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後紀錄

1014《沒有名字的理容院》映後 ☛ 導演 林宇嬋

片名:《沒有名字的理容院》 場次:10/14(日)20:14 主持人:陳穎 與談者:導演 林宇嬋   Q:請先簡單談談這部片的拍攝動機 我之前在台北讀書,之後才有機會回到桃園,虎頭山是我在假日時逛到的地方,我覺得這個場所亂中有序,其中凌亂的美感很吸引我;後來是因為參加桃園的紀錄片培訓營隊,這個主題應該會是很好的發展題材。   Q:之前已經有一部同名的短片,之後開始發展成長片是因為本來就有打算這樣發展嗎?   一開始田野調查的時候,我心中想要以不同年齡層的女性串成一個故事;當時在培訓營裡需要繳交一份三十分鐘的版本,而那個版本是以阿桃為主要的拍攝對象。   Q:當我在觀看之前總覺得會有一個既定印象,應該會聚焦在理容院,然後會拍到理容院的故事、理髮的技巧等等;之後觀影完發現原來可以擴展到受訪者的生命故事,原本有想要繼續追蹤嗎?還是希望可以慢慢地展開?   我沒有打算以產業為主,我反而是對「人」很感興趣,但不一定是女性;我會針對他們的人物背景進行研究,然而有些事物不用特別去聚焦,因為它本身就存在在那邊待我挖掘。   Q:導演進入這個地方(虎頭山下的理容院),並且跟阿姐們熟悉起來,記錄過程中有醫院的場景等等,講述的過程其實非常私人,請問導演是怎麼建立起來對於受訪者的信任?另外,影片中剪輯的跳躍性是如何組織起這個故事的?   這部片子的前後製程大概有五年,並不是五年不間斷的記錄,而是斷斷續續的,因為這個題材不是那麼結構性的敘事,它更像是生活的切片。   其中,我掌握了他們較為重要的人生經歷,適時地去擷取一部分;過程裡,他們不把我當做紀錄片工作者,我更多的是陪他們喝茶、聊天、上下班。   我們彼此之間需要很長的時間去聊天;其實寶柔一開始並不是我的紀錄對象,他是最後才來找我的,他說他觀察我兩、三年了,是慢慢建立起信任的;反而我其實有點糾結,因為當時快交片了;但最後,我聽他的言談感覺適合做為引言人或是旁白的角色。   我大概剪輯了一年多,因為素材龐雜,拍攝期也很長;前後經歷了十幾個版本,我將四位女性的片段分別處理,一個人大概有三十分鐘的長度,但是阿紅跟阿水的部分我有單獨挑出來,因為他們的片段非常獨立,再加上其他的片段會讓我比較有方向。   Q:請問導演在和理容院的阿姨相處之間會不會離得太近了,突然的相遇跟紀錄完的結束會不會令他們需要去面對寂寞跟孤獨?因為在片中,阿桃看起來好像很孤獨。   我面臨到較大的課題反而是離開他們,當片子完成時,我有邀請這些阿姨們來看放映,他們很開心可以看到別人怎麼去描述他們自己的生命故事。   在放映結束之後我有點崩潰,我曾經記錄下的影像跟現實的他們有莫大的轉變,他們衰老的很快,我得要捨得結束。那時的我好像沒有處理好和放下,當我經歷放映給他們觀看、後來寶柔離開,這幾件事帶給我很大的影響,我不能再拖磨下去,他們是他們,而我應該要繼續走下去。   Q:這部片本身來說是一個很完整的故事,看完之後會覺得這是一個結果的呈現,但當經費允許的情況下,請問導演會拍更多嗎?像是為什麼他們會聚在這裡?為什麼會做這樣的工作?會想要深入挖掘嗎?   這個場所會停在這部片。這類族群或是其他邊緣族群同樣也是我想要了解的部分,紀錄片跟劇情片不一樣的是「我知道的東西」跟「我所呈現的結果」是有落差的,因為我記錄的這些事情其實很私人,雖然是在公開的場所,但不同商家僅僅隔著一個紗網而已,有些事情播放出來可能會影響到他接下來的生活,所以這個部份我就會點到為止。   Q:這次的呈現是一個水平攤開的模式,令觀眾看到不同年齡層女人的生命跟愛恨等等,請問導演會如何去選擇您想說的?因為前面也有說到關於政府的觀點、其中的兩性關係、拍的第二年、第五年等等,您的理解深度跟廣度相較於觀眾是不一樣的,可以再跟我們多分享一點嗎?   這部片子我想放在每位女性的生命故事裡,片中的女性歲數眾多,他們也代表著某個時代的女性;然而最後的取捨,是身為作者的我背後所想的,假使這些人物的表現,我硬要照這樣子做,好像會脫離他們本身的行為、語言。    當時申請國藝會後有得到一些反饋是說,片子裡有很多是我的話語,看起來很像是田調,他們建議我將其拿掉,我同時也思考了很多關於紀錄片要怎麼樣表現得比較成熟。   我從三十多歲拍到四十歲,在這段時光裡,他們覺得我就是阿妹子,以此來對待我,所以他們表露出來的言語是那個樣子,或許這部片其實適合這樣做;跟他們相處時,有時候我也會用他們的方式去講話,進而拉緊彼此之間的關係。    另外,我沒有要特別鎖定以一個女性去切入,只是因為大部份都是女性工作者,其中當然也有男性,他們的草根氣質也很吸引我,在他們的生活裡,其實對話跟互動會較為生猛一點;如果我想要再拍的話,或許男性的角度也是我非常感興趣的題材。   Q:當一部文學作品或是情感需要呈現在眾人眼前的時候,說沒有情緒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太有情緒很容易陷在裡面,請問導演在這個部分是如何拿捏的?   我察覺從這整個創作過程到後續等等,我覺得我是一個情感豐沛的人,但我在拍攝的當下到剪輯過程裡,冷靜、理性都是更多的,我覺得我在兩者之間調和得很好,當然也會有耽溺的時候,但很多時刻我都算冷靜。   當我需要做捨棄的時候,我也不會心疼啦。例如那場鳥的紀錄,我在拍的當下很冷靜,但我內心是很難過的,因為那隻鳥是一個被拴住的小生命,而且拆了十幾二十分鐘都拆不掉,導致我在看著那些女性的時候也會產生相關聯想。   文字記錄:蔡菁芳 攝影:林琳  

1014《南無撿破爛菩薩+河壩那人》映後 ☛ 《河壩那人》導演 王俐婷

片名:《南無撿破爛菩薩+河壩那人》 場次:10/14(六)22:29 主持人:陳慧穎 講師:《河壩那人》導演 王俐婷 Q: 這部片應該是您在學校完成的作品,是否能先談談拍攝動機? 那時候是在成大認識米莎,讀台灣文學系,當時還是很新的系,學校鼓勵創作,紀錄片是創作的方式,所以那時候有一門選修是紀錄片,我拍成大的流浪狗,那部片叫汪汪社,拍米莎前男友,米莎也有在弄汪汪社的事情,因為那部紀錄片所以認識米莎。大四的時候就當那門課助教,米莎想找人紀錄做專輯的過程,問有沒有修紀錄片課的人想做這件事情,我借了學校的攝影機,因為後期拍紀錄片的狀態就是一個跟屁蟲。他是一個激勵我的貴人,當時對紀錄片很感興趣,大四對未來也是茫然,那時看著他的勇氣我自己也有被激勵到就去唸了紀錄片的研究所,這是我研一的作品   Q:製作期橫跨兩年 以學生作品來說滿長,是否當初沒有想到是長片?   當時沒有設想是長片還是短片,也是因為那時候要交作品,不是因為要交作業的話我也會拖很久。   Q:想反饋這部片非常好看,當時面臨龐大素材,如何決定要放進正片還是捨棄呢,當初如何取捨?   場記都要越詳細越好,先做紙上剪接,再進到電腦做粗剪。可惜沒拍到那時候去他苗栗的家,一開始知道他跟爸爸感情不好所以都在拍他爸,忽略了拍媽媽,但媽媽是一直以來都默默支持他的人,我們要走的時候他媽媽包了很多東西要給他帶去台南,沒有拍到媽媽的部分覺得很可惜。   我覺得當初滿有趣的是當初我有一場訪問很暗,老師問說幹嘛不開燈,但當下的狀況是聊天到一半很突然要拍,去開燈的話破壞情調。拍攝很自由隨性,要拍就拍不拍就玩狗,跟著他去錄音去表演,他很知道自己要什麼,他是有意識地希望這些東西被記錄下來,所以很做自己,不會去看鏡頭。 觀眾QA: Q1:在這十幾年之中,導演會想過重新拿起攝影機或是米莎想要再次被記錄嗎?   目前沒有這個打算,因為後來他搬回苗栗,後來的聯絡確實不多,但下禮拜他會來看片我們會一起吃飯。   Q2:想請導演給想要拍攝紀錄片的初學者一些建議?   我其實後來沒在拍紀錄片,紀錄片後來變成顯學,我覺得很好,剪接攝影門檻降低,大家比較不看長片,會比較短,但我覺得後來出社會之後做專職紀錄片拍攝讓我覺得沒那麼好玩,我覺得對我來說有趣的地方是看著對方發生的事情,拍攝可以讓我跟著被攝者走的很遠。   當變成工作的時候就會變成很專業的編制,要燈光要攝影要收音,我比較喜歡那個土法煉鋼的拍攝。我覺得其實紀錄片不難,就是去做。   文字記錄:游紀慈  

1014《重返新時區短片輯#1》映後 ☛ 《日日月月》導演 林巧芳、《腦內風景》導演 謝珮雯、《高飛》導演 周旭薇

片名:《重返新時區短片輯#1》 場次:10/14(六)17:44 主持人:謝以萱 與談者:《日日月月》導演 林巧芳、《腦內風景》導演 謝珮雯、《高飛》導演 周旭薇   Q:回看這些片子會蠻有感觸的,《高飛》是1988年的作品,其他兩部也是大概2000年左右的作品,現在重新再看的感覺是什麼?   周旭薇:在放映前我都不知道要怎麼看這部片,我得遮著眼睛看嗎?這是三十多年前拍的,當時是用16mm拍攝,但是我找到的拷貝是從Betacam轉出來的,所以那個畫面真的有種在看老片子的感覺;但是走過這麼多年,我看到裡面有很多好朋友,我也覺得非常開心。我比較好奇觀眾的想法。   謝珮雯:時隔21年再次登上大尺寸螢幕,對我來說真的很新鮮;我還在研究所一年級時,想到小時候很仰望的阿公,因為失智沒有辦法反映他自己的想法,當他在發病的時間段是思緒很混亂的時候,雖然年紀是七、八十歲,卻可能只有五歲的心智,有人在摸他的身體的時候,會覺得很開心。那這令我很難接受,因為他是我的阿公欸。每次有機會放這部片的時候,我都會再把這件事再想一次。當中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就是一個想法。當我幫阿公把腳抬起來,媽媽幫他擦身子,當擦過生殖器的時候,怎麼會有反應呢?到現在都還是很無解。   林巧芳:時隔二十年,我心裡蠻有感觸的,這些作品收錄在「重返新時區」單元,是哪一個時區?這是很值得思考的點,也很有意義。這部片是我在研究所時的畢業製作,創作動機是我看到奶奶已經八十歲,她從小就是獨生女,父親又當警察,成長過程中受了日本教育,當時想說嫁到富貴好人家,沒想到生了五個小孩之後,老公因為車禍離世,她在這麼大的家族裡面養活五個小孩,等於就是沒有地位。   作品當中有一張她18歲的照片,那一年的清明節,她的穿著就像是當初要嫁給阿公的那個樣子,戴著珍珠項鍊,提著小包包,就像是回到18歲的她去和喜歡的人約會。剛剛在觀看的過程中,我在想像一個女性的主體到底在哪裡?奶奶守寡的餘生好像和爺爺從來沒有分開過,因為這個動機跟現在這個時機,「重返時區」的「時區」的脈絡感覺變得很龐大,又或是依附在一個消失的鬼魂裡面。   Q:《高飛》這部片是由李安擔任主角,那時候怎麼想拍這個故事?過程中有沒有印象深刻的事情?   周旭薇:這是我在紐約大學製作的論文電影,每當想到這部電影,事實上裡面有非常多現在很有名的導演參與。我都要說李安真的是很好的一個人,因為我當時實在找不到男主角,我就請李安幫忙,他是我的學長,非常善良非常好的人,完全不像腳本裡的那樣。   因為是學生製作,大家都沒錢。李安就說:「妳只要付我車程的費用就好。」他就這樣來到紐約幫我拍,我非常感激他。劇裡有很多八零年代的東西,李安知道我要做的東西是什麼,所以他會盡力而為,像是帶個金項鍊之類的啊。    為何會想做這部片,我的初始想法是我對紐約的感覺,當時出國念電影是一件大事,第一次出國,第一次去機場、失去方向感的感覺;同時,我在構思這個劇本時看到很有名的江南命案,同時我也很喜歡黑色喜劇,我把兩種元素拼在一起,於是寫出一個失去方向感的小混混故事。   Q:有些片子就現在的大螢幕來說,畫質較現在觀眾的習慣不同;其中有入圍金穗獎的DV獎項等等,也有用16mm拍攝,當時的器材、媒材跟技術是否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林巧芳:時間點剛好是在膠片轉型DV的過程,在這之前我沒有做16mm的片子,而當時學校有就想去嘗試看看,所以原始素材就是16mm,而且我是用傳統卡通拍攝的方式去製作。   還好當時有做這件事,16mm沖印之後讓DV可以進行使用,過程中體會到膠片拍出來的感覺跟數位化的差別,視覺上可以感受到膠片保留的色彩和影像的飽和感,這是在數位影像上這樣的豐厚度較沒有的,原來影像在使用的原始製作方式會得到不同的經驗,這給我蠻大的啟發。   Q:謝珮雯:我是巧芳的學妹,當時我已經是直接使用數位相機,也是傳統製作的方式,由上往下拍的形式,但因為不需要用到大的相機,所以檯子就變得很小;而我的創作方式是油彩動畫,底下是光桌,我會將油畫顏料塗在玻璃板上,上面則是攝影機往下拍。因為顏料的厚薄不同,下面光線透上來的時候呈現就會有趣的效果,跟傳統底片的質地跟數位的平面感又不盡相同。我現在做的話會用電腦。當時的技巧,也是滿接近現在手繪動畫的方式。   周旭薇:我在想這三十幾年的變化太大了,我是從16mm在剪輯台上剪接,從線性又到非線性,回台之後如果要拍小成本的東西根本不會用到底片,因為它太多程序了,不論金錢跟時間都很昂貴。   我在台灣拍的很多東西都是直接用video,而且是從BetaCam的線性剪接開始,要想好再告訴剪接師,因為當剪接師剪到第十個鏡頭,如果要變動就需要重新剪。   我這次看邱妙津的作品,導演在設計上是非常謹慎的,通常不會用特別多特效,因為會花很多錢、時間跟技術。現在,則是手機、app都可以進行製作,電話真的變化太多;今天是第一次看到邱妙津的作品,我還是必須說,八零年代,依舊可以感受到生猛。但覺得對觀眾很抱歉的是,因為這素材不是直接播16mm,而是再從BetaCam轉出來,只能就接受吧,那就是時代吧。   Q:兩位動畫導演一個是拼貼一個是油畫;第一個在講阿嬤的故事,好像有點呼應時代的無奈。另外一個因為油畫本身的性質跟臉的肌理好像有點呼應,好似阿公的皺紋,請問導演在選擇媒材時是否有呼應?另外,在戲中李安跟大哥在游泳,水面底下的肉體其實蠻微妙的,但是傳達的訊息也並不是情色,導演想表達的是什麼?   謝珮雯:《腦內風景》是想講家裡發生的事情。我學的是美工科,抓型能力也還可以,油彩動畫不能打底稿,而我在摸玻璃時要用手塗,因此好像可以用這個過程來寫論述,摸玻璃跟阿公被觸摸也有點關聯。油畫的厚薄程度跟肌膚的感覺也有關係,因為我沒想到老人身體那麼滑,幾乎沒有毛細孔;因為玻璃摸起來很冰冷,就像老人家手腳也蠻常很冰冷,像這樣實驗媒材的方式,當下覺得自己好像做得還可以,於是就去嘗試。   林巧芳:用拼貼的方式是因為我從大學時期就喜歡複合的媒材,像是繪畫、照片、影像、實際材料等等,我一直在思考這好像也是動畫可以完成的地方。 我在研究所的三、四個作品都希望可以藉由多重媒材來表達,同時混搭的媒材也可以去思考影像蒙太奇的並置,那是當時很吸引我的東西。而動態又有一種時間性,它可以表達我對於時間的一種思維,動畫等於是把拼貼、平面動態、各種材料,甚至到聲音都可以很有效地去經營。   周旭薇:因為我很喜歡黑色喜劇,八零年代的紐約充滿了荒謬的對比,至於為什麼會有那個鏡頭,拍攝很困難,但因為紐約大學的游泳池底下有個窗口,當時來說我怎麼會有水下攝影師呢?水底攝影機?不可能的!男性演員都在那邊穿衣服、脫衣服,其實很有意思,一開始我想用游泳池當作一個很荒謬的會面場所,原本設定是老大在游泳池裡健身,但我請來的人結果不會游泳啊,那不就黑色喜劇嗎,於是我搞一個游泳圈讓他坐在裡面,為何會拍水下呢?其實就有種啊,都在講屁話的感覺,假如當時聲音可以做變化的話,我就把聲音做點效果,因為當時還在學習中,所以細節沒有那麼完美。但我也很高興能有這樣的呈現。   文字記錄:蔡菁芳 攝影:林琳  

1013、1015《海都短片輯》映後協作組織小教室 ☛ 韓國獨立選片人辛恩實

《海都短片輯》映後協作組織小教室 場次:10/13(五)17:50、10/15 (日)17:00 主持人:女性影展策展人 陳慧穎 講者:韓國獨立選片人 辛恩實 文字整理:馬民宜、陳慧穎 *此記錄將10/13、10/15內容合併呈現,加上廳外延伸討論,並以章節式文章的型態整理,本篇照片皆由導演韓玉姬提供。 海都電影集社的起源 海都電影集社成立於1974年的韓國,在當時的韓國政府推行維新憲法,實施戒嚴並推行反共,政府言論審查加強,是為韓國電影史上的黑暗時刻。在那樣的氛圍下,非主流商業電影界的創作者,有些人會自組獨立電影、實驗電影相關的組織,海都電影集社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了。韓國在脫離日本統治後,已經有些導演和團體有在做實驗電影,但正式有一個團體主張要做實驗電影,海都是第一個。可以說,海都是第一個成立的實驗電影集社,名字來源於一名蒙古領將的女兒,根據韓玉姬導演所言,海都太厲害,男子都打不贏她,其終生未婚,以自身的力量與精神在部落中贏得尊重。因此,海都電影集社希望借用這個傳奇女英雄的名字,在以男性及西方為中心的電影界帶來顛覆力量。(註:這裡所指涉的傳奇女英雄名應為忽圖倫,QA時辛恩時老師有稍作解釋)。海都電影集社的成員包括韓玉姬、金点善、李廷姬、韓順愛、鄭妙淑、王圭媛,都是梨花女子大學的學生,而韓玉姬導演便是海都的代表人物,在1974年至1979年之間,擔任海都電影集社的社長。她就讀文學研究所,論文主題是韓國電影裡的詩意美學。王圭媛唸廣播媒體,金点善是唸視聽教育,後來又讀弘益大學,並成為一位知名畫家,現在已過世。李廷姬是韓國文學系,鄭妙淑舞蹈系,海都電影裡的舞蹈都是她編舞的。除了這些創始成員之外,後來劇場評論金芳玉也有參與。   梨花女子大學是當時韓國女性運動中,一直都位處重要位置。需特別補充的是,梨花女子大學在當時雖然已經是非常好的大學了,但學生畢業後仍很難找到正職很好的工作。海都電影集社的成立,定位就是製作有別於主流的韓國電影敘事。在海都成立前,韓玉姬導演曾經參加西江大學的影像研究會的工作坊,在那裡,韓玉姬導演因此遇見金點善導演,兩人都是梨花大學的人,相當投合,決定要成立一個以女性為主的電影社,因此有了海都電影集社,目標是創造不一樣的電影。   第一屆海都放映會 海都電影社的創作方法,其實大部分是各自創作自己的作品,共同製作僅佔部分。1974年7月27日至31日,晚上八點,在首爾一間名為新世界百貨公司的屋頂上,海都電影社舉行了實驗電影節,也就是海都電影集社的第一次公開放映會,因為沒有戲院願意讓他們放電影,所以在屋頂上放映,此為海都電影社第一次的公開活動,除了韓玉姬導演的《Rope》、《三伏犬》之外,還有金点善的《74-A》、《74-B》,李廷姬的《XXOX》,韓順愛的《Over》,最後兩部《Song of Extinction》、《Elevator》則是共同製作,共有八部作品。很不幸的,海都電影集社目前倖存的拷貝就只剩今天能看到的這些作品。節目單上也可以看到,除了這八部片之外,還有韓國小型映畫同友會的8mm作品、梨花大學視聽教育中心的16mm作品這兩部片一起參展。 補充一下韓國小型映畫同友會,它是由兪賢穆主導,兪賢穆是韓國電影史上以寫實主義手法著稱男導演,知名作品如《誤發彈》(1961),以及現存最早期的實驗短片《手》(1967)。兪賢穆很支持海都電影集社,也提供韓玉姬很多協助,他不僅免費出借製作公司的拍攝器材、場地,當韓玉姬在拍攝時因「妨害治安行為」的罪行遭到警察和韓國中央情報部逮捕時,也是他去拜訪警察拜託他們釋放韓玉姬。   放映會的傳單上,也可以看見名為畢卡索的咖啡店的廣告,這是前衛藝術家鄭燦昇的咖啡店,這個藝術家當時與其他行為藝術家如鄭江子、金丘林組成了一個行為藝術團體「The 4 Fourth Group」,透過「偶發」(happening)來做前衛藝術,該咖啡店為韓國當時著名的前衛美術家聚集地。可見當時,並不是只有女性團體在支持實驗電影,也有許多前衛藝術家、地下藝術家加入支持此類型電影的影展。放映會的手冊上,也引用了成員的話,其中可以找到提出《第七藝術宣言》的意大利詩人和電影先驅卡努杜(Ricciotto Canudo),以及阿貝爾・岡斯(Abel Gance)、白南準的名字,其中白南準與韓玉姬的先生姜碩熙有很密切的關係,姜碩熙是南韓電子樂先驅,也是1970年代相當重要的作曲人,《未刪減版》內所收錄的電子音樂便出自於他。 海都電影社成員在1974年的某次訪談,曾提到:「韓國電影有兩種成見:一、它是男性的職業。二、必須有票房保證。」因此,希望能打破這兩個成見。     第二屆海都放映會 第一次的放映會舉行後,韓玉姬、金点善、李廷姬皆有持續創作,並在第二次放映會時播放(1975年,在駐韓德國文化中心(Goethe-Institut)舉行)。在放映會前一個月,1975年4月19日,海都電影集社在美國新聞處(美新處)舉辦了論壇,題目是「女性和電影世界」。     補充一下,1970年代的韓國,電影審查格外嚴格,外國的新聞處、文化中心、文化館等地較容易上映外國電影、不受審查的電影,那海都電影社與德國文化中心(Goethe-Institut)有這樣的淵源,第二次的放映會也在那邊舉辦。 文宣上第一句就寫道「韓國電影沒有女性」,這句話其實是回應當時的某個電影事件,有一部片由多位創作者合作完成,稱作《女女女》,結果在審核過程中,因其片名所指涉三個女性,合起來就是「姦」字,不太好聽,而被迫改名為《女》。因此,在文宣上就寫了「韓國電影沒有女性」如此直接的宣言,並且希望韓國電影中也能出現像安妮華達、梅蓮娜・麥葛麗(Melina Mercouri)、珍・芬達(Jane Fonda)這樣的女性,並在韓國電影中看見女性生氣的面孔。上面也可以看到朴南玉(1955年《未亡人》導演)跟洪恩遠(1962年《女判事》導演),兩位都是南韓電影的女性先鋒,分別是第一、第二位拍攝商業劇情長片的南韓女導演,兩人的講題是南韓電影的女性處境。由此可觀察到,海都電影社所關注的不只是實驗電影,絕對不是一個小眾的議題,則是擴及更大的主題,談論整個女性電影人在電影界的角色。     關於韓玉姬導演 韓玉姬導演目前75歲,她是1948年生,1974年到1979年間作為海都的代表人物,1980年發生光州事件的那一年,曾到德國求學,擔任表演藝術雜誌海外特派員。直到1987年南韓首次有直選總統制,她才回到韓國。韓玉姬導演,除了今天放映的五部,也執導了另外二十多部實驗電影,本次放映短片《色度》在當時政府舉辦的青少年影展中也曾獲獎。她的作品是一直到2019年才被數位化,並在當年多倫多影展放映,也在2022年德國世界文化中心(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放映。 最後,我在來台之前,有去找韓玉姬導演,她有一段話想要獻給台灣的觀眾:   恭喜第三十屆台灣女性影展開幕。很榮幸也很感謝,我在1970年代製作的五部實驗電影得以上映。在壓抑和僵化的年代裡,這些作品呈現出渴望自由和和平的年輕人煩惱和叛逆。 1970年代拍攝電影不但記錄著我的人生,也是把我珍藏的夢想製作成短片的過程,雖然有時遇到無法跨越的高牆而感到挫折,但那一切都因我在製作電影而感到幸福。 我就像是這個世界獨一無二的獵捕語言的詩人,獵捕著這世上獨一無二的影像,為了找尋那獨一無二的影像而徘徊的路是藝術家該走的路,我也確信那是我所追求的路。 所以我把16mm的攝影機當成機關槍背在身上,奔跑在熱騰騰的柏油路上、明洞的街道上,拍攝街道上的人群,也曾因拍攝禁止出入的地區而受到國家安全部的關切。只因我認為比起不做出行動的理性,用全身抵抗的勇氣更加珍貴。 (辛恩實老師補充:導演當年曾因為拍攝電影而被以妨害風化罪名逮捕,因此顯得她給予台灣觀眾的最後幾句話,更顯珍貴。) QA   Q:短片《未刪減版》中,剪刀插到牆上流血的畫面有何涵義? A:剪刀象徵很多事情,是對國家審核刪減的抗議,也是剪輯方面不可或缺的工具,以人偶為比喻代表,剪輯的片段,因此剪輯行為會噴出鮮血,剪刀也代表女性能量潛力是有力量且驚人的。   Q:關於「海都」這個名字,您剛剛有介紹此來源。然而,海都應為歷史上傳說中女豪傑的父親名字,本名應為「忽圖倫」,而非「海都」,因此好奇為何會有這樣的誤植? A:我其實也很好奇,但這個「海都」名字的來源說明是源自於韓玉姬導演親自對外說明的對話內容。其實那個年代,南韓在國際上是比較孤立的,不太能去國外旅行。她是從較為保守的報紙《朝鮮日報》的專欄作者李圭泰得知相關資訊,也有可能當時就已經有資訊誤植的情況,但這部分的細節我還沒有再另外去求證。更重要的一點,還是回到她們對於這樣一個亞洲出身女豪傑形象的嚮往。 Q:1975年的論壇舉辦是在美新處,是否能談談美新處與韓玉姬導演的關係? A:1970年代的韓國,電影審查格外嚴格,因此美新處、Goethe-Institut、the French Institute Alliance Française等地都是不用通過政府的審核,也比較能讓自己的作品完整呈現的地方。對於南韓藝術家而言,是一個可以在軍事統治下享有一點創作自由之處,因此也較容易上映外國電影、不受審查的電影。因此,不是只談韓玉姬跟美新處之間的關係,而是整個電影界的狀態。當南韓電影體制還未成熟之前,美新處就已經在雇用南韓的導演。甚至在韓戰期間,美新處可以說推了南韓電影一把。例如很有名的《下女》導演金綺泳,他於1953年的短片作品《I’m a truck》(나는 트럭이다)便是他為美新處工作而拍攝的,後續1955年又拍了《The Boxes of Death》(죽엄의상자)。那個年代的美國,的確是有點在殖民韓國的狀態,但同時又保障了一些藝術家的創作。這樣的情況在光州事件發生的時候,有造成很大的反彈。因為光州市民當初是相信美國會保護人民,沒想到美國默許全斗煥政權的軍事政壓,最後很多市民遭到濫殺。因此,1980年代的大學生再也不相信美國了,1982年甚至有發生火燒美國文化院的事件發生。那韓玉姬導演也差不多在那個時間點前往德國。 Q:我很好奇第一屆實驗電影放映為何是在百貨公司頂樓?而非一般可能會想像到的藝廊,或其他替代空間?百貨公司頂樓應該還是需要通過百貨公司的審核?以及一般觀眾是可以自由上頂樓的嗎? A:因為影片涉及裸露、血,戲院是絕對無法上映。新世界百貨公司是三星的,目前仍是很大的百貨公司。主要顧客對象是中產階級女性,或許百貨公司方認為梨花女子大學是很好的目標群眾,所以答應放映。加上百貨公司非戲院空間,因此不受審查所限。最一開始有提到的西江大學的影像研究會會在咖啡廳舉辦活動,畢卡索咖啡廳則是場地太小。海都電影社,在當時尤其是在前衛藝術圈、實驗電影圈是造成轟動的,因此有擔心台子會不會坍掉那樣的盛況。可能也出自這樣的擔心,第二次的放映就移師到美新處、德國文化中心這些地點進行。   Q:1970年代海都」電影集社已經對於影視產業裡的女性處境有所關注,並邀請朴南玉、洪恩遠參加論壇,當時是否已經對於「女性電影」在韓國的脈絡具有高度意識呢?朴南玉、洪恩遠與當時的南韓實驗團體又有什麼樣的關係? A:女性電影在韓國電影脈絡的重新檢視與協商,就如在台灣,是到現在才真正發生的。之所以朴南玉、洪恩遠和海都電影集社能有種相互結盟的可能,其中的原因可能歸因於當時的女導演實在太少了。在林順禮(YIM Soon-rye)於1990年代中期出現之前,韓國電影影史中商業電影的體系裡僅出現過五位女導演。其中,第一位女性導演朴南玉自1955年拍出首部長片作品後就不再拍片,後擔任1960年開始運作的「Cinema Fan」的雜誌編輯(她曾在光復前於大邱擔任報紙記者時撰寫過影評)。經歷戰後的紛亂告一段落,她也不再有機會拍電影。影史上第二位女導演洪恩遠只有拍出三部商業片,但我認為她之所以會認識海都電影社,是因為她沒有完全離開電影界,直到海都電影社出現前,她仍有擔任共同撰寫、改編或參與其他男導演的電影。至於一直致力於支持實驗電影的男導演實驗電影人兪賢穆,他的例子則展現了商業電影與實驗電影的交會,但這樣的現象在當時並非少見,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歸因於兩者對於威權統治對於創作自由打壓的反抗。 *以下英文講稿由辛恩實老師提供 The following are kindly provided by Eunshil Shin. In South Korea, The 1970s were politically an era of oppression when the Reformation (Yushin) Regime(Martial Law) strengthened national control with the Yushin New Constitution, anti-communist ideolog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deology.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put forward the cause of protection and fostering in the film Industry, the substance of the Cinema, the intervention in production and censorship through the KOFIC(Korean Film Corporation) was done. It was a dark time but, unlike the commercial film industry, which was taking its direction, “the small film movement”(independent) activist and experimental film groups resisted the uniformity of popular films, attempting to break through the oppression of the times with films.   KAIDU Club was organized in this atmosphere. It is a Korean women's experimental film collective founded in 1974. Since the liberation from Japanese occupation, Korean film history gave the name "Experimental Film Collective" for first time to KAIDU club in Considering the context of Korean experimental film history, though Since 1960s, there were some film collective or directors’ work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experimental film history.   According to the testimony of director HAN Okhi, the representative of KAIDU, in that time they heard that KAIDU is the name of Mongolia's legendary female hero, as Genghis Khan's maternal granddaughter, she is said to have lived single because no man could outdo her. The name of the female hero who inherited Genghis Khan's blood, who built the Mongol Empire, was an expression of the will to overthrow the contemporary film industry, which consists of Western and male-centered structures (But the real name of this female hero is Khutulun).   The KAIDU Club was formed mainly by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and its early members were HAN Okhi(韓玉姬), KIM Chom-seon(金点善), LEE Jung-hee(李廷姬), HAN Soon-ae(韓順愛), JEONG Myo-sook(鄭妙淑), and WANG Gyu-won(王圭媛). Theater critic KIM Bang-ok金芳玉 also participated later. HAN Okhi served as representative of KAIDU and graduated from Ewha Womans University's Korean literature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school after writing a thesis about Aesthetics in Movies, Especially Poetic Expression. WANG Gyu-won graduated from Ewha Womans University with a degree in journalism and broadcasting. KIM Chom-son graduated from Ewha Womans University's audiovisual education department and majored in painting at Hongik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before becoming a famous painter. LEE Jung-hee graduated from Ewha Womans University's Department of Kore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d JEONG Myo-sook graduated from Ewha Womans University with a degree in dance, She also choreographed KAIDU's work.   All the members of the KAIDU club, they were from Ewha Womans University(which is always one of the center of women's movement in Korean history) in common.They wanted to make a film different from an established female melodrama. Prior to KAIDU, there was a “Moving Image research Collective" (影像硏究會) centered on Sogang University's students mostly. Here, HAN Okhi did film Workshops and made some film works, met Kim Chom-son and then organize KAIDU together. From July 27 to 31, 1974, KAIDU’s experimental film festival was held on the roof of the Shinsegae Department Store of Seoul at 8 p.m. This event was KAIDU’s first public activity. According to Han Okhi's testimony, the festival was held on the roof of the department store because the existing movie theater could not be rented.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eight films, including Han Okhi's "Rope", "The Middle Dogs Day" (4 minutes), Kim Chom-seon's "Film "74-A" (12 minutes), Lee Jung-hee's "XXOX" (8 minutes) and Han Soon-ae's "Over" (6 minutes), co-produced "Song of Extinction" (5 minutes), and "Elevator" (3 minutes). Then the programs screened with the films of the KAIDU members were 8mm works by the Korean Small Film Club (韓國小型映畫同友會) and 16mm works by Ewha Womans University's Audio-visual Education Center was projected, too. The "Small Film Club"s Supported by 兪賢穆Yoo Hyun-mok, a male director who is one of masters of Korean realist films such as Aimess Bullet(1961,誤發彈) and made the oldest existing Korean experimental film short “Hand(1967,手). Director Yoo Hyun-mok is known to have supported KAIDU and Han Okhi a lot. He allowed to use his production company’s camera and studio free of charge for KAIDU, and he visited the police to persuade them to release when Han Okhi was arrested by the police during her filming and by the Korean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t because of allegations of disorderly conducts. There is also an advertisement for a cafe named Picasso run by Chan S. Chung(鄭燦昇). Born in Seoul in 1942, artist CHUNG formed the performance art group with JUNG Kangja(鄭江子), and KIM Kulim(金丘林) (Director of “1/24 second meaning”, 1969) and led the Korean avant-garde art by conducting "happening" several times.   Comments on the right mention Ricciotto Canudo, who defined film as the seventh art, and Abel Gance, the main director of early film history, as well as Nam June Paik, who was close to the late Sukhi KANG(姜碩熙), who was also a husband of HAN Okhi and a pioneer of Korean electronic music, and also worked as an important film music composer in the 1970s. He composed the music for “Untitled-77 A.”   "There are two prejudices in the film domain, It is related to the notion of a man's profession and box office success. We will break these two stereotypes as outsiders," it said in a 1974's press interview of KAIDU's members.   And HAN Okhi, KIM Chom-Son Kim, LEE Jung-hee continued their film works and they also screened their new works at the second work presentation at Goethe-Institut on May 1975. And they held a Symposium titled “Women and World of the Cinema” at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s (USIS) one month before of their second festival. In fact, USIS effectively launched the South Korean film industry during Korean War (for example, KIM ki young(金綺泳)’s short “I’m a truck(1953, 나는 트럭이다) was made for USIS. For South Korean artists in the 1970s, the USIS, the French Institute Alliance Française, and Goethe-Institut were exceptional places to enjoy freedom of expression under the military dictatorship. Later, however, two years after the Gwangju Uprising in 1980, their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set fire to the Busan American Cultural Center. Gwangju citizens expected the U.S. to play a forward-looking role during the Gwangju U.S. uprising, but the U.S. government sided with Chun Doo-hwan's new military dictator ships, which slaughtered civilians.   In an introduction to this symposium, KAIDU said, "There are no women in Korean movies. And they say they want to find Agnes Varda's gestures, Melina Mercouri and Jane Fonda's angry faces in South Korea.   At the symposium, South Korea's first woman feature film director, PARK Nam-ok(朴南玉), the director of “The Widow” (1955,未亡人) and second woman director Hong Eun-won(洪恩遠), (director of “A Woman Juge” (1962,女判事) presented "The Situation of Women in Korean Film." HAN Okhi, who work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KAIDU until 1979, went to Berlin Free University in Germany in 1980, the year of the Gwangju Uprising, and returned to South Korea in 1987 only when the new military dictators promised a direct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institutional democratization progressed. She is the only surviving member of KAIDU who is still working on films. Toronto IFF's presentation and 2022 No Master Territories - HKW 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s Program book. These are the new international spotlights of KAIDU's works after they were digitized in the 21st century. Here are HAN OKhi’s words for Taiwan public of the WMWIFF:   Congratulations on the 30th Women Make Waves Int.FF, I am deeply grateful for the honor of showing five experimental films. I made in the 1970s. These works are based on the repressed, rigid society, and the dismal political situation that was in at the time. It shows the anguish and defiance of young people who longed for freedom and peace. Making 1970s movies is also a record of my life, with the work of making a video of the short stories of my dreams that I have kept. Sometimes, I was frustrated by the barriers that I couldn't jump over, I was happy with the fact that all those moments were made movies. Like a poet, a hunter of the only language in the world, Hunting the only image in the world, I had a strong urge to show the audience. I was sure that the only way to search for an image was the artist's path, and that was the path I pursued. So I put a 16-millimeter camera on my back like a machine gun, ran around Myeongdong Street on hot asphalt, photographing street figures and off-limits I was called to the Korean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courage to resist with the whole body seemed more valuable than the inaction intelligence.    

1013《河處是我家》映後 ☛ 導演 洪艾蜜莉、製片 吉珊

片名:《河處是我家》 場次:10/13(五)20:34 主持人:謝以萱 與談者:導演 洪艾蜜莉、製片 吉珊   Q:拍這部片的起心動念? 洪艾蜜莉:多年前我還在紐約,是個學生社會運動份子。那時候緬甸爆發番紅花革命,所以我緬甸的朋友就問我要不要一起在紐約參加響應的活動,然後我就去了,了解到原來緬甸發生的故事是這樣子。十五年前,我就在泰緬邊境,結果一待就待了非常非常久,認識了當地一些女性社會運動者。我是在七年前開始拍紀錄片,所以這是非常長的一段旅程。拍這部紀錄片的初衷,其實就是認識這群女性社會運動者,我認為他們做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們就像幕後英雄一樣,沒有人看到他們所做的努力,他們真的是開啟了緬甸第一次全國性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他們的努力應該要被看見,我自己也是一個環保女性主義者,所以就覺得應該要把他們的故事記錄下來,希望可以啟發下一代的社會運動者。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BLAST樂團,因為我真的很難相信光是一支MV就可以讓大家知道密松大壩這件事情的重要性,他們不是從政府和企業口中聽到,而是因為這支MV,燃起了大家對這個議題的重視,我自己很喜歡音樂,所以我覺得音樂能夠啟發人心,去喚醒社會意識,延續這些社會運動的力量。   Q:那可以請吉珊分享一下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加入了這個計畫?作為影響力製片的角色是什麼?    吉珊:其實影響力製片是在後製時期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我大概是在五個月前加入這個團隊,身為影響力製作我的角色是去連結不同合作夥伴的組織,建立聯盟,因為各位可以從作品中看到我們探討的議題,不只是環保議題,還包括原住民、土地權和女性的議題,所以很多組織會重視這些議題,我的角色就是將大家集結起來,發揮團結的力量,我們認為這能夠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Q:想請導演和我們分享宗教和族群之間在區域上的關係?在整場的抗爭運動中宗教扮演什麼角色?教會的力量在這場運動中是否有發生什麼作用?   吉珊:大家可以在片中看到,在克欽邦大概95%的人是基督徒,我們也是原住民,一開始比較像是泛靈信仰,後來改信基督教,我們還是有保存克欽邦當地的文化傳統,像大家一開始看到的命名儀式,只是以前是奉不同神靈之名去做儀式,後來改信基督教之後是以神之名去做某一些事,所以漸漸地把我們的文化傳統跟基督教融合,我們也會去教會做禮拜和唱詩,這兩個變得密不可分,變成我們的生活。   洪艾蜜莉:我想要針對BLAST樂團補充,他們的一些成員是牧師,其實我覺得這個樂團很特別的就是他們可以把祖先傳下來的智慧透過音樂的方式傳給下一代,不只是從原住民的身份出發,去看他們和自然、和環境共存的方式,也融合基督教。教會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像庇護所,可以讓大家免於緬甸軍政府的壓迫,暫時找到生命中的庇護,同時也是可以讓克欽的文化傳統繼續傳承下去,或是再振興的一個重要聚會場所。那今天身處在全球世界,我們看到氣候危機、看到很多物種受到影響,所以我覺得我們真的應該要重新檢視祖先傳承下來的智慧,重新去學習以前的人如何跟環境和地球共生,好好地再傳給我們的下一代。   Q:在片中擔任抗爭運動領袖的人,他們的判罰鍰算嚴重嗎?他們現在在緬甸的處境如何?宗教在當地發展的樣貌和過程?   洪艾蜜莉:罰鍰算是小額罰鍰,算是一個警告,但現在緬甸在軍政府的處境下更危險,所以做事要更小心。那剛剛您說這好像是一個非典型教會,那我就很好奇台灣的教會長什麼樣子?其實當地的教會為了鼓勵加入,會希望年輕人有一些音樂背景,比較可以融入大家,可以一起玩樂器、唱歌,不過在克欽邦,很多的牧師他們剛好都有一些音樂背景,像是會唱搖滾樂、饒舌歌手,這還蠻常見的,當地的社區,大家都很喜歡音樂,也很會唱歌,如果你去看緬甸好聲音,很多的選手都是來自克欽邦,可能也因為拍的時候剛好是感恩節,所以你會看到教會非常熱鬧、溫暖。   吉珊:教會在當地有很大影響力,常常會發起社會議題的倡議。舉例來說,像是疫情期間,政府的服務其實沒有觸及到克欽邦,那教會就擔當這個大任,開始去用隔離和醫療中心,去幫助當地的村民。那村民受到動亂影響的時候,教會也會有收容中心和人道救援等等的服務。牧師雖然是神職人員,但他們也不只是傳道,他們也會關心社會、政治和環境議題,並針對這些議題發聲。   Q:首先我想分享一下我看完這部片的感受,我平常看講述緬甸的電影,通常都是展現必較艱辛刻苦的生活,看完都會比較沈重,可是我覺得《河處是我家》它切入的角度,都讓我從中感受到一種力量和希望。《河處是我家》和我過往看過的緬甸紀錄片不同的地方在於,大家對於緬甸到印象是軍政府、貪污,百姓過得窮困,生活很辛苦,但其實緬甸是一個很多元,城市豐富很多彩,百姓其實是用一種很瀟灑,有今天沒有明天的態度在面對生活。我覺得他們是活得很灑脫的,但是這些非常有魅力和力量的緬甸樣貌較少被人看到,我覺得《河處是我家》是一部非常可愛,它是一部看完很有能量和希望的片子。因為緬甸現在的情況比較嚴峻,所以想請問導演關於片中抗爭人物的現況?   洪艾蜜莉:非常謝謝你的分享,真的讓我很感動,因為這就是我們製作這部片想讓大家看到的東西,雖然說時局非常艱困,但是這些社會運動者還是很努力地在找出路。所以這不是一個很悲傷的片,它確實是一部鼓舞人心的紀錄片。   那至於各個主角的現況,其實我們知道每個人的生活都有起起伏伏的時刻,像是HKAWN MAI他法律系畢業,從泰國回來,現在也繼續投入社區運動的工作當中,那BLAST也是繼續在創作音樂,但是因為時局比較困難,所以蠻不容易的,LU RA的話也是過得蠻難熬的,因為他的丈夫過世了,片中他也有提到丈夫是家中農園經營的主力,那JA HKAWN的話,他因為罹患腎病,所以目前健康狀況比較不佳,正在療養中,不過大家還是非常開心這部片登上國際的舞台,讓更多人看到緬甸克欽邦的故事。一開始我也有問大家要不要一起來台灣,但台灣對他們目前所處的情況而言是很敏感的地方,局勢不適合他們來台,但我會把大家的回饋帶回去分享給他們,謝謝。   文字記錄:賴歆諄  

1013《通往美好小徑》映後 ☛ 導演 斯莉莫伊・辛

片名:《通往美好小徑》 場次:10/13(五)20:37 主持人:陳慧穎 與談者:導演 斯莉莫伊・辛   本次歡迎斯莉莫伊・辛Sreemoyee SINGH來到女影現場,放映他的首部紀錄長片,同時也和教科書級的作品,來自伊朗的詩人芙茹弗的《房屋是黑的》一起進行放映,在入座時,斯莉莫伊・辛相當熱情地向現場觀眾打招呼,並且歡迎各樣問題,包括關於他的生命旅程、伊朗社會以及角色現況。   Q:為何導演會想將一個論文般的研究計畫,延伸並轉至伊朗本地進行拍攝,且將芙茹弗最為主要領導人進行拍攝?   最一開始對伊朗電影有興趣的起源,是來自於我在加爾各答攻讀電影研究時。當時有一門課叫做《世界電影》,而其中就包含伊朗的電影。其實當時我跟許多人一樣,對於我要學習的事物是困惑的,但在課堂上看到許多關於伊朗,特別是伊朗新浪潮的電影,包含阿巴斯、潘納希的作品,在當時便深受吸引。並且這些影片會伴隨芙茹弗的詩,開始讓我學習這兩個領域。身為一個21歲的印度女性,其實我並不知道如何表達自我,無法像芙茹弗知道如何表達身體慾望的深切。所以我很榮幸自己今天能夠和他的數位修復影像作品進行放映。   同時,我也想談一下芙茹弗對我的影響,當我在讀他的詩歌時,我就可以和自己的身體、慾望出現些許連結,我認為這就是我們在談的政治性,「如何跟自己、跟身體產生連結」,也很高興有很多台灣觀眾來影院一起觀賞這兩部片。   我其實讀完芙茹弗的詩後,很想更深入了解,所以我開始學習波斯語,並花了幾年的時間存錢,之後便決定動身前往伊朗。實際上,我的博士論文和這部片沒有關係,因為印度沒有實作性的博士。我的論文存粹想要更關切伊朗文化和當地社會現況。後來當我存到8000多的印度幣,大概是3000多的台幣,我便在2015年隻身前往伊朗,當時我23歲,接著就從2015年一路拍到2019年。其中在印度和伊朗之間往返,每次在印度都會待大約三個月左右。   Q:導演在拍攝過程中,身為非當地人,有沒有任何方便性或特權,幫助電影的完成?以及拍攝過稱中,有無遇到任何困難,但最後沒有放到螢幕上的?   在我當時拍攝的地點德黑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我跟當地人長得非常不一樣。當我拿出相機時,也蠻多人把我誤認為觀光客。當時沒有申請任何拍攝許可,我也不打算申請,自己就拿著規格較小的相機在巴士上拍攝,也沒有人知道我在幹嘛。但有次當我在拍攝時,如同大家在片中看到的,有個女生轉頭過來問我:你在拍我嗎?這對我來說是個轉折,從那時我就知道,我不能再用這種模式繼續拍攝下去。因為最一開始,我其實是想要做觀察式的紀錄者,就好像我自己還在看電影一樣。但當那個女生一詢問我,就有種幻想破滅的感覺。也是從這時開始,我知道我要開始認真學波斯語,並波斯語和當地人對話。   我的影片的形式偏向「真實電影」,我拍他們,他們也拍我,雙方用影片進行一場對話。在當地會有人請我唱歌,而當我開始唱歌,身邊的女性也會跟著哼唱,這對我來說意義重大。在伊朗,女性在公共場合已經不能唱歌長達四十多年了,這是個禁令。每次唱歌時,就如同製造一個小空間,去逃脫這個禁令。   回應這位觀眾,身為一位外國人,的確讓我能拍到伊朗的事物,的確存在優勢。我也想說,很多時候我們亞洲人都很習慣西方人來亞洲拍攝電影,在拍攝時語言卻是法語、英語居多,而我來自印度,英文對我算是半個母語。但對很多亞洲國家而言,講英文不一定是舒服的,而我也知道我不想讓被攝者不舒服,所以我認真學習波斯語,也是希望伊朗人能夠信任我。而後來有些被攝者對我來說,也變得家人一樣。伊朗人其實很難信任彼此,但對於一個來讀博士的外來者,他們就蠻容易相信我的。但我在拍攝時還是非常小心,因為在公開場合,我常會有被監視的感覺,尤其我拍攝的是敏感人物,雖然我從頭到尾都不確定到底有沒有人真的在監視我,這也是反映出伊朗的生活型態:你隨時都被看著。   Q:您好,我之前曾在伊朗工作三年,很喜歡這部片以女性角度對於伊朗的觀點。有以下個問題,第一個是想問當時如何跟潘納希導演,以及人權律師牽線得以見面訪問?在拍攝的過程中,有最令人心碎,或感到挫折的經驗嗎?另外,在過去這幾次有去伊朗看電影的經驗嗎?在當地看伊朗電影和在印度看印朗電影有什麼區別?   我那時候在德黑蘭有註冊大學學籍,並且跟每個遇到的人說自己在念博士,和我的研究主題為何,也請他們介紹人給我認識,後來透過一位同學,自稱自己是納斯林的姪女,於是輾轉認識到人權律師納斯林。這部片有許多意外美好的收穫,這部片的每個人都是我的合作者,創作者,也因此認識很多重要的創作者。   心碎的部分,應該是我2015年見到納斯林,2017年初回去時發現納斯林被判了32年的刑期,我再也無法輕易見到他,這讓我感受到巨大的心情起伏,直到今天都還是。另外,也可以說每天身活在伊朗就是件心碎的事情。伊朗有很嚴重的空污,以及女性被強制頭巾法迫害,還有被攝者被警察打死。那時候僅有初剪,加上我當時情緒低落,一度感覺無法完成。然而在伊朗女性抗爭最嚴重時,我收到了來自伊朗朋友的訊息,他們告訴我此時此刻一定要完成這部片,因為故事需要被世界看到,於是在被鼓舞的狀況下,我完成了這部電影。   最後回應,在印度時,伊朗電影有被浪漫化的趨勢,但在伊朗當地,當地人看過潘納希所執導的電影可能少之又少,甚至不聞其名。因為當局禁止的關係,所以他們也無法表達對於潘納希電影的想法。   最後,音樂算是一個意外,當我抵達伊朗時發現女性不能在公開場合唱歌時相當驚訝,但我也會和當地女性一同歌唱,試圖反抗並將精神持續傳承下去。   文字記錄:洪崇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