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名｜《她們的正義之聲》
場次｜10/19（六）12:10 光點華山 一廳
主持人｜ 康庭瑜
口譯 | 洪雨
與談人｜導演 尤莉．莉利沙特Julie Lunde Lillesæter
Q：想要請教導演，我們在片中比較少觸及到的那一位前地方檢察官：Margaret Moore，請問他的背景是什麼？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案件無法被起訴？是因為體制的問題還是整個社會氛圍？
A:感謝提問。其實，大家看到的檢察官制度與挪威的司法制度非常不同。
另外，這位檢察官並不是特例，因為其實是有非常多的證據在這些性侵案件當中，其實是非常充足的，可以獲得很好的判決結果，因此，檢察官本可以將案件提起訴訟，但他們選擇不這樣做，是因為不想留下不好的紀錄。檢察官通常只會接手他們確信能贏的案件，因為敗訴可能會對他們的統計數據和個人記錄產生負面影響。
Q：是什麼樣的契機促使你會想要拍這樣的片子，以及你跟片中的那些當事人是怎麼認識的？
A:我是從挪威來的，搬到奧斯汀是因為我嫁給了我的丈夫，他是當地人。
我一開始以為美國的性侵案件司法體系相當完善，我以為當發生性侵事件時，一切都會順利進行，他們會認真對待並全力處理案件，但事實並非如此。因此想讓大家了解並關注這個案子，看看發生了什麼，我認為這次的失敗是促進改變的重要途徑，而她們（當事人）也正在努力進行這些變革。因此，我決定追蹤這個案件，並聯繫了一位律師，透過他介紹了其他當事人給我。
Q:我們最後看到的成片是非常正面的情況，那在導演的拍攝的過程裡面，是不是有想過，如果萬一失敗，會如何呈現？
A:其實在開拍時案子已經進行了一年了，當時他們正在等法官做出判決。
我花了很多時間，拍了很多素材，這很困難，因為我是獨自一人拍攝、剪輯，所以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難以負荷的製作過程，心理上也是，因為不知道結果會怎麼樣，所以我在這過程中是相當掙扎的，不過另一部分也是非常樂觀的，因為我知道這些當事人跟律師都不會放棄，事情一定會繼續走下去，只是不知道要多久，整個過程可能很慢，但是在電影製作的角度，會希望電影的情節事情可以很快發生；除此之外，當事人也希望，有更多、很快的結果，可以趕快，知道要怎麼走下去，但是現實是近程很慢，也沒有太太多的關注，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希望可以有更多大眾的影響力進來。
Q:影片後面也有揭露幾位當事人的現況，接下來針對這個案子，後續導演本身自己對哪些部分的案件還有興趣，會再繼續深挖？
A:對於繼續追蹤其他人的後續很有興趣，不過我現在搬回挪威了，距離奧斯汀比較遠，但未來還是會想拍墮胎、相關性侵案，不過可能會在挪威拍，還不確定。
Q:去年台灣發生很多#ME TOO案件，很多的倖存者、受害者等等，想請問導演有沒有任何的建議給大家，不管是倖存者、當事人、或是其他人？
A:從與這個案件中的女性交談中，我看到她們談論了憤怒的力量，這讓我非常感興趣。人們常常認為憤怒是壞事，但她們提到，當她們感受到憤怒的時候，那一刻的體驗是重要的。其實在整個這個案件跟製作電影的過程當中，其實還有其他情緒，比如說悲傷、羞恥等等，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覺得這個司法體制那裡也有一些羞恥，可是那個羞恥不應該發生在這些女性身上，這些羞恥應該發生在體制、跟加害者身上，不該在受害者身上。
另外，女性之間的情誼也十分重要，當一位感到疲憊時，另一位能夠接棒繼續前行另外一個人可以接棒走下去，互相的接力，所以完成了這個很讓人驕傲的訴訟。
Q:我沒有相關的經驗，但是我想要分享一下他們的感受，因為除了這些女性，裡面也有拍攝到他們跟家人，像是媽媽跟丈夫的對話，整個觀影過程中，我覺得這是一個很艱難、很溫柔，而且要有很強大的心力，才有辦法完成整個電影的拍攝。這個紀錄片給我的感覺，並不是在講別人的故事，其實是力量的展現，我們會很想繼續follow導演，我覺得對當事人來說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為這可能是第一個，讓他們被看見的案件。
A:這對我而言意義重大，我真的很努力推動這個議題，因為這是為了所有女性而發聲。他們已經嘗試了很長時間，希望能夠被傾聽，而人們卻沒有聽到，因為談論這個話題對大多數人來說都很不舒服。我認為他們也把這部電影視為自己故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當事人的家人也對於能參與這個故事的一部分感到驕傲他們也覺得很意義重大，然後紀錄片第一次來到台灣，讓大家能夠看見這個故事，也讓他們很興奮。
整理｜陳婉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