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臺灣國際女性影展 周家瑤 繼《朝聖者》、《心子》兩部關於藏傳佛教的紀錄片，今年林麗芳導演推出第三部曲《尊瑪、尊瑪：我和她們在喜馬拉雅山的夏天》，記錄安尼（女性出家人）如何在自然嚴峻的高原上生活，和她們的信仰與夢想；一種喜馬拉雅山特有的謙卑與堅忍，這是她和安尼們的生活日記。 「精進勇猛又慈悲」的種子 藏傳佛教認為，度母是觀世音菩薩悲淚所化現的女性菩薩，其代表的精神是「精進勇猛又慈悲」。林麗芳很嚮往這樣的典範，她感嘆「現代社會競爭激烈，強者很難理解弱者，精進勇猛的同時又要慈悲其實滿衝突的。」在一次到印度菩提迦耶作大禮拜的時候，林麗芳認識了三位安尼。安尼們從遙遠的南印度來到菩提迦耶，她們總在凌晨三點半起床、每天做三千次大禮拜，到了晚上還要讀經，積極認真向學、待人溫暖誠摯。林麗芳在她們身上看見了嚮往已久的典範精神，心想「如果有機會，我想認識安尼」。─這樣的想法成為她心中的一顆種子，在二零一四年底，透過友人的介紹與幫助，種子逐漸萌芽。 「我感覺喜馬拉雅山不斷地呼喚我，傾聽著內心的聲音，我下了決心，一個人背起攝影機，展開這趟旅行」，林麗芳踏上千山之巔、萬水之源的喜馬拉雅山，這裡有著危聳的皚皚雪峰、遼闊的高原牧地、壯麗的山川河流，以及虔誠的宗教情懷，被喻為是「離天最近的一方淨土」。電影如實呈現西藏的風光與人文，難以想像如此豐沛的攝影，全出自於林麗芳一人之手。 看見生命的另一種姿態 電影橫跨了三個地區，首先是拉達克的安尼協會─位於海拔三千五百公尺的荒山縱谷─林麗芳跟隨帕莫醫生一同工作。帕莫是拉達克第一位安尼藏醫，有感於家鄉有許多窮苦的病人、女人受教育機會少，致力於創辦診所與安尼協會，替人治癒心靈與身體，並且有系統地培育藏醫，讓年輕安尼能夠同時學習現代化教育與佛法。 隨後，林麗芳前往斯必提的楊金秋林寺院─海拔四千兩百七十公尺，一年約有八個月因大雪封山而無法通行─與安尼們共同生活一個月。從前安尼住在封閉的山洞裡，年長一輩感嘆過去沒有學習佛法的機會，現今在寺院環境改善與格西（佛學博士）的帶領下，能夠舉辦辯經交流法會，以辯論的方式來討論經典。 最後落腳於，達蘭沙拉的卓瑪林寺院─海拔一千兩百五十公尺─這裡是培養女格西的重要搖籃，也是三者中最現代化的寺院。林麗芳採訪了德烈汪莫，她是藏傳佛教歷史上首屆的女格西。林麗芳認為，女格西制度能激勵安尼向學，為她們在修行的道路上樹立目標，也代表女性地位的提升。懷抱著信仰與夢想，三個寺院裡的安尼，生命各有姿態，也各自勇猛精進。 「這是一場身體與心靈的大旅行」 有別於過往創作，是在熟悉的佛堂及低海拔山區，喜馬拉雅山的生活對林麗芳來說，是心智與體力上前所未見的挑戰。海拔四千兩百公尺的高度連走路都變得困難，林麗芳經常在固定腳架後就無力移動，加上太陽反射強、難以看清楚螢幕，讓她拍攝過程中不時有鏡位少、畫面失焦的困擾。當地物質資源匱乏，每次吃飯就只有白飯、糌粑、奶茶，曾一個月只吃過三次青菜。在斯必提的生活尤其古樸，取水不易，不時斷電。若來不及將拍攝器材充電，需要搭乘一天只有一班的公車，到一個半小時車程的鎮上。 然而真正挑戰林麗芳的是孤寂與荒涼，當夜晚來臨，世界變得無聲無息，身受高山症所苦的她難以入眠，回想起來，林麗芳不禁說「其實我有好幾次都想跑掉」。正當她放棄、打算離開斯必提時，一場意外發生，高山積雪溶解導致路面坍方，她不得不留下。這成為一個轉捩點，她念頭一轉，心想「既然決定留下來了，我就要改變心態」，於是拋開原先的拍攝計畫，全心進入寺院與全體共同生活，順其自然、有什麼就拍什麼，便安然自在的待了下來。 因為孤獨，所以純粹 也正是喜馬拉雅山的荒涼與孤寂，讓林麗芳心無旁鶩，隨時都能專注地投入創作，她說：「創作者常常覺得很孤獨，我體會到這種孤獨可能是一種命運，是必須的。」在這個人口密度跟氧氣一樣稀薄，每平方公里僅有兩人的嚴峻環境，人與人的關係更加緊密。即使林麗芳完全不會說藏語、拉達克語，也不擅長英語，仍舊與安尼相處和諧，人與人之間甚至有種敏略的觀察力，能夠主動發現他人的需要，尚未開口求助，就有人主動前來幫助。這樣的經驗讓林麗芳認為「人和人的溝通，不是語言上的問題，而是你的心有沒有打開，只要有信任，有耐心願意溝通，一切就不是問題。」林麗芳感受到安尼有一種「把壞日子過成好日子」的本事，其中的道理在於「少是一種多」，即使物資匱乏，仍然活得富足。 歷經了這趟旅程，林麗芳學習安尼待人處事的珍重態度，回到台灣之後，她開始大掃除，盡量一天只安排一項工作，正因為少，所以能夠專心對待。問起對未來電影上院線有何期待，她坦然地說「這部影片是一個生命，我已經用我最大的力氣讓它成長，它現在可以獨立了，它就要走自己的路，我全然接受結果」，她專注於手邊工作，等到一切完成後，她將開啟一趟心的旅程，思考下一步的創作計畫。對於林麗芳而言，拍攝紀錄片更像是一趟壯遊，一個生命的學習過程。 林麗芳導演小檔案 1965年出生於雲林縣台西鄉；1993年畢業於法國里昂CTI攝影學院；多次入圍女性影展。紀錄片作品包含：2004年《阿爸的青春夢》、2005年《心子》、2008年《朝聖者》、2009年《我的母親》。 《阿爸的青春夢》與《我的母親》是林麗芳父母的自傳故事，分別探討教育對女人的重要性、呈現母親所擁有的堅韌生命力。回顧林麗芳的成長階段，因為姑婆失學的經驗，使得爸爸特別重視女兒的教育，希望她能夠讀書學習、獨立思考，進而達成經濟與人格的獨立。在當時的鄉村，這樣的作風相當開明，也造就女兒勇於追夢的性格。 談起對女性影展的想法，她笑著說「我的東西都在這裡放映」，她認為，在影像爆炸、競爭激烈的時代，有個平台可以發表作品相當不容易，幸好有女性影展。在這裡不只是推廣女導演作品，也倡議性別議題。在採訪的尾聲，林麗芳說「《尊瑪》是一個女性議題，能在女影做首映，我覺得很恰到好處。」 ✦場次資訊 華山二廳 10/19(四)15:00-16:10 華山二廳 10/21(六)16:30-17:40★ ▐ 本篇刊載於ilook雜誌10月號 p88-89
作者：紀工報 陳婉真 發布時間：2017/09/29 《祝我好孕》是兩位導演陳育青、蘇鈺婷孕育四年，談女性生育自主的紀錄片。不僅記錄生命誕生的故事，亦從自身經驗出發，透過身邊的女性故事，講述當代醫療體系、社會價值觀對人生產方式的影響。本此訪談，特地邀集了兩位導演與訪談者——同時也是紀錄片工作者與母親陳婉真，三人一同暢談身為母親、亦是紀錄片工作者，在面對生產時（無論是生孩子亦或是拍攝紀錄片）的思索與經歷。 《祝我好孕》：妳想要怎樣的生產經驗？三位導演／母親 談生產與拍攝（上） ♦摘要： 婉真：我覺得溫柔生產裡頭，有個變數就是，因為每個人都不一樣。所以其實就算你知道所有其他人的經驗和狀況，你也不知道自己會怎樣。當時你經歷兩天漫長的生產過程的這個經驗，對妳思考溫柔生產的拍攝時，有什麼影響和心得呢？ 鈺婷：那時候在拍攝的時候，因為沒有經歷過，老實說沒有那麼多的同理。這個同理是指對孕婦和助產師。但當你自己變成主體，要生產的時候，才清楚的知道，原來過程中運作這麼多事情。尤其助產師的工作，在我們旁觀拍攝的時候，你只是覺得說，她的功能就是幫忙抒壓，語言支持安慰。但是當你真正經歷經生產，過程中和他互動時，就會發現他腦中其實在想很多事情。比如在內診完之後，要考慮怎樣跟妳說，才不會讓產婦失去信心等等。 婉真：妳中間有失去信心過嗎？因為兩天的待產其實很長。 鈺婷：兩天很長，是覺得很累，但是沒有覺得我不要生了。中間一度有討論說，是不是要送醫院，因為破水超過二十四小時，其實是有點風險的。我也更瞭解助產師在這個過程中，他扮演的角色，不只是抒壓之類的，他有很多醫療的判斷在裡面。我們有一次去台北護理健康大學演講，我就說助產師真不是人幹的。除了工作時間很辛苦之外，還得讓自己保持很正向的去影響孕婦跟家人，還要有很多專業的知識和準備，讓生產的過程一切順利。 ☞想看完整報導請按這裡 《祝我好孕》：妳想要怎樣的生產經驗？三位導演／母親 談生產與拍攝（下） ♦摘要： 婉真：在生產的議題裡面，可以有好多個面向。無論是從醫療體系來看，或是從助產師的角度來談。不過我在看片子時，感覺到「身體自主」這個概念特別重要。片中有句劇團的台詞說到：「大家都這樣生的，但我的身體我想自己決定」。想請問「身體自主」的概念，是你們影片裡的主軸觀點嗎？為什麼是身體自主，而不是其他的角度呢？ 育青：這樣的句子其實是在反應整體環境的狀況。「為什麼你要去作一件跟別人不一樣的事情，不是每個人都這樣嗎？」在台灣有一個普遍的現象就是，當妳懷孕之後，妳的身體就變得好像是大家的，每個人都可以來對你的身體說上一兩句話。你要吃什麼，不能吃什麼。你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更不用說到生產，在醫院的環境裡，妳就是整個人交給這個體系去控制。很讓人傷感的是，大部分的女性，對這一點沒有什麼自覺。大多數人還會很感謝醫生，謝謝你幫我生，謝謝護士幫我推肚子，不然我會生不出來。 我們從小的教育，影響了我們怎麼看待自己的身體，一直到我們如何在生產的時候，把這個身體交給別人去處置。我們跟自己身體的關係那麼疏離，所以我覺得，透過這個議題，去談找回自己對身體的自主權，是很重要的核心價值。我們對自己的身體、生命，在主宰與交給別人，這兩者間的拉距，會碰到的困難是什麼？ ☞想看完整報導請按這裡 ✦場次資訊 台灣競賽短片集1 華山2廳| 10.18 (三) 15:30 ☆ 華山2廳| 10.22 (日) 14:3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