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名：《逃跑的人》
場次：10/16（一）18:27
主持人：林芷瑋
與談者：導演 曾文珍
導演 曾文珍：這片子在三年前來到女影首映，三年來受到疫情的影響，因此做了一些線上的放映，也有在二零二一年進到日本山形影展放映，今年也在法國的女影也放了一場，也有參加波斯頓影展，在美國也放了一次；可以讓更多人看到這部作品，我非常感謝大家來觀影，因為算下來這已經算是蠻有時間的片子了。
Ｑ：當時2020年在婦女中心放映《逃跑的人》，有非常多人都選這部片來看，也都有很多的反饋，有人會注意到英文名是The Lucky Woman，為什麼跟中文的《逃跑的人》這麼不一樣?
我接觸到的許多移工裡，草雲相較其它移工是相當幸運的，他在台灣待了這麼久的時間，回去之後也算賺到錢；他跟兒子開了仲介公司跟旅行社，他在裡面做業務。
很多移工並不是如他們原始想像的一樣，像是去台灣工作就可以賺到錢；有時候他們回國也不全是有健健康康的身體，更有的是像片中草雲帶著骨灰罈到機場。或許很多移工在台都生病、受傷，甚至丟了性命，對移工家庭來說是很大的傷害；所以我覺得草雲是相對幸運的人，同時我也希望他未來可以生活順遂。
Ｑ：是怎麼認識到片中的這些移工的?
過去我就有在拍新移民的紀錄片，在2012年拍完後，我的朋友看到我的片子，他問我還可以拍什麼，他有認識兩個很厲害的逃跑外勞，一個會畫畫、一個會寫文章；我的朋友介紹我們認識，當時的四方報是在2006年創刊的東南亞語言報紙，我記得是在2012年1月5號在報社見到他們，因為我想拍他們的紀錄片，一方面是了解他們的意願，要取得信任就花了很多的時間。
我在2013年有機會到他們家拍攝，於是在過年之後我跟草雲就變得很親近了，他的家人對待我就好像看到草雲一樣，我也一起去融入他們的生活，情感變得很接近。在那之後，他就像是另外一個製片的角色，十分幫助我進入越南人的社群，我在裡面也見到很多越南的朋友。
Ｑ：草雲在片長中佔了比較多的部分是特別設計的嗎?
整部紀錄片拍下來已經過了很久，因為草雲的行動力非常強，他身邊的事件一直在發生，反而相較於維興來說，因為他住在苗栗，我較常接觸到住台北的草雲，他也常常活躍在越南人社群裡，所以我比較能拍到越南人的事情。
維興比較沒那麼熟，他的語言表達能力也沒有那麼好，都是透過畫畫傳達想法，我們在近兩年比較沒聯絡，他現在在幫教會做事，還有照顧小孩。
所以草雲的素材比較多，至於剪接上會比較困難，要怎麼去架構、組織，所以我採用的是章節式的方式做剪接敘事。
Ｑ：當時覺得逃跑移工聽起來很不可思議，會覺得這會不會是集體想像，結果故事的情節是真實發生的事情，我沒有想過逃跑移工可以做這麼多的事情，真的很不可思議，在片中看到他生病、辦活動都沒被抓走，那是怎麼去維持生計的?
在合約裡的工作是正常的薪水，但也沒多少；草雲在2006年逃跑，經過了一段非常辛苦的時間，當他工作比較穩定的情況下已經是在醫院裡照顧癌末的大姊，當時雖然已經是不合法的狀態，但其實醫院裡也有蠻多這種人在工作，只要相安無事的工作就不會有太大的事情發生。
草雲在大姊家工作收入比較穩定，直到大姊去世後，他就在找工作，那時他的中文能力已經很好，他都對外稱是嫁過來已經離婚的，通常會比一般移工好一點，他之前也做了一些餐飲業，只是會非常辛苦；他也會幫忙姊妹的旅行社經營社群，可以管理好幾個粉專，並且利用社群媒體的力量做了很多幫助人的事情。
我有問他說你不怕被抓到嗎?草雲說他一開始也會。在他最辛苦的階段我拍不到，所以我拍「逃跑」跟「追尋」，更多的是追尋，其實羽毛光鮮的人是關不住的，當他在做這些幫助人的事情時，其實給他一個很好的成就感，也讓他的生命擁有自我認同的價值，我剛開始拍時問他什麼時候要回越南，他都說快了，於是我就想要趕快拍，結果拍了三、四年之後覺得好像有點遙遙無期，那時就想說未來要怎麼發展就再說吧。
草雲是個能力非常好的人，只是他並沒有這個身分可以留在台灣工作；他在生活裡幫助很多人，這都是自我生命價值的展現，因為會經過很辛苦的路程。
之前發生桃園燒死六個移工的事故，草雲知道後也馬上過去幫忙，我看到他接受媒體訪問，他根本不會緊張；他說：「我都在做好事，我根本不怕。」
Ｑ：逃逸移工在近年的台灣是很氾濫的詞，這部片跟九槍的拍攝背景可能是更像的，想請問導演想傳遞怎麼樣的訊息，或是對台灣、社會想訴說什麼樣的故事?
這部片本身就是議題先行，近年來，從逃跑，到逃逸，到失聯，名詞上有稍微友善一點，我希望可以透過放映讓更多台灣人了解社會溝通的可能性，因為他們是要被了解的一群人，現在台灣大概有70萬的移工，他們又要以什麼樣的姿態存在，因為在社會上大家比較容易忽視他們。
我試著把我是台灣人的視覺拉出來，我希望可以回到他們是一個「人」的角度去看待他們，是正在為家人付出的人，也是為生活打拼的人，回到人的角度更可以理解他們在想些什麼，草雲這種付出的情操是偉大的，同時也看到原來他們存在這麼多的問題。
草雲常常請我幫他們上網路去掛號，因為很多移工朋友去請他幫忙掛號，於是他把健保卡拍給我，讓我去上網幫他掛號，對我們不困難的事，對他們來說很困難。
在制度面上，就算是合法的雇用狀態還是要交給仲介公司約1500~1800塊的仲介費，但是很多移工需要服務的時候卻沒辦法得到服務，草雲就像是地下社會的角色，可能台灣人都知道他是非法的，但是沒人會要去抓他。
Ｑ：近年我們會發現說其實對新移民的朋友的了解真的很少，我很感謝導演可以拍出這樣的紀錄片來講述新移民朋友遇到的困境，在接觸這兩位主角的時候或是田調的過程之中，想請問導演是否有訪問到當時為什麼會逃跑?
維興的第一個工作是在鐵工廠，那裡的勞動環境很差、很熱，他沒辦法忍受於是逃跑離開；草雲則是在合約快要到期的時候，雇主沒有要繼續聘他，當時的規定是三年合約到期就要出境，還需要繳仲介費，在沒薪水的狀況下他又要付一筆仲介費，所以選擇離開。現在取消了三年的這個合約，已經可以到十二年了；只不過對當時的草雲來說，高額的仲介費是個負擔。
Ｑ：三年前在女影放映，當三年後再看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觸?
放映過後我都沒有再看過這個片子，因為裡面充斥著很悲傷的素材，我希望作品完成之後就讓它離開；但是在2020年女影的巡迴之後，我發現學生的對話是非常好的，之前在學校放了一場，結束後有學生哭著來跟我分享，原來他跟自己家中阿姨的角色，在了解與認知上其實是非常陌生的。也有政治系的學生問我說：「看完之後可以做些什麼事情?我說要不然你去從政好了，作一些法令上的友善，改變他們的移工環境，後來他也有回學校辦一場放映會。」
不論是實體放映還是線上平台放映，我覺得這是我對拍攝者的承諾，讓他們的現象被社會所看見。
而我最近也有一部講述印尼移工的紀錄片正在剪輯當中，可能又是更溫暖的片子，在講四個女移工怎麼在台灣工作和生活以及他們的想法等等。
文字記錄：蔡菁芳
攝影：林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