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女性影展 │ 10/18《沒有的派對》映後文字紀錄 

 

2026女性影展 │ 10/18《沒有的派對》映後文字紀錄 

 

片名:《沒有的派對》

場次:10/18(日)11:00 光點華山一廳

主持人:理監事 陳穎

與談人:丹妮亞拉・麥蘭妮・胡勒 Daniela Magnani Hüller

文字紀錄:林思莉

 

主持人:這是一部議題性很強的作品,也是透過紀錄片這個媒介來詮釋個人經驗。在映後座談一開始,我都會詢問導演的創作動機,但我想,導演在片中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也正因為動機如此清楚,我反而注意到,當我們談到這類議題時,從個人角度出發其實是很困難的。很多紀錄片在講述這類經驗時,可能會刻意保護受害者,不透露對方的身分;但這部作品是從第一人稱出發,因此能夠很自然地融合個人創傷經驗,同時也對整個體制提出批判。所以,我的第一個問題是:導演如何融合第一人稱視角,同時又處理制度層面的問題,包括法律和學校體制?

 

丹妮亞拉・麥蘭妮・胡勒:首先,非常感謝大家今天來看我的電影。對我來說,能夠在台北放映,讓大家看到這部作品,是一件很特別的事。我拍攝這部片,一開始是因為我對於如何講述自己的故事,有一些非常具體的想法。我甚至想要呈現的是,一個人的經歷最後如何形成某種結構,而這個結構又是如何導致女性遭受暴力。除此之外,我自己也有一些個人的觀點,希望透過自己選擇的影像和文字來呈現。同時,我也希望觀眾能夠透過這些影像和文字,感受到我在不同情境中的感受。這段經驗對我來說,確實是一段非常複雜的旅程。在描述這一切的過程中,我希望不要只是把自己描寫成一個受害者。

 

主持人:其實,我們在面對這類事件時,很容易陷入加害者與受害者的二元對立。因此,我覺得不要把自己完全定位成一個受害者,也不要陷入社會所討論的「完美受害者」框架,是很重要的事。這部電影讓我們能夠從不同面向,更立體地看見主角。我自己在觀看時,也很容易被一些看似與事件沒有直接關聯的畫面吸引。例如,導演拍攝水中自己模糊的倒影,以及穿插其中的松林、海灘,還有與姐妹、朋友之間的日常對話。我覺得這些素材比較少出現在以這類議題為主的電影中,所以很好奇,導演當時是怎麼決定將這些素材放進作品裡的?

 

丹妮亞拉・麥蘭妮・胡勒:其實,從一開始拍攝這部片時,我希望它不只是關於暴力與死亡,同時也要關於生命。事件發生時,我只有16歲。這件事改變了我對很多事情的看法,我也很幸運地活了下來。因此,在那之後,我希望能夠盡可能地發揮自己的人生,努力把生活過得更好。所以,我會納入這些不同的素材,是因為我不希望觀眾只看到那些非常痛苦的時刻。也想呈現那些對我有所幫助的時刻。有時候,那可能只是一句簡單的話;也可能是我當時去了巴西,而巴西的大自然對我來說,也是整個療癒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觀眾:這樣的事件,其實不只是個人的問題,而是涉及整個系統。我想請問,當我們從系統的角度來看,每個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流動的嗎?未來,我們應該如何面對與看待這類事件?每個人的責任又應該如何劃分?在片中可以看到,導演的疤痕旁邊有一個刺青。想請問這個刺青的圖騰,以及特別將它呈現出來的原因是什麼?

 

丹妮亞拉・麥蘭妮・胡勒:當我開始重新與不同的人對話時,我逐漸清楚地看見一些事情。

例如,我的同學當時就覺得自己必須站出來。他認為這個問題一直存在,而我確實也因此受苦、感到不舒服,所以他覺得自己必須做些什麼。很有趣的是,反而是那些成年人,似乎沒有那麼在乎這件事。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可以從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開始:當你看到有人正在經歷暴力,或遭遇不公平的事情時,你可以走過去問對方:「你需要什麼幫助?」很遺憾的,當這件事發生在我身上時,並沒有太多人問過我這個問題。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單純、簡單的問題。也許在詢問之後,你就能知道對方真正需要的是什麼樣的幫助。至於我的刺青,它的位置並不是加害者傷害我的地方,是當時醫療人員和醫師為我插管的位置,也是拯救我生命的地方。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將這個印記留下來。它代表我活了下來,也代表我是倖存者。這個刺青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一開始,我去找刺青師時,他以為我想要把疤痕遮蓋起來,但事實上,我並不想遮住它,而是希望將它納入整個刺青圖案的設計之中。你們可以看到圖案裡有一座山,那是里約熱內盧的一座山。對我來說,那座山在整個療癒過程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存在。

 

觀眾:想請問導演,在創作這部片、進行視覺處理與選擇中有許多後設的編排,這些安排是經過有意識的思考後決定的,還是隨著創作過程逐漸發展出來的?

 

丹妮亞拉・麥蘭妮・胡勒:其實,關於醫院的各種資訊,我都是到了後來進行研究時,才逐漸得知的。一開始,我甚至沒有打算去找當時救我的醫生談話,因為我對他完全沒有印象。我當時聯絡的是醫院,希望能夠回到自己原本住過的病房,看看自己是否能試著回想起一些事情。那時候,醫院才告訴我,當年救我的醫生仍然在醫院工作,而且他清楚記得這起事件,也記得我。於是,我們才開始見面。那次對話對我來說,其實非常強烈。我原本只知道自己當時可能會死掉,但最後被救了回來。直到聽醫生親口描述,我才知道那些相關的事實,也才真正理解自己當時離死亡有多近。這些都是透過那次機會,我才逐漸了解的。

 

在那之後的好幾年裡,我確實一直處於某種解離的狀態,所以我也在影片中運用這樣的方式來呈現自己的經驗。再來談到氯胺酮,它在醫療上確實有用途,但也有人將它作為成癮性藥物使用。我覺得這是一種人們想要尋找不同狀態的方式,同時也涉及不同的感受,以及身體所經歷的變化。尤其是在攻擊發生時,身體會產生某種反應,讓你突然意識到,原來身體是如此脆弱。

 

在情感上,你也會想要遊走在兩者之間:某種程度上,你不想再有任何感受;但另一方面,你又好像希望能夠重新與自己的身體產生連結,真正去感受這一切。也因為如此,我覺得在這個過程中,就把這些影像呈現了出來。有些內容也確實是在創作、剪輯的過程中,才逐漸發展出來的。

 

觀眾:關於畫面構圖,電影裡有很多場景是在導演與受訪者對談時拍攝的,但人物在畫面中所佔的比例比較小,周圍則留有相對開闊的空間,有時也會被大量的綠意包圍。想請問導演,為什麼會選擇這樣的構圖方式?

 

丹妮亞拉・麥蘭妮・胡勒:拍攝這部片時,我希望所有對話都發生在公共空間。因為我希望在講述這個故事時,它不只是被呈現為一個個別事件。過去,很多類似的故事或事件,在被呈現時似乎都只被當成單一、獨立的事件。因此,我想要透過比較開放的空間,以及比較廣角的畫面來呈現這些對話,甚至讓觀眾看見周圍來來往往的人。我希望透過這樣的選擇,讓大家知道,這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個別事件。

 

觀眾:在拍攝這部電影時,導演會不會擔心再次激怒加害者?畢竟,經過這麼多年,加害者仍然質疑你的敘述,認為你的說法有錯誤。那麼,在收到恐嚇信或威脅信之後,導演又是如何保護自己的?

 

丹妮亞拉・麥蘭妮・胡勒:其實,這個層面是我一開始拍攝時完全沒有想到的。當時我想的是,這件事已經發生很久了。直到我真的收到那封匿名信,情況才有所改變。如果沒有收到那封信,這部片的結局就會很不一樣。我有努力尋找一些保護自己的方式,但事實上,我自己也是一個電影工作者。我當然也希望能像其他電影工作者一樣,好好地生活,繼續做其他事情。所以,我還是有參加各種不同的公開放映。希望自己的生活不要受到恐懼太大的限制。其實,我到現在也不太確定究竟是誰寄了那封信,也沒有辦法確定寄信的人就是加害者,也確實只有收到那一封信。但因為收到那封信,身為受害者的我,被迫必須再次聯絡過去曾經聯絡過的那些機構。目前來說,我自己感覺還算安全,但當然也知道,這一切可能在一夕之間突然改變。

 

另一方面,我也認為自己有權利講述自己的故事。而且,作品裡其實沒有太多描述加害者的內容,我也對相關資訊做了保護。我沒有揭露學校的名稱,因此觀眾也沒有辦法藉此找到加害者的身分。所以,如果對方真的想繼續過正常的生活,這完全是可以的。我並不是真的想對他做出什麼事情,而是想表達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不是單一、個別的事件,因為我們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類似的情況。

 

Q5:關於結局,片中有一位當初參與線上法庭審訊的法官接受訪談。他提到,世人永遠有能力選擇自己是否要使用暴力。然而,電影最後卻以白底藍字呈現一段文字,大意是:「他在路上朝著那個男人走去,骨頭碎裂,但不是他的骨頭;眼淚流下,但不是他的眼淚。他不是一個人前來。」

關於這個結尾的選擇,我想請問導演:你是否預設這部片最後也可能被加害者看到,因此希望透過這個結局向他傳達某些訊息?

另外,也想請導演談談,原本預計以湖中的天鵝船作為結尾,後來卻改成現在這個結局,背後的考量是什麼?

 

丹妮亞拉・麥蘭妮・胡勒:其實,你可以想像收到那封信的時候,感到非常無力,也很害怕。我必須真的停下來一段時間,暫停整個剪輯的過程,先去處理自己的情緒和感受。原本的結尾會很不一樣。收到那封信之後就必須重新調整結尾。原本的結尾想呈現的是,一切都沒有問題,但現在,這個原本看似一切都沒問題的世界,已經不再存在了。對我來說,有兩件事是很有幫助的。第一,我知道自己並不是孤軍奮戰,我有自己的支持系統,包括我的剪輯師,大家都在背後默默支持著我。第二,我覺得自己是有能力捍衛自己的,也是可以為自己做好防衛的。所以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呈現,其實是一種電影形式的表現,而不是現實。它是透過文字來呈現的,有點像是一個劇本。對我來說,那好像是我在想像中創造出的一個房間。在那個房間裡,我可以捍衛自己。絕對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確定,自己究竟能不能真正保護自己,我想沒有任何人可以保證,但這個問題本身,其實也是作品想要提出的疑問。我們其實都曾經經歷過暴力,也都曾經想過:如果這樣的暴力再次發生在自己身上,我們會怎麼做?暴力確實有可能再次發生在我們身上,尤其是女性,往往更容易成為暴力的受害者。這也是我想要透過作品回應的問題。特別是當你覺得,整個國家的體制與機構其實沒有提供你足夠的保護時,這個問題就更加重要了。

 

主持人:我覺得導演最後提到的「想像一個空間」這件事非常重要。在片中,這個空間當然是指讓那些受害女性能夠聚集在一起、參加派對的地方。而英文片名是Sometimes, I Imagine Them All at a Party,所以我想,即使有些事情,例如體制或現況,沒有辦法馬上改變,但保持想像力,仍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