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後紀錄

2024女性影展 │ 10/21 短短#1映後文字紀錄 《至柔至堅》導演 傅秀璇

片名|《至柔至堅》 場次|10/21(一)22:28 光點華山 一廳 主持人|翁皓怡 與談人|導演 傅秀璇   Q:“What’s softest in the world rushes and runs over what’s hardest in the world”當初因此部片名的長度,對於中譯名該如何詮釋,您便與女性影展有過諸多討論,最後決定為《至柔至堅》。此話取自於老子《道德經》中的:「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至堅。」,請問導演是從何得到片名靈感,以及此話中的「至柔」與「至堅」的意涵為何?  「我想要討論一些我認同的價值,像是整個宇宙觀與世界的關係。我的片名取自於老子的道德經,正是因為我很喜歡那個意象,當水去淹過、包覆或是經過石頭那樣的畫面,也許很多人會認為,水如此柔弱的東西去撞擊石頭,好像並不自然,但正如影片中出現的大自然畫面,一切都很自然。」   Q:片中的音檔創作是導演訪問了4個新加坡酷兒家庭而來的,請您分享一下訪談的過程。同時,我們也注意到音訊部分您採用話外音的呈現,意即觀眾難以辨別此刻在講話的人之身份,為什麼會如此安排? 「使用融合四個家庭的敘事方式,原因是我不太想突出個人性,不希望有任何人感受到自己被孤立。我也相當喜歡混合個人與群體的敘事手法,在拍攝議題敏感的主題時,我的考量在於個人的隱私及安全,譬如我會謹慎地去處理兒童的臉部影像。」   Q:導演的系列前作《親》,也是一部呈現酷兒族群與家庭關係的短片,顯示您一直以來都相當關心新加坡的酷兒族群能否真能在家庭中找到身心依託。如同觀看《至柔至堅》時我們能夠感受到空間呈現被包裹的親密感,您是否嘗試以影像語言建構一個,所謂酷兒團體在社會上缺少的安身空間? 在跟其他藝術家合作的作品中,我不斷嘗試將那個我們期待一同建構的世界創造出來,所以在創作每部片時,我都盡量地去接近這個「共同世界」。剛剛提到的《親》是我的第一部片,我會持續地關注家庭、同志、社群的主題。接下來也會對於同志家庭慢慢地變老,慢慢地成長,這樣子的與時間性相關的故事感興趣,也許會拍好幾部曲。   Q:您不僅創作短片,以往更以創作靜態攝影作品居多,您曾在訪談提過會與被攝者建立某種親密性,在此部片中您是如何在訪談中建立此親密性? 這部片中,我訪談的幾個家庭其實與我已經相識多年,因為我一直都在做這方面議題的探討。所以對我來説,去接近這些家庭會相對容易。尤其在新加坡,很多的同志家庭並沒有合法的地位,因此他們傾向保持低調,不太去參加活動,或是避免與不熟悉的人接觸。我訪談的一個家庭中,其家庭成員是倡議者,所以他們與我接觸的時間最早。除此之外,這部片完成的時間與新加坡的同志運動搭上軌。恰好今年新加坡的粉紅點運動,主題是「家庭」,因此在今年推出這部片,蠻符合時機的。 另外,這部作品其實是威尼斯雙年展委託我製作的。我覺得在創作過程中去思考作品最終會去到哪,會反過來回饋你的創作。對我來説,威尼斯雙年展,是一個非常政治的場合,許多政要人物會出現,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能在一個擁有堅定政治立場的場合去製作與呈現這部片,我感到非常榮幸。   Q:片中有特寫是蝸牛在小寶寶的身體及手臂上爬動,請問導演對此景有何設計意涵呢?另外在影片結尾樹枝慢慢地攪動著湖面,是否也有特殊含義呢? 「我的影片大概是想從較宏觀的方式,將生命拉回其本質思考。我也想透過影片中出現的自然影像,去探索感官延展的其他可能性,像是水,它也是一種生命的形式,不但存在神聖性,還有一種哲學性。當然畫面的蝸牛,也在提示我們對於養育下一代能有不同的想像,而我認為這對於思考酷兒群體的處境也相當有助益。什麼是自然的養育方式?如何照顧滋養下一代?或是由非法定同意之家庭給予下一代的照護,真的有比較少嗎?」   Q:《至柔至堅》始於寶寶的誕生,接續是寶寶的長,以及進入校園的經驗。不如同您前面提及的此片取材自四個不同家庭,請問當初是否是有意識地將影片以孩子的「成長過程」做為出場順序的安排呢? 我一直想去模糊4個家庭間的界限,或是親生及原生家庭的這條線。影片中有些人即使他們沒有血緣關係,卻仍組成了一個家庭,因此我在孩子身邊安排一些角色,使得他們像是親子一般互動,卻不見得是孩子們的家長,我在影像中不斷地重複這樣親子關係的架構。我並沒有刻意地將本片設計為線性敘事,在創作階段思考架構時便是如此,如同你可以在片中看到年紀稍大的男孩出現。   Q:請問導演在拍攝過程間,是否有機會與這些酷兒家庭的小孩聊過天,並了解他們對於自己兩位家長有什麼樣的想法。 在選角前,團隊其實有跟所有的家長聊過,關於在我影片裡出鏡的想法及感受。當中有些是主動接觸我的,所以他們其實曉得並願意承擔拍攝此片的風險事前我會跟他們討論,他們所害怕與顧忌的部分,以及他們在片中願意揭露的程度為何,如何才是最舒適的程度。譬如,有些人希望匿名,也有些人是有名字沒有姓,另一些人不希望露臉。關於這個事前訪談,我並沒有以影像紀錄,因為前面我也提到當中有我已經認識多年的熟識。 關於場景,幾乎都是預先架構好的,我們會借某位人家,並在一天內拍攝完。這也是我首次和小朋友合作,大家若是為人父母,都知道跟小朋友合作需要非常高的效率,因為他們很難在一個空間裡待太久,並且還需要有十足的耐心,我們所等待的鏡頭經常在不能預期的瞬間發生,因此鏡頭要隨時準備好。除此之外,我的角色當中也有嬰兒,他們對於聲光及噪音是相當敏感的,所以我的團隊也需要隨時應對,並了解孩子們的需求。   Q:有一幕是家長與孩子覆蓋在一個紗幕底下,請問為什麼設計這樣的場景,以及是否每個家庭都有經歷此拍攝過程? 「拍攝時,我想要看看不一樣的質地或質感的物品,能分別帶來什麼感覺。我渴望去創造一種幻象,它會帶來一種溫暖的,包覆的,有多層次的感覺,可以連結我對於透明性的概念。不同的場景,我都會去思考它如何呈現出與世界的交互關係,譬如一些遊戲的場景,我便是想要去探討命運,將兩者連結。因此這裡我運用像是棉被或是衣物,其實是想營造柔軟的感覺。」   Q:您前面提及在威尼斯雙年展的展覽經驗,以及我們曉得您在柏林與新加坡兩地發展,並與其他藝術家共創一個亞洲女性主義電影工作室,亞洲與歐洲兩地對於酷兒群體的想像以及議題接受度都不同,身為創作者您是如何看待自己在這兩地間的角色?是否有什麼想法能和我們分享? 「作為一個創作者,我與創作群體的關係一直以來都非常複雜。我想是因為我離開新加坡,目前旅居海外,當操作某些議題時這樣是比較安全的。當我拉出了距離,我才擁有足夠的安全感,因為曉得我創作的主題並不會回過來影響我的日常生活,這也幫助我能夠更清楚地去看見一些事情的真諦。我覺得能同時屬於不同的世界,是非常幸運的事,對於創作是種賦權。儘管有時會覺得某一個所屬的世界比另一個安全,但也並非都如此,而是根據議題的接受度而定。」   Q:除了導演身份,您同時也是藝術家,創作的許多藝術作品曾在世界各地展出過。此次參與女性影展,在影廳放映作品和您以往在錄像空間的白盒子應有不同,請您分享經驗或是感想。 「如你所說,兩者經驗相當不同。我想我的每個作品,它都與螢幕有著不一樣程度的關係,而《至柔至堅》與以往不同,是目前我所創作出來,較適合大螢幕的作品。在展演中間裡,人們通常在接觸作品的第一時間會傾向先看作品圖說或說明,這樣一來文字就會佔據重要的位置。但當直接進到影廳觀賞這部片時,好像不太會著重於思考影片情節,而是更著重在感受上。因此對於在大螢幕上呈現作品對於我是很新的嘗試,我也還在持續學習中。」   整理|林瑀  

2024女性影展│10/21《島上》映後文字紀錄 導演:曹文傑、林琬玉

片名|《島上》 場次|10/21(一)19:00 光點華山 二廳 與談人|導演 曹文傑、導演 林琬玉   Q:《島上》整部片有種從遠到近的距離感,請問兩位導演是怎麼決定要拍這部片,用什麼樣的方式呈現蘭嶼?   曹文傑:我們兩個在拍攝之前都沒有去過蘭嶼,所以一開始對這個地方充滿了想像,特別因為它是一個風景非常優美的地方。我年輕的時候有很多前輩去蘭嶼做近照拍攝,再加上當初師大民族音樂研究所的呂鈺秀教授跟我們提到「拍手歌」這個音樂形式,我們覺得如果有一天能為此拍攝紀錄片會很有趣,於是後來就一起合作拍攝這部片。   林琬玉:由遠而近是因為一開始大家都不熟悉,島民一開始也都不太接受被拍,所以我們花了兩年的時間慢慢接近他們。   Q:在影片裡面有很多紀實的畫面,我發現不管是在日治時期由殖民者的角度,或是漢人由外往內的角度,蘭嶼一直都是一個被觀看的角色。請問兩位導演是如何選取觀看的角度,以及你們跟這座島嶼、這座文化的距離?你們要如何建立關係與界線?   曹文傑:我們也是外來人,但是我們在拍片有一種習慣,就是我們一定要跟拍攝對象有非常緊密的關係,講得比較強烈一點就是要真的愛上他才有辦法拍。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從他的生活裡面去關心他所面臨的問題,也會覺得那些問題變成了我們的問題,變成我們想在影片裡面呈現的東西。如同林導演剛剛說的,我們一開始去的時候,他們有很大的防衛心,因為確實在日治時期和國民政府時期,他們有太多不好的經驗,包括像我們沒有辦法在影片裡深入探討的核廢料問題。他們一直不斷被騙、被剝削、被認為是化外之民,在任何一個政權底下,他們都是被殖民的,所以他們很自然的會有防衛心,我們那去到那個地方,他們頂多覺得又來一些拍片的人而已,拍完就會走了,對他們不會產生什麼好處或影響。會花那麼長的時間是因為夏天他們忙於觀光,等到冬天比較不忙的時候,我們就天天去他們的茅草夜市,跟大家一起吃東西、喝酒、聊天、交朋友,慢慢地他們就發現我們看起來好像沒那麼討厭,也慢慢接受了這段友誼,才讓片子能繼續往下走。   林琬玉:第一次去蘭嶼的時候,我被大量影響環境的民宿嚇到,心裡想說為什麼要這樣破壞這麼好的地方?但拍攝久了以後,我就理解到對於他們的經濟狀況來說,這是不得不的做法。以前有一位平民攝影師在蘭嶼拍了很多照片,在新書發表會上,他就介紹說這張照片裡的小孩現在幾歲了,他正在做民宿,然後下一張是這張照片裡的小孩現在幾歲了,他在做民宿,每個人都在做民宿,因為他們沒有經濟來源。所以我會從不理解、不諒解到覺得他們會這樣做是理所當然。剛剛也講了很多他們在殖民時期被當作化外之民的狀況,我覺得其實現在也沒好到哪裡去,只是因為觀光讓他們的經濟好一點而已。   主持人:就像在電影裡面到高雄讀大學的學生有講說,因為做了民宿之後,他們家家境才開始改變,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Q:這部片以蘭嶼為背景,請問導演為什麼想要忠實紀錄島民在飛魚季以外的日常生活?這些日常與我們的既定印象有何不同?   曹文傑:蠻多的。從文化方面來講,他們生活中的禁忌很多,沒有接觸的話大概都不會知道。另外一方面是因為蘭嶼真的很小,從台灣坐船要兩個半小時,所以很多物資的補充非常匱乏,再加上颱風和東北季風,有時候船隻真的很不方便,可能就有一兩個月無法補充物資,這是生活上很困難的部分。再一個是剛剛林導演提到民宿的部分,他們除了觀光季節可以依靠觀光客旅遊賺到一點錢之外,生活裡沒有其他任何賺錢的可能性,除非他們離開島嶼到台灣來找工作,不然在蘭嶼本島工作機會非常有限。其他的部分我舉個例子,像在台灣我們平常吃排骨飯很容易,但在蘭嶼連豬都要從台灣運過去。我們在港口拍了很多吊著的木籠子,將豬運到島上,用部落的方式殺豬。   林琬玉:印象中在蘭嶼,他們是有建議說某一段時間是不可以吃,或者是也不能宰殺?   曹文傑:倒沒有特別說不可以。但飛魚就有特別的季節,好像五個月之內要吃完。   林琬玉:其實這個案子一開始純粹只是要紀錄拍手歌復振,但我們到蘭嶼做田野的時候,發現呂老師提供給我們的錄音資料中,那些老人家都已經過世了,剩下的兩位也都生病了,不能唱。但既然這個案子已經開始進行,我們就必須調整方向,因此開始在那裡生活。會全部拍他們的生活是因為他們的生活更吸引我們,如果這個片子純粹是只是紀錄拍手歌要如何復振,好像是一個太小的點,所以曹導演就決定把面向擴大,同時也增進大家對彼此文化的了解。   曹文傑:我補充一下,是說我們身為紀錄片工作者,好像很難說今天要拍一個文化的議題,我就只看著這個文化的議題,只關心他的音樂如何、現在傳承怎麼樣、復振的情況怎麼樣、容不容易留傳下去,好像不是只有這些。有人才有傳承,那人在這裡是怎麼生活的?他每天怎麼面對的柴米油鹽過好每一天?比方說土地,蘭嶼人世世代代在這塊土地上生活了幾千年,每個家族都已經劃分好所有權,然而政府一來卻說這些土地是公有的,以後不可以私有土地。這對他們來說就簡直是天大的災難,這些事情我們也有所感受,我們不能不看見,在影片裡面如實的呈現他們的生活面向,也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Q:很明顯可以看到島上的選舉不只有一種立場,請問導演如何選擇這些被攝者?在過程中是否就知道有些視角是沒辦法把被放進影片的?   曹文傑:我們去了蘭嶼後剛好選舉,謝路人幫鄉長競選,我們也覺得很有趣。從片子可以看出來,謝路人其實是一個性格蠻開放的人,因為他很早就到台灣做各種工作,也比較容易接納外國的人,所以他就帶著候選人去各地拜票,最後這個候選人就選上了。我們沒有特別要支持某一個候選人,主要是紀錄謝路人參與選舉的狀況。像謝路人講的,飛魚季有點像他們的過年,因為大家都會回去,而選舉的時候就更熱鬧,大家都回去關心到底選出來的這個人能不能真的替你發聲。我們在島上也碰過很多其他我們想拍攝的人,但是有的人可能太忙了,或他沒有辦法真的很配合拍攝等等,後來我們的選擇就是影片裡面能夠看到的這幾位。一開始拍攝時我們非常焦慮,因為一直被拒絕,什麼都拍不到。後來我們住在島上,每天都出去逛、出去拍,雖然他們已經認識我們,但在拍的過程還是會遭遇到一些指責,那些時候多數不是蘭嶼人,而是在當地待了蠻久的漢人。   林琬玉:其實我一直認為攝影機是一種武器,我也真的很感謝他們如此慷慨讓我們自由、頻繁地進出他們生活的家,工作的地方也都沒有設防。那在拍攝的過程中,比如他去拜訪朋友,但朋友可能不願意被拍,所以我們就是要不斷地跟著他一起出去。後來因為我們實在是待太久了,大家都已經認識我們,到最後幾乎是沒有什麼阻礙,可以旁若無人的走來走去。然後飛魚季跟造大船其實我們都有拍,只是那個部分大家也都看蠻多了,就不見得一定要放進來。   Q:影片完成後是否有帶回蘭嶼播出?有的話他們的感想如何?   曹文傑:我們有答應他們在影片正式播出之前,一定會先給他們看。前年九月我們又回到蘭嶼,在謝路人(被攝者之一)家的民宿走廊播放,盡量將有被拍進片子裡的人都找來,包括民宿的潛水客人也都跑來看。。   林琬玉:他們也很怕,不曉得我們會拍出什麼傷害他們的片子。那時住在民宿的潛水客就問他們可不可以一起看,我們當然就說好,結果後來看著看著好幾個人就哭了,我就蠻納悶說,這個片子應該沒有什麼點可以讓他哭,看完之後幾位主角也都說他們很滿意。我問了一些潛水客這部片讓他們哭的點在哪裡?每個人都講出他們不同被觸動到的地方,比如說有個女孩子說是在白旗唱歌懷念媽媽那一段,另一個說是謝路人講述小時候差點被他爸爸掐死那一段,因為客人每年都會去蘭嶼潛水,他們跟謝路人已經是很要好的朋友,認識了一二十年卻從來不知道他有一個這麼淒慘的過去。另外我也想講一下,在片子裡謝路人說他媽媽很小就死了,然後瑞芳(被攝者之一)也說他爸爸很早就死了,我們就可以想見當時蘭嶼的醫療有多麼匱乏。那包括像現在,整個蘭嶼的醫療也只有在紅頭部落的一個衛生所。我們第一次去正好是COVID-19最嚴重的時候,民宿都說必須先檢測才收客。那時我找遍島上所有地方,就是完全沒有快篩。蘭嶼的醫療是真的很匱乏。   Q:片中很多地方是島民唱自己創作的歌,感覺像是環境的聲音和他們的歌聲串起了這整部片。請問這部分是島民剛好在那個地方想到這首歌就唱出來,還是因為導演認為這些歌有特別的意義而安排?   曹文傑:聲音有兩個來源,除了現場唱的那種,其他你聽到的都是以前有一次夏曼.藍波安跟呂鈺秀老師帶著蘭嶼人來台灣傳藝戲曲中心演唱的錄音。蘭嶼人唱歌有不同的事件配不同的歌曲,房子落成會唱一首歌、船落成會唱一首歌、夏日夜晚農忙休閒時唱拍手歌,這些音樂旋律基本的調子都差不多,文字是每一個不同的人填進去,所以他們每一次唱都是一種即興,可能一個長老唱完了以後會有來賓一號唱,來賓一號唱完會有來賓二號唱等等,每一個人就把他能夠想到的詞彙填進去。但這些現在蘭嶼島上幾乎看不到,有個原因是這些歌曲因為是詩歌,使用的文字等於是達悟族人的文言文,這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很困難,因為他們幾乎都不會講母語了。   Q:剛剛提到當時拍攝的時候,遭遇到的更多的挫折是來自於在當地居住很久的漢人,是不是因為這些漢人在當地住久了,自詡為傳統文化的捍衛者?想請導演對這部分多做說明。   林琬玉:我想老人對文化的流失會比較緊張,我們也有接觸過一些年輕人,他們會覺得有興趣,但如果說他們被賦予了要復振文化這麼大的壓力,他們就會不敢來。   Q:整部電影很多視角是從保護傳統文化出發,而傳統歌謠裡面關於很多關於性別分工的部分,這部分有沒有發生一些新舊想法上的張力?   曹文傑:還好,老人對於性別的分工當然是蠻清楚的,但也不是絕對二分法,雖然傳統上來講田裡的工作是女性負責,但因為田裡的工作在某種程度上還是辛苦的,所以男性也會去幫忙。新舊觀點在這個部分反而不會有什麼太大的衝突,反正這些事情年輕人都不做,他們在生活裡也根本不會碰到這些事情。   林琬玉:其實現在我覺得都很開放了,像現在他們的獨木舟划船比賽,以前女生哪可以去碰獨木舟,但現在他們也有女子組啊。   整理|陳亮穎  

1022《阿媽的秘密──台籍「慰安婦」的故事》映後 ☛ 婦援會董事長 葉德蘭

片名:《阿媽的秘密─台籍「慰安婦」的故事》 場次:10/22(日)13:32 主持人:陳俊蓉 講師:婦援會董事長 葉德蘭   葉教授提到,今年六月最後一位台灣的慰安婦阿嬤在花蓮過世了。重溫這部片對葉教授來說就像是重新活在那個時空的記憶,直面阿嬤們的創傷,與她們的痛苦同在,一起走過充滿困頓的人生。當時拍攝的起心動念,是看見阿嬤們一個一個地離開,覺得一定要趕快將這些記憶保留下來,當時有很多人願意一起投入這部作品。葉教授也很鼓勵大家去看續集─蘆葦之歌,這部作品比較笑中帶淚,是紀錄阿嬤們復原的過程。   葉教授從阿嬤們身上看到了勇氣,從不願意出面到願意站出來發聲,這些勇氣是慢慢長出來的。鼓勵許多阿嬤站出來的原因之一,其實是因為政府願意編列經費補助,百分之九十九的阿嬤家境都很辛苦,回國後還得從零開始,所以提供經費會讓他們願意主動跟婦援會聯絡。當然還是有人擔心拿了補助就會暴露自己這段被羞辱的過去,權衡以後決定不連絡。這些補償一直到今年六月都還有在給,至少要讓阿嬤們生活無虞。   影片中這些阿嬤願意站到鏡頭前,其實前期已經歷社工師與心理師多年的陪伴,才走出來。攝影團隊非常尊重阿嬤的主體性,如果她們覺得羞恥不願說也不會逼她們說。其實,阿嬤們最不能接受的是沒人聽她們說心裡話,所以呼應現今的METOO浪潮,最好的方法就是坐在他們旁邊,聽他們說心裡話,陪伴就是最好的療癒。   針對日本政府尚未正式對台灣慰安婦道歉的提問,葉教授表示婦援會一直有在持續努力,韓國能成功讓日本向當初被送出去的韓國慰安婦公開致歉是因為民間力量很團結強大,但這部分台灣因為政治因素所以還在努力中。其實婦援會不只是服務台籍慰安婦,也不只關注慰安婦議題,性別暴力中的所有受害者都是婦援會的救助對象,無分性別與年齡。每一個人都可能是性別暴力受害者,大家需要知道可以去哪裡求助,若今天身為受害者的朋友,可以做的就是告訴他們資源在哪裡。阿嬤們是先行者,採取這些行動就是對得起他們的展現。   葉教授鼓勵觀眾去「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看看,可以透過完整的論述了解阿嬤們受宰制壓迫下的勇氣與韌性,阿嬤們用生命告訴大家這是可以面對的也可以找到生命的出口,說出來就是一種勇氣。活動尾聲,葉教授勉勵各位,勇氣與韌性都是從自己發揚出來的,遭遇痛苦就站出來,希望大家能將片中阿嬤們的勇氣與韌性放在自己身上,貢獻給世間不公不義的事情。   文字記錄:徐若瑄   攝影:王佳臻  

1022《都是你們害的》映後 ☛ 台灣防暴聯盟副理事長 林美薰

片名:《都是你們害的》 場次:10/22(日)11:24 主持人:羅珮嘉 講師:台灣防暴聯盟副理事長 林美薰   《都是你們害的》的映後QA邀請了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副理事長林美薰與我們聊聊親密關係暴力。   林美薰副理事長:   《都是你們害的》這部片在整個影展中別具意義。今年適逢家庭暴力防治法通過的第25年,同時台灣也在今年通過了第一樁國民法官的案例,當初家暴法的推動就是從一起殺夫案開始的,今年這個判例也同樣是殺夫案。在家暴法上路前,我就在這個領域工作了,看到這部片有種穿越回到25年前的感覺,女性似乎還是被同樣的事情所禁錮。今天在台灣播這部片真的特別有意義,那些國民法官應該要先看過這部片的。   殺夫案件中的當事人親自站出來敘說經歷的紀錄片非常少見,本片中的她們得先經歷中間入獄等等的過程,很辛苦,導演試圖讓大家從不同角度理解殺夫這件事情。25年前的鄧如雯殺夫案,當時報紙大肆報導,將鄧如雯當作惡魔,但婦女團體注意到了她前面好幾年飽受先生虐待與暴力且求助無門的經歷,認為不能當一般的殺人案件,所以為她辯護。法院也考量當事人自首且其情堪憫,所以最終算是蠻公道地判了她三年多。   而今年國民法官的案件,季婦在殺夫前已經通報過十幾次家暴,也曾申請保護令,卻被先生逼著撤銷。她曾逃到新竹姐姐家,卻又被先生找到,小孩作證說媽媽三天兩頭就被騷擾,爸爸每次都求情把媽媽求回來,但又會再重蹈覆轍。季婦在孤兒院成長,很渴望家,不希望孩子重複自己過去的經驗,她不斷隱忍也有求助,最後還是沒辦法。許多婦女一直遭遇這樣的處境,跟影片一樣,無分年紀、地區,全世界都有人正在經歷這樣的事情。   本片的英文標題《Look What You Made Me Do》同歌手泰勒絲的歌名,這句話有兩種翻譯方式,除了本片片名「都是你們害的」,我更傾向另一種解讀方式「看你逼我做了什麼好事!」片中的婦女其實並沒有不正常,他們愛家、愛孩子,就跟我們一樣,愛人的能力甚至大於我們,正因太愛了,才不斷包容退讓,卻始終等不到對方改變的那一刻……有人會說他們為什麼不跑走,找社工、找庇護所,但親密關係暴力跟其他種類的暴力不一樣的是,先生都知道太太跑到哪裡,手上還掐著被害者的軟肋,可能是孩子、經濟、名譽。對方會營造一種假象,演得像是被害人而太太才是那個瘋子。   在今年播放這部片真的很有意義,在議題的背後,當事人真的承受了很多。導演非常用心,手法與元素很多元,今天的各位都要關心這個議題,鼓勵周遭的人求助。   文字記錄:徐若瑄  

1021《非生之罪》映後 ☛ 導演 蒂帕.譚拉傑

片名:《非生之罪》 場次:10/21(六)13:02 主持人:陳慧穎 與談者:導演 蒂帕.譚拉傑   導演蒂帕.譚拉傑除了是育甘塔電影集社創始成員,也拍攝了紀錄片《非生之罪》,女影有幸邀請到蒂帕導演親臨放映現場,跨越語言的限制與觀眾展開深度對談。 蒂帕導演提到,《非生之罪》是在育甘塔集社解散之後完成的作品。在1980年代,印度政府進行了賀爾蒙注射的試驗,其中女性受測者並未被告知副作用,因此印度的女權團體便在1989年到高等法院控告政府。而當時的西印度更有荒謬的規範,要求想要獲得食物和工作的女性必須出示絕育證書,蒂帕導演看見了絕育營中,像生產線一樣、在45秒內就扼殺了一名女性生育能力的絕育方式,當時的蒂帕導演甫完成生產,在剛經歷過住院過程的情況下,特別有感觸,便萌生了拍攝這部紀錄片的想法。「不只是想拍一部電影去改變這個計畫,更重要的是幫助女性表達什麼是女性要的,什麼是她們不要的。」她花了一年時間,四處找尋資源,看書搜集資料,並與朋友共同討論,這便是《非生之罪》的開端。   蒂帕導演也針對此片歷史脈絡進行了說明,她表示這樣的女性絕育計畫是國家級的發展計畫,印度政府花了很多盧比,製作了宣傳影片,以及印製傳單,其目的是創造大眾的國家共識,把印度的「窮」和「落後」和人口過多劃上等號,在當時,若批評節育政策就會被視為反國家。《非生之罪》分為兩條主線,一呈現了節育的國家機器如何運作,二則是較低階層女性之間對於此議題的討論。以這群女性作為主角的原因之一,便是因為他們正是國家絕育計畫的主要目標,可以獲得醫療資源的中高階層女性並不會受到此政策影響。導演回憶道,他們找了一個房子,與這些女性住在一起十天,同時聘請廚師,讓她們在不需要做家事、放鬆的狀態下進行對話,不需要誘導性談話就可以自然的變成朋友,導演與她們的關係也更加緊密。「坦白說,她們沒有在乎自己是不是正在被拍攝。」導演更笑說,當時的氛圍放鬆到村內其他女性都會在晚上來唱歌跳舞,玩到半夜。   蒂帕導演:「1991年,《非生之罪》第一次放映時大家很震驚,有人說自己看了很不舒服,也有人真的嚇到了。」   而片中有一名婦女坦言自己選擇去做絕育,卻不是讓丈夫進行,導演解釋,很多印度男性會害怕絕育手術影響自己的性功能,因此女性主動去做絕育除了能避免先生經歷恐懼,也可能是害怕家暴等等。   對於觀眾好奇此片的資金來源,蒂帕導演解釋,《非生之罪》沒有拿印度的錢,不過有接受英國電視台的資助。而此片的內容也提供了印度女權團體作為證據,傳達給加拿大的女權團體,去請他們協助向政府施壓,停止疫苗試驗計畫。導演更分享,在開羅某個大規模的避孕國家發展會議中,片中數名醫師在現場被認出,對他們來說是很糟的經驗。而她也也驕傲說道,《非生之罪》現在在印度各地很廣泛地被播放,更拓展到了美國,幾乎每個大學的圖書館都有收藏,許多女性研究或人口研究課程也都會放映此片。   到了1996年,印度的社會有稍微改變,絕育營已不復存在,不過許多州還是有立法,若生了兩個小孩便不能參選公務員,也不能得到便宜的糧食。最後蒂帕導演感嘆,「應該給我們更好的醫療資源來降低死亡風險,並提供教育跟工作機會才可以更好的控制此問題。」,願違反人權的政策不再發生,這個世界上不會再有「非生之罪」。   文字記錄:林庭安  

1021《黃色故事》映後 ☛導演 王小棣、演員 吳大維

片名:《黃色故事》 場次:10/21(六)18:30 主持人:王君琦 與談者:導演 王小棣、演員 吳大維   本屆女影的強檔劇情片《黃色故事》,由金國釗、王小棣、張艾嘉共同執導,編劇為王小棣、蔡明亮、蘇偉貞,而演員群更是星光熠熠,涵蓋了張艾嘉、張曼玉、吳大維、周華健、鈕承澤及張世,以張曼玉飾演的丘曉敏貫穿全片,講述她碰到的愛情和性相關問題,也反映當時臺灣社會對女性的種種看法。影迷不僅可以在片中一睹大明星們的丰采,女影更邀請到王小棣導演和演員吳大維親臨現場,帶來精彩的映前導讀。   王小棣導演回憶,當初會有拍攝這部片的想法,是因為看了一部日本影集。影集中有三個家庭,其中三名父親有著截然不同的個性,一個非常保守,另一個洋化,最後一個則是牆頭草。某天三名父親一起泡溫泉,較為洋化的爸爸談到女兒的初潮已到來,保守的父親直呼莫名其妙,這反映了保守國家女性的意識,因此,王小棣導演便推薦了這個題材給當時的湯臣電影公司。   王小棣導演笑稱,接到消息說女影要放《黃色故事》時「嚇呆了」,由於過去三十多年了,害怕現在再拿出來看會發現自己拍得不好,她直呼很恐怖,一旁的吳大維也笑說自己有著一模一樣的想法。吳大維分享,自己是先拍戲才學演戲,當時還是個新人,有一幕需要拿著刀刺向張曼玉的場面,他因為害怕傷到張曼玉,王小棣便讓他換一個拿刀的角度,在螢幕上的姿勢卻看起來很奇怪。他笑說,「如果你們等等看不懂我在幹什麼,是因為我真的不知道在幹什麼!」   而本片一大特色就是三位導演分別執導不同部分,當問及如果重來,是否會再次選擇自己拍攝的這段故事,王小棣導演給出了肯定的答案,她認為每位導演的風格分配的很好,由張曼玉的詮釋一一串起,造就了這部電影。她也說,本片光是在選人上就十分有水準,由王傑演唱的電影插曲《一場遊戲一場夢》等歌曲,也對未來的電影發展有著巨大影響。   針對影視作品中女性角色的反思,吳大維談到,近幾年不論是亞洲還是歐美,都有改變的趨勢,任何原先專屬於男性的位置或是角色,都可以由女性來做,而拍戲重要的是選擇對的角色,慢慢的把多元的種族跟性別作融入,而女性影展這樣的空間可以讓人看到女性的能力,不容忽視。王小棣導演則說,有時候社會在向前走的過程中,自己不會有感覺,不過現在回過頭看,女性的處境已經完全不一樣了。她自嘲,自己應該是臺灣最常被爆料的血汗導演,不過自己也跟臺灣的社會一樣,正在慢慢進步。   身為女影長年來的夥伴,王小棣導演自謙不算有代表性的女導演,不過她感嘆道,女影在資金不寬裕的情況下仍舊帶來了不少好作品,讓影迷可以從各國電影中看見女性不同的處境。「剛開始回國時,女生只要碰了攝影器材,攝影師就會馬上不高興,讓人很難堪。現在女性導演越來越多,帶來的電影也更加精彩、多元,女性製片和編劇也明顯增加了許多,能身處在一個慢慢進步中的社會,很好。」   文字記錄:林庭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