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名｜《島上》
場次｜10/21（一）19:00 光點華山 二廳
與談人｜導演 曹文傑、導演 林琬玉
Ｑ：《島上》整部片有種從遠到近的距離感，請問兩位導演是怎麼決定要拍這部片，用什麼樣的方式呈現蘭嶼？
曹文傑：我們兩個在拍攝之前都沒有去過蘭嶼，所以一開始對這個地方充滿了想像，特別因為它是一個風景非常優美的地方。我年輕的時候有很多前輩去蘭嶼做近照拍攝，再加上當初師大民族音樂研究所的呂鈺秀教授跟我們提到「拍手歌」這個音樂形式，我們覺得如果有一天能為此拍攝紀錄片會很有趣，於是後來就一起合作拍攝這部片。
林琬玉：由遠而近是因為一開始大家都不熟悉，島民一開始也都不太接受被拍，所以我們花了兩年的時間慢慢接近他們。
Ｑ：在影片裡面有很多紀實的畫面，我發現不管是在日治時期由殖民者的角度，或是漢人由外往內的角度，蘭嶼一直都是一個被觀看的角色。請問兩位導演是如何選取觀看的角度，以及你們跟這座島嶼、這座文化的距離？你們要如何建立關係與界線？
曹文傑：我們也是外來人，但是我們在拍片有一種習慣，就是我們一定要跟拍攝對象有非常緊密的關係，講得比較強烈一點就是要真的愛上他才有辦法拍。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從他的生活裡面去關心他所面臨的問題，也會覺得那些問題變成了我們的問題，變成我們想在影片裡面呈現的東西。如同林導演剛剛說的，我們一開始去的時候，他們有很大的防衛心，因為確實在日治時期和國民政府時期，他們有太多不好的經驗，包括像我們沒有辦法在影片裡深入探討的核廢料問題。他們一直不斷被騙、被剝削、被認為是化外之民，在任何一個政權底下，他們都是被殖民的，所以他們很自然的會有防衛心，我們那去到那個地方，他們頂多覺得又來一些拍片的人而已，拍完就會走了，對他們不會產生什麼好處或影響。會花那麼長的時間是因為夏天他們忙於觀光，等到冬天比較不忙的時候，我們就天天去他們的茅草夜市，跟大家一起吃東西、喝酒、聊天、交朋友，慢慢地他們就發現我們看起來好像沒那麼討厭，也慢慢接受了這段友誼，才讓片子能繼續往下走。
林琬玉：第一次去蘭嶼的時候，我被大量影響環境的民宿嚇到，心裡想說為什麼要這樣破壞這麼好的地方？但拍攝久了以後，我就理解到對於他們的經濟狀況來說，這是不得不的做法。以前有一位平民攝影師在蘭嶼拍了很多照片，在新書發表會上，他就介紹說這張照片裡的小孩現在幾歲了，他正在做民宿，然後下一張是這張照片裡的小孩現在幾歲了，他在做民宿，每個人都在做民宿，因為他們沒有經濟來源。所以我會從不理解、不諒解到覺得他們會這樣做是理所當然。剛剛也講了很多他們在殖民時期被當作化外之民的狀況，我覺得其實現在也沒好到哪裡去，只是因為觀光讓他們的經濟好一點而已。
主持人：就像在電影裡面到高雄讀大學的學生有講說，因為做了民宿之後，他們家家境才開始改變，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Ｑ：這部片以蘭嶼為背景，請問導演為什麼想要忠實紀錄島民在飛魚季以外的日常生活？這些日常與我們的既定印象有何不同？
曹文傑：蠻多的。從文化方面來講，他們生活中的禁忌很多，沒有接觸的話大概都不會知道。另外一方面是因為蘭嶼真的很小，從台灣坐船要兩個半小時，所以很多物資的補充非常匱乏，再加上颱風和東北季風，有時候船隻真的很不方便，可能就有一兩個月無法補充物資，這是生活上很困難的部分。再一個是剛剛林導演提到民宿的部分，他們除了觀光季節可以依靠觀光客旅遊賺到一點錢之外，生活裡沒有其他任何賺錢的可能性，除非他們離開島嶼到台灣來找工作，不然在蘭嶼本島工作機會非常有限。其他的部分我舉個例子，像在台灣我們平常吃排骨飯很容易，但在蘭嶼連豬都要從台灣運過去。我們在港口拍了很多吊著的木籠子，將豬運到島上，用部落的方式殺豬。
林琬玉：印象中在蘭嶼，他們是有建議說某一段時間是不可以吃，或者是也不能宰殺？
曹文傑：倒沒有特別說不可以。但飛魚就有特別的季節，好像五個月之內要吃完。
林琬玉：其實這個案子一開始純粹只是要紀錄拍手歌復振，但我們到蘭嶼做田野的時候，發現呂老師提供給我們的錄音資料中，那些老人家都已經過世了，剩下的兩位也都生病了，不能唱。但既然這個案子已經開始進行，我們就必須調整方向，因此開始在那裡生活。會全部拍他們的生活是因為他們的生活更吸引我們，如果這個片子純粹是只是紀錄拍手歌要如何復振，好像是一個太小的點，所以曹導演就決定把面向擴大，同時也增進大家對彼此文化的了解。
曹文傑：我補充一下，是說我們身為紀錄片工作者，好像很難說今天要拍一個文化的議題，我就只看著這個文化的議題，只關心他的音樂如何、現在傳承怎麼樣、復振的情況怎麼樣、容不容易留傳下去，好像不是只有這些。有人才有傳承，那人在這裡是怎麼生活的？他每天怎麼面對的柴米油鹽過好每一天？比方說土地，蘭嶼人世世代代在這塊土地上生活了幾千年，每個家族都已經劃分好所有權，然而政府一來卻說這些土地是公有的，以後不可以私有土地。這對他們來說就簡直是天大的災難，這些事情我們也有所感受，我們不能不看見，在影片裡面如實的呈現他們的生活面向，也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Ｑ：很明顯可以看到島上的選舉不只有一種立場，請問導演如何選擇這些被攝者？在過程中是否就知道有些視角是沒辦法把被放進影片的？
曹文傑：我們去了蘭嶼後剛好選舉，謝路人幫鄉長競選，我們也覺得很有趣。從片子可以看出來，謝路人其實是一個性格蠻開放的人，因為他很早就到台灣做各種工作，也比較容易接納外國的人，所以他就帶著候選人去各地拜票，最後這個候選人就選上了。我們沒有特別要支持某一個候選人，主要是紀錄謝路人參與選舉的狀況。像謝路人講的，飛魚季有點像他們的過年，因為大家都會回去，而選舉的時候就更熱鬧，大家都回去關心到底選出來的這個人能不能真的替你發聲。我們在島上也碰過很多其他我們想拍攝的人，但是有的人可能太忙了，或他沒有辦法真的很配合拍攝等等，後來我們的選擇就是影片裡面能夠看到的這幾位。一開始拍攝時我們非常焦慮，因為一直被拒絕，什麼都拍不到。後來我們住在島上，每天都出去逛、出去拍，雖然他們已經認識我們，但在拍的過程還是會遭遇到一些指責，那些時候多數不是蘭嶼人，而是在當地待了蠻久的漢人。
林琬玉：其實我一直認為攝影機是一種武器，我也真的很感謝他們如此慷慨讓我們自由、頻繁地進出他們生活的家，工作的地方也都沒有設防。那在拍攝的過程中，比如他去拜訪朋友，但朋友可能不願意被拍，所以我們就是要不斷地跟著他一起出去。後來因為我們實在是待太久了，大家都已經認識我們，到最後幾乎是沒有什麼阻礙，可以旁若無人的走來走去。然後飛魚季跟造大船其實我們都有拍，只是那個部分大家也都看蠻多了，就不見得一定要放進來。
Ｑ：影片完成後是否有帶回蘭嶼播出？有的話他們的感想如何？
曹文傑：我們有答應他們在影片正式播出之前，一定會先給他們看。前年九月我們又回到蘭嶼，在謝路人（被攝者之一）家的民宿走廊播放，盡量將有被拍進片子裡的人都找來，包括民宿的潛水客人也都跑來看。。
林琬玉：他們也很怕，不曉得我們會拍出什麼傷害他們的片子。那時住在民宿的潛水客就問他們可不可以一起看，我們當然就說好，結果後來看著看著好幾個人就哭了，我就蠻納悶說，這個片子應該沒有什麼點可以讓他哭，看完之後幾位主角也都說他們很滿意。我問了一些潛水客這部片讓他們哭的點在哪裡？每個人都講出他們不同被觸動到的地方，比如說有個女孩子說是在白旗唱歌懷念媽媽那一段，另一個說是謝路人講述小時候差點被他爸爸掐死那一段，因為客人每年都會去蘭嶼潛水，他們跟謝路人已經是很要好的朋友，認識了一二十年卻從來不知道他有一個這麼淒慘的過去。另外我也想講一下，在片子裡謝路人說他媽媽很小就死了，然後瑞芳（被攝者之一）也說他爸爸很早就死了，我們就可以想見當時蘭嶼的醫療有多麼匱乏。那包括像現在，整個蘭嶼的醫療也只有在紅頭部落的一個衛生所。我們第一次去正好是COVID-19最嚴重的時候，民宿都說必須先檢測才收客。那時我找遍島上所有地方，就是完全沒有快篩。蘭嶼的醫療是真的很匱乏。
Ｑ：片中很多地方是島民唱自己創作的歌，感覺像是環境的聲音和他們的歌聲串起了這整部片。請問這部分是島民剛好在那個地方想到這首歌就唱出來，還是因為導演認為這些歌有特別的意義而安排？
曹文傑：聲音有兩個來源，除了現場唱的那種，其他你聽到的都是以前有一次夏曼．藍波安跟呂鈺秀老師帶著蘭嶼人來台灣傳藝戲曲中心演唱的錄音。蘭嶼人唱歌有不同的事件配不同的歌曲，房子落成會唱一首歌、船落成會唱一首歌、夏日夜晚農忙休閒時唱拍手歌，這些音樂旋律基本的調子都差不多，文字是每一個不同的人填進去，所以他們每一次唱都是一種即興，可能一個長老唱完了以後會有來賓一號唱，來賓一號唱完會有來賓二號唱等等，每一個人就把他能夠想到的詞彙填進去。但這些現在蘭嶼島上幾乎看不到，有個原因是這些歌曲因為是詩歌，使用的文字等於是達悟族人的文言文，這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很困難，因為他們幾乎都不會講母語了。
Ｑ：剛剛提到當時拍攝的時候，遭遇到的更多的挫折是來自於在當地居住很久的漢人，是不是因為這些漢人在當地住久了，自詡為傳統文化的捍衛者？想請導演對這部分多做說明。
林琬玉：我想老人對文化的流失會比較緊張，我們也有接觸過一些年輕人，他們會覺得有興趣，但如果說他們被賦予了要復振文化這麼大的壓力，他們就會不敢來。
Ｑ：整部電影很多視角是從保護傳統文化出發，而傳統歌謠裡面關於很多關於性別分工的部分，這部分有沒有發生一些新舊想法上的張力？
曹文傑：還好，老人對於性別的分工當然是蠻清楚的，但也不是絕對二分法，雖然傳統上來講田裡的工作是女性負責，但因為田裡的工作在某種程度上還是辛苦的，所以男性也會去幫忙。新舊觀點在這個部分反而不會有什麼太大的衝突，反正這些事情年輕人都不做，他們在生活裡也根本不會碰到這些事情。
林琬玉：其實現在我覺得都很開放了，像現在他們的獨木舟划船比賽，以前女生哪可以去碰獨木舟，但現在他們也有女子組啊。
整理｜陳亮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