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影展33 │ 10/18《莫那岡貝》+《桑比贊加》映後延伸講堂文字紀錄
片名：《莫那岡貝》+《桑比贊加》
場次：10/18（日）13:30 光點華山一廳
主持人：策展人 陳慧穎
與談人：安努奇卡・德安德拉德 Annouchka de Andrade
恆達・度卡多斯 Henda Ducados
口譯：Sandy
文字紀錄：楊昀鑫
慧穎：謝謝大家來到《莫納岡貝》與《桑比贊加》的放映，這楊昀鑫場同時也是我們的莎拉・馬爾多羅焦點影人延伸講堂。那我們就歡迎安努奇卡和恆達。
莎拉・馬爾多羅的創作從 1969 年一直到 2009 年，創作經歷非常豐富。他是法籍導演，但從作品中也可以發現，他的創作根植於黑人的意識，在地域上則非常跨國界，甚至是跨文化的。
他的創作經驗來講，除了電影之外，他的丈夫馬里奧平托德安德拉德（Mário Pinto de Andrade）是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MPLA）的精神領袖，兼首任主席。所以馬爾多羅同時長期關注與投入於安哥拉獨立戰爭，甚至是泛非洲的獨立運動，和政治的關係非常緊密。除了政治，也和很多詩人、文學家以及知識分子往來密切。
也許這場講座我們先從比較個人的層面開始：身為與「反殖民電影」、「革命電影」這些稱號連結在一起的馬爾多羅的女兒，你們從小是怎麼看這位母親的？這段成長經驗又帶給你們什麼？
恆達：午安，大家好。非常感謝大家來看片。這兩部片對我的家人來說非常重要，因為我的母親是透過我的父親，才認識安哥拉的自由抗爭。我父親本身也是自由鬥士、安哥拉獨立運動很重要的領袖，當時安哥拉正與葡萄牙交戰。這部片是根據一位安哥拉作家的小說改編的。不過因為時間的關係，我想先談談我們家裡的狀況，談談成長在這樣的一位母親身邊是什麼感覺。
我的母親身為導演，從小我就看到他非常願意為了拍片冒各種險，他不是一個普通的媽媽。小時候我覺得他很奇怪，因為他和別人的媽媽完全不一樣：頂著一個大大的黑人爆炸頭，穿牛仔褲、穿靴子，很前衛。那時候我覺得，我媽媽怎麼這麼奇怪。
跟這麼有創意的媽媽一起長大，有很多讓我印象深刻的事。比如小時候有一次，作業是要寫一篇小論文，可以請父母幫忙。結果我媽媽幫我寫，我拿到了 A！同學都非常好奇，想說怎麼會寫得這麼好。那時我才發現，原來我媽媽的文字能力非常強，他根本是一位詩人，很會處理文字。
所以成長過程中，他就是這樣有創意、注重美學，也常常帶我們去看電影、看畫展。像是他準備拍片的時候，會帶著攝影指導先去美術館或藝廊，指著畫跟攝影師說：「你看這幅畫，這個色調就是我下一部片想要呈現的。」所以他是一位非常注重細節、非常細心、有創意，也有藝術氣質的媽媽。
慧穎：好，在正式聊今天放映的《莫納岡貝》和《桑比贊加》之前，我也想先特別聊聊阿爾及利亞。阿爾及利亞是莎拉・馬爾多羅真正開始電影創作的地方。他在那裡參與了非常經典的反殖民電影《阿爾及爾之戰》，也在那裡開始了他的首部作品，也就是大家今天看到的《莫納岡貝》。電影的內容設定在安哥拉，但其實是在阿爾及利亞拍攝的。
除此之外，他在這段期間也前往幾內亞比索拍攝了《Guns for Bunta》（中文暫譯《班塔之槍》）。這部作品現在的狀況是佚失，但應該是他的首部長片。想請兩位聊聊，阿爾及利亞這個地方，對母親開啟創作有什麼重要意義？
安努奇卡：我們之所以會到阿爾及利亞，主要是政治的理由。阿爾及利亞是非洲革命非常重要的地方，我父親身為非洲獨立運動的領袖，阿爾及利亞非常歡迎他。
我的母親就是在阿爾及利亞開始他的拍片生涯。他在當地參與協助的第一部片是《阿爾及爾之戰》，一部非常重要的大作。後來他自己也開始製作電影，由阿爾及利亞政府出資，目的是為了要支持安哥拉獨立運動。
那時是冷戰時期，對阿爾及利亞這個國家來說，他們希望在世界影壇佔有一席之地，所以開始贊助一些國際導演，像是法籍導演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的《Z》，還有我的母親等等，都是得到阿爾及利亞政府的贊助。
後來我母親拍了《莫納岡貝》，這部片在柏林等國際影展得到肯定。受到這樣的鼓勵，他決定拍長片，也就是《Guns for Bunta》。我母親是第一位在幾內亞比索拍攝抗爭的黑人女性導演，也是第一位在非洲拍攝的黑人女性導演。
很可惜，《Guns for Bunta》的底片已經遺失了，我們一直找不到。希望也許幾年後找到的話，可以再把這部片帶回臺灣來，我母親一生拍過45部片之多，其中有五部是失佚的。
慧穎：我也想稍微講一下，《Guns for Bunta》主要的聚焦點，是要拍女性在革命武裝運動中的重要性。這個面向也和今天看到的兩部片有所連結：不論是《莫納岡貝》還是《桑比贊加》，女性都佔據了關鍵的角色，尤其是《桑比贊加》。也許可以請兩位分享一下，為什麼莎拉・馬爾多羅在包括《Guns for Bunta》和這兩部片當中，特別強調女性的角色？
恆達：拍攝女性，對我母親來說非常重要。通常女性是大家沒有注意到、看不見的角色，想要從這個角度重新說這個故事，並確認女性在運動中扮演的角色有被大家認識、被大家看見。
像《桑比贊加》這部片的原著小說，其實沒有那麼強調女性的角色。主角是多明哥・沙維爾（Domingos Xavier），也就是我們在片中看到的這位，故事講的是他如何被關進牢裡、如何被折磨至死，那是原著的主線，重點並不在他的太太瑪麗亞身上。但對我母親來說，他想把重點放在瑪麗亞，因為想藉由這樣的敘事，讓全世界知道女性在抗爭運動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另一個重點是，我們在片中也看到另一種生態系統：在整個獨立運動裡，女性是一個社群，他們會互相幫助。像我們在片子裡看到，瑪麗亞的孩子交由其他女性接手餵奶。但也有人批評，飾演瑪麗亞的這位女演員太漂亮了，「不像真正的非洲女性」。可是事實上，美學對我母親來說也非常重要。不只是要讓大家看到這場對很多人來說隱而不見的抗爭、這場往往由看不見的女性所領導的抗爭，同時也要用美學呈現出來，因為美學是我母親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這樣的性別觀點，在 1970 年代來說，是相當前衛的。
慧穎：《莫納岡貝》其實某種程度上可以被視為《桑比貝加》的前傳。這兩部片的關聯，除了剛剛講到女性都扮演關鍵角色之外，也都是改編自文學作品。這個面向也貫穿了他後續的創作，是否可以聊聊這部分？
安努奇卡：我母親自認是導演，而不是作家，所以在他早期的生涯裡，他總說：「我要把小說改編成電影，因為我有的是影像，我不寫作。」可是事實並不是這樣。他只是需要一點時間，在生涯的後期，他自己創作了非常多原創劇本，例如昨天大家看的《前進米蘭RAP上天》，就是他編寫的。多數早期作品皆改編自文學，他本來就是一個很好的讀者，讀非常多書、什麼都讀，而且有一種能力：讀一本書的同時，就能看出它可以成為一部好電影，並把它轉換成想拍的作品。
從我母親整個電影製作生涯來看，他早期的三部片都在描述爭取自由的抗爭運動，因為當時有一個迫切性，他認知到有責任去譴責那時正發生在安哥拉的事情，他有這個責任。在 1960 年代晚期到 1970 年代初期，電影若談到戰爭，幾乎沒有人提及非洲的戰爭，講的都是越戰，銀幕上完全沒有安哥拉正在發生的事。所以他感覺自己有責任必須這樣做。可是到生涯的晚期，他好像比較有自信了，所以拍的片子就更詩意、更有創意，也有更多他個人的想法。
慧穎：我有注意到，《桑比贊加》是 1970 年代的作品，但安哥拉的獨立戰爭是 1961 年到 1975 年，也就是說，這部片拍攝的當下，戰爭尚未結束；而片中的背景又設定在 1961 年，距離拍攝將近十年前。另外，這部片並不是在安哥拉拍攝，而是在剛果，片中好像有不少演員，其實就是實際參與過安哥拉獨立戰爭的成員。是否可以跟大家分享，在這個很特別的時間點拍攝這部片的意義？
恆達：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我就趁這個機會跟大家說明一下當時的時空背景。我猜現場觀眾大概都是 2000 年左右出生的，所以請稍微聽我「講古」一下。
我們知道，大部分的非洲國家都是在 1960 年代獨立，只有少數國家比較晚，像是受葡萄牙殖民的國家是在 1970 年代獨立，而安哥拉則是在 1975 年獨立；更晚的是南非，到 1994 年種族隔離制度結束才算真正完全獨立。講到安哥拉的獨立運動，可以說是從 1961 年開始。而這部片本身是一部劇情片，但藉由劇情片，它反而與現實產生了互動關係，等於是推動了安哥拉獨立運動的進程。
接下來我想談團結的重要性，尤其「團結」這件事如何在這部片籌備拍攝的前期便扮演重要角色。安哥拉正在戰爭當中，所以沒有辦法在那裡拍片，只能在鄰國拍攝。於是剛果政府說：「好，我們願意無償提供你所有的後勤、所有的需要，以及本地的製作團隊」。所以片子裡我們看到用直升機拍攝河流的場景、以及當地社群的參與，這些都是因為剛果政府的協助才得以達成。
另外一個我覺得很重要、也相當前衛的點是：拍這部片的時候，他沒有資金可以聘請專業演員，所以片中我們看到的所有人都是素人演員，大部分的人甚至是這場運動的同志、參與抗爭的鬥士，以及同情這場獨立運動的人，所有人都是自願演出。
除此之外，馬爾多羅另外冒的一個風險就是：因為大家都不是專業演員，而且每個人都講自己最熟悉的語言。所以像片子一開始，我們看到有些人講葡萄牙語，有些人講剛果當地的林加拉語（Lingala）等等，每個人講的都是不同的語言。我覺得可以說：在實境節目出現之前，莎拉就已經在拍實境節目了！雖然大家都有劇本，但大家都可以依照自己感受自由發揮。很誇張的是，導演本人對這些語言一句也聽不懂，他只會說俄語和法語。但這部片最終仍為這場運動盡了一份心力，因為它讓大家看到這場獨立運動的影像，讓大家認識這場未被知曉的運動。雖然這是一部劇情片，但這也是當時唯一一部電影，讓安哥拉獨立運動得以被世界看到，讓世界認知到這個事實，它也促成了獨立運動的進行與最後的成功。
慧穎：最後一個問題，想請問安努奇卡。你在 2018 年創辦了「莎拉・馬爾多羅與馬里奧・德安德拉德之友協會」（The Friends of Sarah Maldoror and Mário de Andrade），並擔任執行總監。兩位長期透過電影修復、文獻歸檔、編輯翻譯等工作，保存與推廣雙親的作品。是在什麼樣的契機下決定成立這個協會？而我們這次放映的11部馬爾多羅作品當中，即有八部是修復作品，比例非常高。可以分享一下近年推動影像修復的心路歷程嗎？
安努奇卡：我本人一直都在電影領域工作，我也同時跟我母親一起工作。一開始我是他的秘書，後來變成他的助理，到最後，他的最後兩部片其實都是我製作的，所以我們的合作關係其實是很緊密的。
在我母親的晚年，我開始感覺他的片子放映的頻率沒有那麼高了，所以有點擔心，大家會不會忘記他的作品？差不多在這個時候，我們收到一封來自馬丁・史柯西斯導演的信，他有一個基金會，專門在修復世界各地的電影。
2017 年我母親收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們雖然非常感激，卻不得不告訴對方：很可惜沒辦法做到，因為當初連《桑比贊加》這部片，我們沒有拷貝，也沒有原始素材的，版權在製片人手上。所以那時候我跟妹妹就決定：我們要成立一個以我父母兩位為名的協會，目的就是保存他們的作品，並繼續推動他們作品的生命。
成立協會之後，我們開始收集、歸檔所有的文件，把所有的劇本、影片拷貝和版權盡量收回到我們手上。也很感謝馬丁・史柯西斯團隊的協助，我們才有辦法取得一些原始底片。可惜的是，2020年剛好是疫情期間，我母親因為新冠疫情過世，他生前並沒有辦法看到自己的片子《桑比贊加》修復後的樣子。
之後我們持續尋求資金，一步一步修復他的作品，因為還要製作字幕，要有英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字幕。四年之內，我們終於修復了12部片，這個數量還算不少。
慧穎：真的非常感謝協會的推動。除了影片修復之外，也可以看到全世界很多重要機構紛紛推出莎拉・馬爾多羅的專題放映。正因為兩位非常努力的推動，讓大家，甚至在臺灣，都能看到莎拉・馬爾多羅非常精彩的作品。今天下午接著還有一場他的作品放映，如果大家有興趣，歡迎一起觀賞，兩位也會再度出席映後 Q&A，謝謝大家。
安努奇卡：最後我也想特別謝謝台灣國際女性影展，因為這是亞洲第一個為母親莎拉・馬爾多羅策劃致敬專題的影展，謝謝你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