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名：《行動代號：躺》
場次：10/26（五）12:40 光點華山一廳
主持人：謝以萱
與談人：導演 寶拉．杜里諾瓦 Paula ĎURINOVÁ
口譯：林若瑄
文字紀錄：周妙芊
主持人：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這部片的導演Paula ĎURINOVÁ來到現場，與我們進行映後座談。我自己非常喜歡這部影片，也看了很多次，每一次都有滿不一樣的收穫和發現。這部片子對我來講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它雖然在講一個我們現代人都面臨到的「過勞」或「焦慮」狀態，但在電影語言裡，它留下了非常多的模糊或空隙，讓我們可以在裡面，不論發呆也好，或從裡面找到一些有趣的地方與意義。
請 Paula 跟我們聊一下，她決定要拍這部片的契機，以及是什麼樣的原因讓她想要開始做這部作品？
杜里諾瓦：謝謝主持人的提問。這個拍攝計畫其實我已經進行了很多年了。最初是從我自身的過勞與倦怠經驗出發。後來我發現，我好像需要把自身經驗放進更大的脈絡裡，於是就開始讀一些關於人們過勞經驗的文章，特別是從政治層面出發去思考過勞這件事的文本。
在構思影片的過程中，我也有在柏林參與一些互助團體或意識覺醒（意識提升）團體。我們分享彼此的個人經驗，也特別從反思資本主義社會的角度出發。我那時候覺得，自己好像一直被制約，一直在怪罪自己沒有辦法跟上資本主義社會的步調，因此產生很多焦慮。我想把這樣的焦慮轉化到影片中，去談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為什麼無法命名這種狀態？我想創造一個空間，讓我能找到命名這個狀態的語言。
我發現自己在製作這部影片的過程中，總是會回到最初影響我的那段文字。那個文本對我而言像是定錨一樣，縱然歷經多年的拍攝與不同經驗，我好像一直仍圍繞著那段文字。
主持人：可以追問一下是哪一段文字嗎？
杜里諾瓦：其實有三段文字，也都出現在影片當中。第一段是從敘事者的敘述中講出的，是從一本書摘錄的。
這本書是《Depression: A Public Feeling》，討論的是憂鬱症的一種公共性，或者說是一種共有的感覺。它想要講的概念是，似乎透過抒發自己的感覺，就能達到一種政治目的。簡單來說，是一本探討憂鬱症的政治性與社會性的書。書中也包含許多個人回憶與自述，也有分析性的文章。它深深影響了我製作這部片的出發點。當時，我對其中一句話特別有感：「我們好像都過於焦慮了。」書裡提到，焦慮是一個公開的秘密。社會體制希望維持每個人都焦慮的狀態，而這種個人焦慮會讓我們覺得自己失敗。但當我們意識到這點之後，就能開始覺察自身狀況，並開始抵抗。
主持人：電影中有趣的地方在於，它呈現出一種非常個人的狀態，但同時又是集體的。導演在片裡做了一個有趣的對照處理，一段是人物集體談話的過程，另一段是街頭抗爭畫面的組合。我想請導演分享這兩種既私人又集體、同時帶有強烈行動主義與政治意味的片段，是怎麼處理的？
杜里諾瓦：我覺得結合私人與公共影像的想法，來自於我在柏林居住的經驗。這部片主要在柏林拍攝。我想呈現柏林這座城市如何被移民與酷兒群體逐漸改變。過去幾年我們看到以巴衝突、巴勒斯坦問題，在柏林街頭抗議的群體多是移民與酷兒。德國政府對抗議仍有些壓抑，因此這些人更想走上街頭，因為他們可能是失去最多的一群人。我想透過他們如何改變城市氛圍的過程，呈現城市中新記憶的形成。
在影片中，我也想探索記憶與經驗不斷被生成的感覺。在拍攝過程中，我注意到城市裡有些重複的事物正在改變與被記錄。我在這幾年也開始產生一些憤怒情緒，在互助團體中我們也討論了很久。一開始我想呈現憤怒、警察暴力的畫面，但後來覺得更需要拍攝人們如何集體思考抵抗的策略，以及（透過）更廣大的社會運動影像，呈現人們聚在一起思考如何改變社會與權力結構（這件事）。
Q1：我非常喜歡這部電影，想問導演當初是怎麼找到片中四位角色的？
杜里諾瓦：第一個我接觸到的是Eliana，她是我好友。有一天她跟我分享過勞與倦怠的感覺，那天我也拍了下來。我們因而產生很深的連結，即使剛認識不久，卻很有熟悉感。後來我透過朋友認識另外兩位被攝者，他們都很喜歡這個影片的概念，也想透過分享個人經驗找到更大的命題。
這算是互助團體吧，我一開始邀請七個人，是一個比較大的團體，一起來互相討論這個題目，但後來發現這個比較大的團體氛圍沒有那麼好，運作得沒有那麼順利，因此後來是這七個人中留下四個人，形成一個比較小的團體。之後運作得比較順暢，我後來也加入了一些文本，讓大家一起討論、也有讓大家一起做一些練習。這些人之前是不認識的，是透過這個團體才認識彼此的。
拍攝互助團體的概念，也源於我在柏林參加一些團體的經驗。但是我那時候沒有想要直接拍攝我正在參與的這些團體，因為我覺得那好像是一個很入侵的事。主要是我不想要去破壞一個已經在進行的團體的氛圍，因此我才重新邀請一群人組成團體。好像從片中還滿明顯的可以看出來，我就是想要組成一個新的團體，然後在這個團體中，想要探討如何幫助彼此抒發、探討如何用不同的方式拍攝，讓我們想要探討的主題更被呈現出來。
Q2：請問導演怎麼處理聲音？焦慮的感覺好像透過聲音特別明顯。第二個問題是，導演之前有說過剛拍完這部片時，好像沒辦法抽離去看它，但過了一段時間後，現在您再看有沒有不同感覺？
杜里諾瓦：我一開始看素材時，好像還滿直接的，就突然想到了一個音樂作曲家Lenka的音樂，便很想要把他音樂中的這種聲響放進去。我一開始也是想要玩一個概念，也就是讓有些聲音元素，像在這個片中經歷了一些成長跟改變。一開始有一些聲音，我想讓它們感覺是有點敵意的，甚至好像有點破壞性的。但漸漸的，我想讓這些聲音變成是它們能夠陪伴被攝者的。我想要玩這些聲音的層次（的過程），有點像是在創作，或可以說是再一次的改變，像是這些聲音漸漸能夠陪伴被攝者的感覺。
我在做聲音設計時，也想建構城市聲音。我上一部作品是關於大自然，那時候我已經建立好一個大自然的聲響，但這部片是城市，所以這次我想建立城市聲響。我後來就覺得，我想要從比較主觀、個人經歷城市的這個方式出發，片中聽到的聲音，可能是這一位被攝者他感受到、他聽到的聲音，不見得是客觀城市環境中會出現的聲音。有些也可能是他記憶中場景的聲音，在某一些時刻那些聲音又跑回來。
我在今年上半年密集剪輯這部片，同時製造出新的影像跟新的聲音，這個過程是非常有流動性的。但是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很快速的過程，那時我和剪輯師Deniz一起合作。我們合作的方式很好，但那時真的是時間很緊迫，我好像無法好好的沉澱下來，思考這些影像跟聲音，要做什麼更深度的的串接。
那我覺得這部片可能有十種以上的、不同的路徑跟可能性，但我在剪輯的當下，因為時間緊迫，沒辦法去探索那麼多的可能性。很多決定都已經定好了，好像也只能這樣下去。現在回頭看，當然比較冷靜下來了，我也覺得當初的決定好像其實是對的，對於那時的工作過程，也覺得滿開心的。對於我如何找到自己的電影美學，在這個過程也教會了我很多。
Q3：請問導演在創作過程中，對於男性與女性兩者在憂鬱的這個集體性，或政治性上，有沒有發現一些特別的觀察跟差別？為什麼在片中，我們可能看到的是女性的觀點居多？
杜里諾瓦：對於男性跟女性如何去經歷，或是感受憂鬱的狀態有沒有什麼不同，我好像很難下註解。對我來說很難去辨識，但在影片中，正如您所說的，我的確好像採取了比較多女性跟酷兒族群的觀點。
對我來說，這個過程是滿自然而然發生的，因為我當初就是想要一些能夠傾聽他人、能去深刻自省的一群人合作。尤其是，對於我們「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下如何被影響」，已經有一些省思的人。好像很自然的就找到了女性跟酷兒，或許是個我沒有意識的決定吧。
我那時還覺得，我必須要去探討大家共同感受到，「正在失去一種主控權」的感覺。而我認為這種失去主控權的感覺，當然也可以發生在各種性別的身體，也可以是男性的身體。片裡團體中的Sam是一位男性，他會加入是因為他有很深刻的、更多關於憂鬱症的經歷。對我來說，好像很難去回應，男女經歷這件事情有什麼差別，但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希望加入這個片子的人，都是有能力去反思以及傾聽彼此的人。
最後我想要謝謝各位觀眾來，也想要謝謝女影邀請我。我覺得剛才跟大家一起看這個影片是一個很特別的經歷，好像跟大家也產生了一些連結，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