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女性影展 │ 10/18 台灣競賽 #2 映後文字紀錄
片名:《飛機飛過的時候》+《我家有棵芒果樹》
場次:10/18(日)16:20 光點華山二廳
主持人:理監事 陳穎
與談人:《飛機飛過的時候》簡冠盈導演、李依靜導演
《我家有棵芒果樹》鄭治明導演、黃麗如導演、菲達蒂(Pindy)被攝者
文字記錄:葉禹昕
主持人:
很榮幸今天可以邀請到這兩部片的導演,以及被攝者來到現場。我們先歡迎他們上台。首先歡迎《飛機飛過的時候》的導演簡冠盈、李依靜。接下來是《我家有棵芒果樹》的導演鄭治明、黃麗如,以及被攝者菲達蒂。兩部作品都在處理相似的議題,也都涉及跨國移動,以及女性的生命經驗,因此有一些共通之處。另外,兩部片的導演之前都曾經拍攝過與移工有關的作品,所以我很好奇,你們當初是怎麼認識被攝者的?最初又是如何產生創作的念頭?既然已經拍過類似主題的作品,後來為什麼還會想繼續拍攝?背後應該有一些持續創作的熱情,也想請你們和大家分享。
李依靜:
大家好,我是李依靜。我們會拍這部片,是因為之前拍過一部作品,叫作《黑袍樂隊》,談的是印尼移工在台灣組成樂團、玩重金屬音樂的故事。拍完那部片之後,我們和樂團的經紀人 Sally 變成了朋友。他也出現在我們片尾的製作名單中。後來,他告訴我們,群眾服務協會需要拍攝一部關於在台灣懷孕的移工媽媽的影片,因此邀請我們一起協助。
當時我們其實猶豫了很久,但我自己在拍攝過程中接觸這些媽媽時,逐漸看見了自己媽媽的影子。我媽媽也是結婚後來到台灣的新住民,當我看到這些移工媽媽在台灣懷孕、結婚的經歷時,就會想到自己的媽媽。這也是我後來願意繼續拍攝這部片的原因。不然,我自己原本其實沒有打算結婚、生小孩,也不是一個特別喜歡小孩的人。
簡冠盈:
大家好,我是冠盈。我自己的媽媽後來過世了。在整理他留下來的東西時,我發現自己其實並不真正了解他生命中的某些部分。所以,我覺得透過拍攝媽媽這個主題,某種程度上也讓我有機會更認識母親這個角色,以及他可能會面臨哪些挑戰與困難。我們是先拍《黑袍樂隊》,之後才拍這部片。當時和製片統籌 Sally 討論時,我們很希望不要總是用苦情的角度去拍攝移工議題。我覺得他們都是很認真生活的人,也希望大家能夠透過影片,看見他們認真生活的那一面。
黃麗如:
大家好,我是黃麗如。我和鄭治明是在女英雄日認識了菲達蒂,我們第一部拍他的作品是《菲達蒂的小套房》。當時我們第一次拍攝他的故事,是因為他住在台中東協廣場附近,他非常開放地邀請我們到他的房間,和他一起吃東西。他的手藝非常好,我們一吃很驚訝,想說怎麼會這麼好吃,和外面吃到的東南亞料理很不一樣。所以我們就一直去找他,慢慢地和他熟悉起來,後來也開始拍攝他在台中生活的空間與故事。
鄭治明:
大家好,我是治明。在拍攝菲達蒂之前,我們其實已經拍過兩部與移工有關的作品,不過之前的主角都是男性。《菲達蒂的小套房》和《我家有棵芒果樹》是我們第一次有機會拍攝女性角色。而且,菲達蒂後來也不再只是以移工的身分生活,他逐漸成為一位創業者和藝術家,能夠在台灣生活。這樣的角色很難得。因為我們以前拍攝的移工,可能還在工廠工作,或是受到很多工作條件的限制;但菲達蒂已經能夠比較獨立地生活,也可以自由往返台灣與印尼。所以,我覺得這是一種很特別的生命狀態。
菲達蒂:
大家好,我是菲達蒂。一開始認識他們的時候,他們來拍攝我,也有其他人來過,所以我對這件事並不覺得奇怪。我也希望能讓大家知道更多外國人在台灣生活的故事,尤其是比較正面的故事。因為我聽過很多不好的事情,也看到一些負面的報導。但我覺得,如果大家能夠一起生活、互相努力,就會發現我們其實是一樣的,也都應該享有自由。台灣有很多和我們一起工作的夥伴,我不希望大家一直放大那些不好的事情,而是能夠看見彼此一起生活的樣子。
主持人:
我在觀看這兩部片時,其實有很深的感觸。除了兩部片都與移工有關,也涉及女性的生命經驗,所以我會特別從性別的角度來觀看。母親這個身分,其實是很多女性電影都會處理的主題。但當它放在台灣與印尼之間的跨文化脈絡裡,就會呈現出不同的面向。移工在台灣生活時,有時會受到一些刻板印象的影響,母親這個角色本身也可能被某些刻板印象限制。不過,這兩部電影都讓我們看見非常立體的人物,而不是只看見某一種身分。在拍攝過程中,你們有沒有一些性別相關的思考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李依靜:
拍攝這部片時,我們後來決定,進入現場的工作人員都必須是女性。負責剪輯的團隊成員原本其實是擔任攝影,但因為他是男性,而拍攝地點又是女性庇護所,裡面住著一群懷孕的女性,所以當他第一次進入現場時,就明顯感受到移工媽媽們有些不自在。雖然他們沒有直接說出來,但這個反應還是讓我們注意到了。因為一開始的田野調查也是由他負責,所以回來之後,他和我們討論,認為應該找女性攝影師協助。我們才找到現在的攝影師念樺加入團隊。從那之後,我們進入庇護所拍攝、與移工媽媽互動時,團隊都由女性組成。在拍攝過程中,我們也經常遇到一些很特別的情況。例如訪談進行到一半時,可能會有小朋友哭鬧,媽媽們就必須暫停訪談,去餵奶、換尿布,或是先把孩子交給其他人照顧,才能繼續接受訪談或拍攝。這些都是我們在那個空間裡實際遇到的事情。一開始,我們其實沒有想到團隊裡最好不要有男性工作人員進入。當時可能以為沒有關係,但直到親身感受到媽媽們的不自在,才意識到這件事。後來換成女性工作人員進入現場,整個拍攝過程順利很多。因此,在後續的製作過程中,我們所有男性工作人員其實都沒有直接和這些媽媽碰過面。
簡冠盈:
拍攝時我們曾經跟著媽媽們一起去產檢。在路上,每個人的語言能力不太一樣,因此中文比較好的人,會幫忙向其他人解釋現在發生了什麼事情,或是告訴他們產檢時需要注意的事情。在庇護所裡,媽媽們也會互相幫忙照顧孩子。如果有人需要去忙別的事情,可能請其他媽媽幫忙照看一下小朋友。所以,這種彼此支持、互相幫忙的力量,也是我在和他們相處時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
主持人:
謝謝你們這麼詳細的說明。我之前也讀過一些訪問,裡面提到這個全女性的空間。剛剛你們也提到,尋找女性攝影師其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這可能不是一個特別被拿出來強調的問題,但我覺得它很值得持續討論。
黃麗如:
剛剛治明有提到,我們以前拍攝的都是男性移工,包含菲律賓、泰國等不同國籍的移工。後來接觸菲達蒂之後,我們才真正走進一群跨國工作者的生活空間。來到菲達蒂小套房找他的,大多是在台灣工作的女性。他們很多人已經結婚、有小孩。尤其當時正好遇到疫情,有些人已經很久沒有回家,可能三年、五年都沒有回去,只能靠視訊維繫和家人的感情。當你問他們為什麼不回去時,才會發現,回家其實也是另一種壓力。因為回去可能要花更多錢,原本辛苦賺來的錢很快就會花掉。在那個女性的生活空間裡,菲達蒂很像一位大姊姊,甚至有點像大家口中的神婆。很多人遇到感情問題、家庭問題,都會到他的小套房找他,希望他能給一些建議。但菲達蒂自己其實也有煩惱,卻不一定有人可以幫他解決。所以,我們看見了一個女性彼此照顧的空間。很多人下班後或假日會聚在一起,互相陪伴、支持彼此。我覺得,這種能夠彼此支持的關係非常重要。
主持人:
也想請問《我家有棵芒果樹》的導演,關於女性在海外工作的經驗,你們有沒有特別的觀察?
鄭治明導演:
我們之前拍攝男性移工,後來也開始拍攝女性家事移工。因為他們住在雇主家裡,所以有時候會遭遇一些特殊的處境。片中就提到菲達蒂曾經被性騷擾的經驗。我們一開始就聽菲達蒂談過這件事,但如何把這段經驗呈現在電影裡,是我們思考過的問題。比起直接談論,或是一直追問菲達蒂當時發生了什麼事,透過他的藝術創作來轉化這段經驗,是一個很有力量的方式。因此,片中以黏土來呈現這段經驗,這就是我們當時的考量。這也呈現了女性到國外工作時,可能需要承受的一些代價。
主持人:
我很喜歡剛剛大家提到的女性空間,以及彼此互相照顧、互相支持的關係。這也是我觀看時覺得很有性別意義的部分。《我家有棵芒果樹》裡有一幕,是菲達蒂和同鄉在房間裡聊天,談到感情的事情。當下大家可能會一起抱怨,或是覺得自己好像被騙了。這些其實都是不太好的經驗,但他們可以彼此分享,也能夠互相支持。我覺得那是一個很溫馨的場景,也呈現了女性之間很特別的生命經驗。
Q1:我想請教《飛機飛過的時候》。這部片與群眾服務協會合作。以我對協會的了解,他們對這部片應該有很明確的需求,也可能對作品的用途有具體設定。所以我想知道,在合作過程中,有沒有發生什麼磨合?
例如尋找受訪者的過程是否花了很長的時間?
另外,我看到最後的片尾字幕,似乎也有提到版權屬於協會。想請問這段合作過程中,有沒有什麼比較有趣的經驗?
李依靜:
其實不太算是磨合,反而是拍攝紀錄片時必然會經歷的過程。例如,我們當時確實需要拍攝四位移工媽媽。雖然現在放映的版本裡只有三位,但最初的規劃是四位。當時是由 Sally 先協助我們認識一些移工媽媽,再從中找出比較能接受拍攝、也願意讓作品公開放映的人。不過,每一位媽媽、每一位移工都有自己的人生規劃。有些人原本答應可以接受拍攝,但過了一個星期,可能就決定要回印尼,不再留在台灣。因此,更換受訪者的過程,其實就是我們不斷與協會、Sally 討論和協調的過程。但在內容呈現上,例如作品應該包含哪些內容、要如何敘事,基本上都是由我們自由發揮。女性影展放映的版本,也完全由我們全權負責處理。雖然版權屬於合作單位,但他們給了我們非常大的創作空間。所以現在大家看到的版本只有三位移工媽媽,是因為經過討論後,我們認為這樣的呈現方式和敘事結構,更能讓觀眾理解故事的脈絡,也比較不會如最初版本的內容較容易打斷情緒。整個合作過程中,很感謝群眾服務協會的陪伴與信任。他們並沒有要求我們一定要怎麼拍、一定要呈現什麼。他們唯一比較明確的要求,就是至少要有一個超過十五分鐘的版本提供給他們。除此之外,他們給了我們很大的創作自由。
Q2:請問《我家有棵芒果樹》,菲達蒂前年回到印尼時,和自己的孩子見了面。當你和孩子這麼久沒有見面時,你怎麼看待你們之間的關係?
菲達蒂:
我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和孩子講電話的機會很少。所以我在影片裡也有提到,我很害怕孩子會叫我姐姐,因為他可能不認識我。那個時候,手機還沒有像現在這麼普遍,也不是每個移工都能使用手機,可能一個月只能用家裡的電話打一次電話。所以,準備回家的時候,其實非常緊張。我怕孩子不認識我。可是,當我回到機場時,孩子遠遠看到我,就開始叫我媽媽,甚至哭了起來。
原本沒有想到他還認得我,也沒有想到他會叫我媽媽。因為我離開他的時候,他還很小,大概只有兩歲。一直很擔心,孩子會不會把我的妹妹當成媽媽。所以,我很感謝我的爸爸、媽媽和妹妹,因為他們幫忙照顧孩子,也會給孩子看我的照片,告訴他這是媽媽、這是阿嬤、這是阿公、這是阿姨。所以孩子一直都知道我是他的媽媽,讓我很開心。現在孩子越來越大,我們主要透過手機聯絡。但孩子長大後,想法也會不斷改變,所以有時候要溝通並不容易。有時候打電話也會吵架,但至少他們還是認得我,知道我是他們的媽媽。
觀眾分享:這次的兩部片,讓我們對移工的想像變得更加豐富。過去大家對移工可能有很多刻板印象,媒體報導也經常比較負面,不論是對台灣社會,還是對移工本身。但這兩部片呈現了移工在台灣生活的經驗,以及回到家鄉後所面對的問題,讓大家能夠更貼近地理解他們的處境。這對未來的移工政策,以及我們如何對待移工,都會有很大的幫助。所以再次謝謝兩位導演。
Q3:拍攝這些議題之後,有沒有什麼想要進一步回應的?台灣現在確實有一些相關討論,但有時候在網路上,也會看到比較負面、帶有偏見的評論。很好奇,你們希望透過這些作品,帶出哪些後續的討論?或者,有沒有什麼方向是希望大家看完電影之後,可以繼續思考的?
李依靜:
如果有機會認識一位移工,或是一位從國外來台灣工作的人,我覺得大家可以先記住他的全名。如果看完電影後,不知道可以怎麼做、怎麼接觸這個議題,這就是一件可以先開始做的事情。因為台灣高齡化之後,會有越來越多家庭需要聘請看護工。我們可能習慣叫他們「阿弟」或其他稱呼,但其實可以試著叫他們的全名,或是他們希望被稱呼的名字。這是每個人都能做到、也很容易開始的一個小小改變。畢竟,要在網路上和那些可能散布謠言、發表負面言論的人爭論,有時候真的很痛苦,也會傷害自己的心情。所以,可以先從認識身邊任何一位來台灣生活的人開始,傾聽他們的生命故事,並且好好地稱呼他們。這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事情。
簡冠盈:
之前進行田野調查時,我曾經詢問一位在看護工工會工作的人:如果政府提供移工心理支持的方案,會不會讓他們的身心狀態更健康?他的回答讓我覺得很有啟發。他說,其實只要移工能夠正常休假,可以利用休假的時間建立自己的人生,過正常的生活。所以,在目前的勞動條件下,如果沒有先處理最根本的問題,只是另外提供心理支持,好像還是沒有真正給予他們最需要的幫助。至於網路上的爭論,如果我們知道正確的資訊,就可以把這些資訊分享給願意聆聽的人。例如,有些人會擔心,移工懷孕之後,原本接受照顧的雇主是不是就會完全沒有人照顧。但實際上,依照現行制度,移工知道自己懷孕後,可以申請轉換雇主。在這個過程中,原本的雇主也可以申請其他人來接替照顧工作。不過,申請過程中仍然可能出現照顧人力的空窗期。所以,如果政府能投入更多資源,處理這方面的問題,會是很好的方向。目前長照 3.0 對於二十四小時看護需求的安排,仍然有需要持續討論與改善的地方。
黃麗如導演:
其實我們一路拍攝這幾部作品,最後都希望回到人的本質。我們都是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
跨國工作者來到台灣,協助我們的產業與家庭,很多人可能二十歲左右就來到台灣。也就是說,他們在最年輕、身體最好、最有活力的時候來到這裡。接下來的十年,他們可能都在幫助我們照顧家庭,或是支撐不同的產業。其實,只要想一想自己二十歲時在做什麼,就比較容易理解他們的處境。二十歲的時候,大家都有夢想,也會期待自己的未來。因此,我們應該給予他們合理的工作條件,包括剛剛提到的休假權益。我們拍攝這些作品,也是希望還原他們原本的樣子。並不是一開始就被定義成「移工」。他們也有自己的成長經歷、夢想,以及來到台灣之前的人生。例如,他可能從爪哇來到台灣,在家鄉經歷過什麼事情、學過什麼、遇見過什麼人,這些都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很容易把一個人簡化成「來台灣工作的人」,只看見他每天從早上六點工作到晚上幾點,卻沒有真正看見這個人的樣子。我希望我們的電影可以讓大家看見,每一位移工首先都是一個完整的人。這是我很小的一個心願。
菲達蒂:
我自己的故事是,一開始也是以移工的身分來到台灣,現在則成為一位專業工作者和藝術家。我第一次來台灣的目的,就是為了賺錢、幫助家裡改善生活。因為我們家並不富裕,生活比較辛苦,所以希望來台灣工作之後,可以讓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變得更好。但後來,我的想法慢慢改變了。每個人都不一樣,不是每個人都會和我有一樣的經歷。當時我做看護工作,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時都要照顧阿嬤,但如果努力尋找機會,還是有可能利用一點點休息時間去學習。利用那些時間學習,慢慢接觸藝術,最後成為一位藝術家。其實,我以前也沒有想到自己有這樣的能力,但當我願意努力、願意學習,就慢慢走到了今天。所以,我覺得人生是有可能改變的。當然,每個人的條件都不一樣,但只要有機會,就可以慢慢學習,讓自己有不同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