to speak. From 1980 to 1986, Yugantar films were circulated very widely, very often these screenings happening in community center, sometimes on the street, in union offices, in college classrooms, wherever we could find actually electronic connection. These films were screened so often. You have to imagine there were 16 mm prints, with the projector and the sound box to go physically to these places to screen the films. And often they wouldn't let us to put them in the busses, so we put them on the top of the busses. The screening was very important to us because with each screening, what we were learning is really what women understood from the film and how we could then speak better to what was happening. To share something about the filmmaking process, we really wanted to make it co-authored process. This is not a collaboration that our collective was working with women's groups and their collective. And we were co-authoring with them. This process was very interesting also because of our position. We were part of the women's movement, and we were also activists in the movement. So actually getting audiences for the films was very easy for us because we were in touch with most of the women groups across the country. What we did is, initially, we had to spend a lot of time with the collectives. In the sense of, what do you want this film to say? What do you want it to be about? What are the issues that you think are important for women like yourself to listen to? It was more an act of "standing with", not "speaking for". For example, in "Tobacco Embers", you see the big strike with thousands of women on the street. At night they're sleeping there.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had missed. We weren't there when the strike happened. And they were very keen to have this strike be re-enacted. Can you imagine, with 3 or 4 thousand women, how do you do this? We didn't feel confident and they said, "just leave it to us. We will organize it. We will organize the food, we will organize everything." Also, when there was no factory owner willing to give permission to film inside the factory, finally they managed to get one factory owner to agree. And he gave us 3 hours. Once we got in, it was the women workers who directed the entire shoot. They said, you have to film this. 1, 2, 3, 4, This is what you have to do. So even to that extent, what we were filming, when we have narration, there would be a group of at least 40, 50 women who would say, "no, that's not right. Change the language. No, this is not correct." So as much as we could involve them in the production of the film, including the rough cut, we would always screen the rough cut and get feedback as to what they want to change. For "Is This Just a Story," we worked with a feminist activist collective that was not working class, more of middle class. We came up with the idea of how do we talk about domestic violence? And that script emerged from very intense conversation in the group where we all shared, for example, our life experiences growing up as girls, what happens in marriage? And that script arose in that fashion. And we really wanted to speak about two things. One is the more kind of psychological violence.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wanted to talk about female friendship. And I think the film has that combination where you have two women who are work colleagues, and the female friendship also has a kind of radical potential. At that time. I think in 1982, this was a very radical idea that we could work in this way. After about five years, the film prints were in no condition to be screened. They were completely destroyed. And in a sense, it's very hard for the filmmaker when your films disappeared. Researcher Nicole Wolf, who was crucial to the restoration of these films, as you can see them today, had come to India to do research on Indian documentary. And when we met, I told her about the film, but I couldn't show the film. And there was a point where finally Arsenal in Berlin were able to make these films available after such a long time. And it's always curious to me that they're being circulated now in festivals, because at that time, when we made the films, that was not an intention. We had no such concept. So now I'm always curious whether they're seen in some part of feminist history or cinematic history. The thing is, how do you reintroduce, particularly in India? This is a big question for us, so that it really has a function. What we did in India is that we had special screening, but we didn't have a typical QA like this. What we did is in each instance, we had women, domestic workers. We had women who victims of domestic violence. We had tobacco workers and women. And they would watch the films with the audiences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n they would respond in terms of what has changed or what remained the same. And I think doing it that way taught history together very organically and easily. And in fact, practically not much has changed.
片名:《強迫曝光》 場次:10/15(日)16:17 主持人:謝以萱 與談者:導演 陳若菲、製片 丁忠瑩、演員 邱安忱 Q:上一次在大螢幕放映應該是純十六影展,大約是在二零零一年的時候,差不多快要二十多年,可以跟我們分享這麼多年後再看一遍是什麼心情嗎? 邱安忱:今天很像是在看三十年前的自己是什麼樣子,這部片是我去美國念表演之前拍的。現在唯一記得的兩件事情,因為那時候溫吉興是臨界點劇團的,當時臨界點劇團在台灣蠻紅,他們做的事情都很前衛、極致。 那時候我覺得他們都是盡心盡力去做,當時片中有一場是要接吻,是在一開始靠著牆壁的那個鏡頭,溫吉興突然伸舌頭,我想說:「天啊!真的要伸舌頭嗎!?我其實沒有想太多,所以我就想說要來真的就來真的,我也不能輸給你!」但我那時確實有震撼到。 然後剛剛看到我在戲中拿的包包是我媽媽之前去南美洲買的,我用了三、四年,因為我媽媽現在已經過世了,所以我突然想到這件事情。 丁忠瑩:畫面一出來的時候有種回到一、二十年前的樣子,好懷念、好青澀,現在覺得片子很好看也很感動,在片中看到很多老朋友和那時的點點滴滴,劇組的大家很用心、也很努力,當時不知道感動是什麼,總覺得做事情應該要這樣努力、認真。 Q:若菲導演在一九八八年拍了《我的男朋友跟女朋友》,同樣也是在探討性向認同的題材,為什麼當時想要拍這個題材? 陳若菲:同性感情是在大學時期開始的,當時風氣很保守,同志都不敢出櫃,這是我很親身經歷的情感體驗;我去美國念書後,校園裡風氣很前衛,但就算是身在那個環境,我還是覺得很羞怯,不敢明講情感的事情。出了學校還是會身在很保守的環境裏頭,當時那區居住了白人的退休族群,他們的價值觀也很保守。 當時我在那樣的環境裡要拍畢業製作,所以同志在社會裡沒有辦法出櫃的壓抑心理狀態,我很能感同身受。就如同兩個人格一樣,我在外面必須要扮演另一種角色,穿上不同的衣服、戴上一個面具,說一些言不由衷的話,只是為了掩蓋自己的性傾向。 但當時我不敢拍女同志,因為我也害怕別人知道我的性傾向,所以我拍的是男同志,我將自己的心境投射在男同志身上,當時在台灣放映的時候我也不敢說明白,所以我再看一次真的是感觸良多。 從我剛開始拍戲,慢慢到近年同志運動出來之後,各種性向和人物都百花齊放,尤其在情人節時會看到很多同志伴侶,他們都很大方,路人也不會投以異樣的眼光;甚至我的妹妹也是同婚,這是我當時在拍這部片時覺得根本是天方夜譚的事情,三十年前的同志處境是一個社會的縮影,我非常感謝現在翻天覆地的改變。 Q:三十年來社會的氛圍變化很大,剛剛導演提到當時不敢以女同志的故事來寫,於是寫男同志作為心境的傳達,我想了解在選角的過程裡,當時安忱知道要出演,然後看到這個劇本後覺得最挑戰的事情是什麼? 邱安忱:因為角色跟我很不一樣啊,我根本不會抽菸,還要假裝會抽的樣子,然後我也不是很外向的人,那時候我也沒有出櫃,因為我想說這部片也不是很大的商業電影,應該還好吧(哈哈)。 而且那時候我們班的同志都有去同志酒吧玩過的經驗,但當時我不敢去,我也沒什麼經驗;我那時候還為了這部片子去找了關錦鵬;所以當時整體來說沒想這麼多,這大概是除了學生製作以外,拍了一個比較正式的電影。今天看當年的樣子真的很青澀,謝謝導演幫我記錄起來。 Q:安忱自己是劇場圈的,也是劇團的創辦人,當時為什麼選角大多是以劇場圈的人為主呢? 陳若菲:因為認識的人比較多;我們在大學的時候都是雙主修,所以我們都有受表演的訓練,當時也很喜歡劇場方法表演;所以當我在導戲的時候,我也想用劇場的演員,我覺得他們會投入很多心思準備。我那時候看很著名的白水,被吉興的表演能量震懾住,後來我就邀請他來出演這個角色。 因為這個場景是監製的家,前期做了很大的變化,改動完了之後導演、監製、吉興住在這裡有一個月以上,我們把這裡當作我們的家,也是讓劇場演員可以去深入角色研究的部分。 當時安忱的角色有另外一個演員要來演,因為他是同志,他也怕曝光,所以在開拍前三天不演了;我不知道我為什麼這麼幸運找到你,安忱比較適合那個氣質。 Q:想請問導演二二八那段的用意?在新公園裏頭走來走去的心情是什麼? 邱安忱:我只記得我第一次進去的時候,當時還沒有捷運,很多同志會去新公園那裏,我第一次去看到一堆人站在路燈下看來看去,我就覺得好不舒服,所以我繞了兩圈就走了。因為我之前去過一次同志酒吧,我覺得都是煙味,所以我不喜歡,那我還是去新公園好了,但是去了一次之後也覺得這不是我想去的地方,每去一次都覺得很沮喪,因為認識不到朋友。所以我是把去過那幾次的感覺用上。 Q:想請問新公園那段是紀實嗎?可不可以描述一下當時的過程? 陳若菲:新公園裡的人物是飾演的,紀實的話應該會被海K吧,當時我跟現場的朋友講我要來拍片,如果不想被拍到的話,可能今天要借我們用一下場地;所以在鏡頭裡出現的人都是我們朋友,因為當時風氣很保守,我們也不希望造成大家的困擾。 丁忠瑩:當時很多人其實身在很怕被別人知道的情況下,那個年代有一個很壓抑的心情跟感覺。 Q:柯謀的資料夾夾了一張照片,是什麼意思?小皮跟柯謀講話的轉變是什麼?從公車站的相遇,讓柯謀坐上他的機車,直到借住的那個晚上約法三章、不讓他接電話。為什麼柯謀的態度轉變了,是因為他也很喜歡小皮嗎? 陳若菲:裡面的照片是因為他要對學長進行採訪,那是一個學長的照片,只是照片比較不清楚有可能會錯認而已。 柯謀在小皮的心裡不是一夜情的對象,他對他有更多的期待,當柯謀說不要接電話時,其實小皮已經知道柯謀不想曝光性向,最後才會親他和摸他的臉,這是有帶點情緒在的,並不是很溫婉的感情。 從前面讓柯謀上他的機車,就感覺他們兩個互相是蠻有興趣的;然而小皮是因為寂寞而去找對象,但發覺新公園的人都像是在找獵物一樣,小皮希望柯謀跟其他人都不一樣,是有帶點特殊的感情在其中。 文字記錄:蔡菁芳 攝影:胡韻宇
片名:《食髓花》、《瑪麗快跑》、《春水奇譚》 場次:10/14(六)13:18 主持人:台灣女性影像學會理事 陳穎 與談者:《食髓花》導演杜婉伶、《瑪麗快跑》導演林世菁、《瑪麗快跑》主演 Kelly、《春水奇譚》製片林佳儒、《春水奇譚》編劇馬慧妍 Q:各位創作者生為女性,寫出了各種不同身份、性別甚至物種的視角,想請創作者們介紹創作理念或與作品特別的連結。 《食髓花》導演杜婉伶:本片是畢業製作,創作起源於片中花的意向,出現在腦袋裡,開始去思考他到底是什麼生物,雖然主角是男性,但我與角色有共通特質,片中對創作的探討是我的投射。 《瑪麗快跑》導演林世菁:本片探討母親是怎樣的角色,我在拍完片之後的後製期懷孕,自身從女兒變成母親的角色轉變,片中有些在諷刺角色的台詞也變成在諷刺自己,是很特別的創作歷程。 《春水奇譚》製片林佳儒:本片起源於導演對家中長輩的觀察,雖從男性視角出發,但片中女性角色都比男主角還更勇敢,創作過程中要找到有中年直男觀點的主創很不容易,腦力激盪過程很有趣。 《春水奇譚》編劇馬慧妍:一開始會想身為女性主義者,還要去述說一個中年男性的故事嗎?在行業中,女性很少這樣去談論男生,但當女性可以去這樣談論男性時,本身已經是很有力量的一件事。編劇每個人都有一個不能和自己和解的部分,那個部分是令人恐懼但跟我們共生的,我覺得我內心也有直男的一部分就是如此。 Q:請演員分享想法。 《瑪麗快跑》主演 Kelly:這是我拍的第一支片,很榮幸可以參與,還得獎了,很謝謝導演。 Q:想請問林世菁導演:因為劇本上有菲律賓裔演員的設定,想問選角上有無特別的要求? 《瑪麗快跑》導演林世菁:選角由製片在fb上發訊息,在台北車站試鏡,Kelly是素人。試鏡過程中發現菲律賓人都很會表演,都是素人但情感非常豐富,選Kelly因為他非常有活力,很有生命力,我認為拍攝移工題材不需要悲情或特殊外觀,更看重生命力。 Q想請問杜婉伶導演:花的概念是群體還是特殊物種?以及花佔據作家身體後將來的發展、變化? 《食髓花》導演杜婉伶:我有設想故事之後的結果,但有點不想講,想要保留給觀眾想像,在我的想法中花不是只有單一支,像外星物種來到這個世界上,可能不只發生在主角身上,路人可能身上也有一朵花,跟英文片名一樣,是植入的概念。花代表慾望,而發展的方向不同,是吞噬還是發展成更好的未來,希望觀眾看完之後可以去思考這方面的事情。 Q:想請問杜婉伶導演,花的語言是怎麼弄出來的;想請問春水奇壇兩位主創,台灣近幾年的短片題材多與慾望有關,對荒謬與嚴肅如何拿捏,尺度又是如何選擇;想請問林世菁導演:瑪莉對女孩伸出援手的原因為何? 《食髓花》導演杜婉伶:不想用特定的語言,和演員嘗試各種奇怪的聲音,再由成音製作。 《春水奇譚》製片林佳儒:讀了一本書,提到我們的社會常常在談論性但其實不是在談論性,男性被教育只能以色情或憤怒表達自己,片中重要的不是慾望,而是角色是否要壓抑慾望、接受自己。 《春水奇譚》編劇馬慧妍:一開始跟導演討論很嚴肅,像中年失婚、射精壓抑這些議題,而在雞雞擬人化之外,尺度由演員拉開並喜劇化,兩位主演都很放得開,反而是導演編劇在控制演員不要讓尺度變得更誇張。 《瑪麗快跑》導演林世菁:女性思考的邏輯和男性不太一樣,有情感邏輯與真實邏輯,從思考邏輯上,情感邏輯優先,角色有很多矛盾的行為,像是對雇主小孩與自己小孩都出現了翹課行為時的情景,逐漸同理這個小孩,在某個時間點就想去幫助他。 Q:想請問瑪莉快跑主演 Kelly也是母親嗎,是或不是的話是如何揣摩角色的? 《瑪麗快跑》導演林世菁:Kelly是母親,有兩個小孩,在片場,他不看劇本由導演口述劇情再加以發揮,中間有一段講女兒的劇情是Kelly自己發揮的,更難以回去因為要面對親子關係。 《瑪麗快跑》主演 Kelly:金穗有得獎很開心,這是生命中的重要事件,和片中角色有所連結很能共鳴,小孩在菲律賓自己在台灣,離家時才2歲,小孩生病時不在小孩身邊非常可以感同身受,演出時很想念小孩。 最後給觀眾的話 《食髓花》導演杜婉伶:定格動畫很好玩,希望之後可以帶給大家有趣的作品。 《瑪麗快跑》導演林世菁:謝謝大家來看片,女影很有趣,有一些觀點是以前的電影男性觀點所以沒有發現的,女性觀點在情感出發,邏輯上很不同。 《瑪麗快跑》主演 Kelly:感謝來的朋友的支持。 《春水奇譚》製片林佳儒:很開心有女影這個機會可以再看一次這部片,看到很多其他作品,感謝觀眾。 《春水奇譚》編劇馬慧妍:自己的片子看很多次了,但看到很多其他作品,很喜歡觀景窗裡,看五分鐘就哭了,希望在工作人員名單中看到更多女性的名字。 文字記錄:馬民宜
片名:《台灣競賽短片輯#2》 場次:10/14(六)17:08 主持人:陳穎 與談者:《哭聲》、《大夜》、《海都是海》劇組 Q:請先談談創作動機。 《哭聲》導演陳曉欣:創作動機是想看看自己怎麼去面對不一樣的恐懼。 《大夜》導演江佳諭:我曾經是護理師,也有過大夜班的經驗,當時護專時期實習的時候,也會遇到病人伸出鹹豬手,我一開始想寫臨床性騷擾的經歷,因為自己上大夜班會有一些感觸,像是跟同儕之間的時間會錯過,然後不只是身體、內分泌也會有問題,心靈上會感到孤獨,這才有感而發寫出大夜。 《海都是海》導演郭昕盈:這個主題跟媽媽很有關係,我和母親在小時候時關係不太好,我在2016年開始拍母親的紀錄片,在2018年才又開始靠近媽媽,兩者的差別會是在於「親子關係的和解還有什麼途徑是我可以走的?」之前我有舉辦展覽,主要是在拍攝媽媽,並且訪談她。 我是在2020年寫的劇本,我其實不喜歡自己跟媽媽的關係,所以我在想可不可以走到自己想走的地方;我本來想寫一個女生的成長故事,但還是無法擺脫親子關係對我的影響,然後媽媽元素的加進來是呈現一個滾動的狀態。我也想要講一個女性的成長過程,但好像沒辦法擺脫女性的其他身分,例如渴望戀愛的關係,以及面對社會大眾的桎梏。 Q:我很喜歡海都是海的美術設計,請問導演在角色思考自己為什麼長這個樣子時是用慢快門的方式拍?感覺沒有很順暢,請問是什麼樣的鏡頭設計? 《海都是海》導演郭昕盈:因為我想要講一個很主觀的故事,至於如何在影像及聲音上去呈現出來,我試圖用抽格的方式去做前面的拍攝;另外一方面是想要以輕快的方式講很重要的事情,像是以繪本風、繽紛、好玩的感覺去構思美術設計。 在很主觀的意義以外,還有一點是有時做一件事情,當你不知道對不對的時候,身體會很卡,情感也不順暢,後來才決定在影像上用抽格的方式呈現;然後在聲音上面也做了設計,像是媽媽有很多金屬的聲音,更像是我的感受--媽媽冰冷跟尖銳的狀態,我有設定每一個角色都有其代表的聲音。 Q:請問媽媽被拍的時候有抗拒過嗎?兩人一起看這個成品的片段時看起來還算和平, 她看完的感覺有不舒服嗎? 《海都是海》導演郭昕盈:之前我時不時就拍她,有外人在的時候,她是很開心被拍的。有時候也會覺得我拍夠了嗎?主要看她心情,心情好就可以拍。 讓媽媽在電腦裡看,是要問她這些影像可不可以被使用。觀看的過程其實有蠻大的意義的,我們形成一個距離可以看彼此之間的對話。 跟她一起看完片子的時候她就說她覺得自己不好看之類的,之後又說我講的話妥當嗎?她看到她自己的同時,有進而產生一些感覺,我覺得就足夠了。 在特映會時撥映給親朋好友看,這是第一次在公開場合讓媽媽看這部片,她從那個時候才意識到我們好像只有一點意見不合而已,我們的關係開始有一個很舒服的距離出現,感覺好像可以對她說「不」了。 《海都是海》剪輯林思妤:這個片段是我堅持要放的,在成片之前有一些人會提出一些爭議,例如攝影機對著媽媽好像不妥等等,我作為一個剪輯師,我也在思考我還有什麼組織素材的方式。我一直覺得這些東西是郭郭身體裡長出來的東西,一直在片子完成之後,我問她會給媽媽看嗎?她說會。不管最後是否和解,這個故事才終於結束,我堅持要留下來這部分,讓它有被討論的空間。 Q:《大夜》主要也是探討女生的性慾,這令我想到《迴光奏鳴曲》,請問為什麼想這樣安排? 《大夜》導演江佳諭:我覺得《迴光奏鳴曲》講的是內心孤獨的中年女性,我把它當作一個學習範本,雖然《迴光奏鳴曲》的結局是撞開那個門,但還是有種寂寥跟空虛的感覺,我更像是認同這個感覺。我所期待的大夜雖然是呈現出不同年齡層的女性,但會不會有不同的效果?這是我希望讓大家去思考的地方。 Q:最後外勞跟護理師討論的片段,為什麼要讓外勞去安慰她? 《大夜》導演江佳諭:我想說如果我是阿莉我會怎麼去看這件事?我不相信是杏如拿起那隻手,而是阿公的老毛病又犯了,她的第一個反應是在想,護理師被碰了會不會心裡有點難過,然後我也去跟她說其實我有遇到過這件事情。 我想呈現的是,因為杏如是主動拿起阿公的手,阿莉說出口的話就像是當頭棒喝一樣,因為阿公也有摸阿莉;雖然阿莉可能不會往那個地方去想,但這可能會讓杏如感到失望。 Q:《海都是海》設計的剪接是怎麼樣的想法? 《海都是海》導演郭昕盈:那一顆「都是你的錯覺」的鏡頭,我看了一年多一直有一個提問,在我看待我媽媽和我之間的衝突時,我所產生的想法會不會其實都是我的錯覺?反覆剪輯的原因,一來是提問、一來是跟我媽媽的關係,對我來講是蠻失落的,好像我的感覺不是真的感覺,那種反覆被否定的感覺會變成——為什麼我都做不好?為什麼我沒辦法變成媽媽的想望? 哭聲裡面想呈現的母親形象跟電話裡的母親形象,好像都不太能接近的樣子,是有代表什麼意思嗎? 《哭聲》導演陳曉欣:裡面的兩位媽媽都是我對我媽媽的印象,像是她們懷疑、否定的態度,其實都是去關心你。自從我開始關注政治議題,我媽媽便希望我不要有太多參與感,於是在不知不覺中就把形象給設計出來了。 Q:想請問哭聲的主角在演出時對角色的詮釋? 《哭聲》演員謝雅兒:這部片拍了有兩、三年,我記得那時候我們設定的媽媽是比較嚴厲的,但她並沒有表現出來的那麼冷,只是媽媽有想像中的模板,當孩子逃出來的時候會把他拉回來,我自己第一次看的時候也覺得有點恐怖。我角色裡的媽媽比較像是既會否定又帶點溫柔;而強硬的媽媽有一部分跟我蠻相似的。 因為我是從香港來,也有經過隔離的感覺,隔離跟待在家還是有點差別的,所以我把親身經歷放進角色裡;像是有吃藥的場景,就透露出她是需要看醫生的,是因為她的精神狀況嗎?還是患了什麼樣的疾病? 文字記錄:蔡菁芳 攝影:林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