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藏不是每天都有：酷兒政治、酷兒歷史與酷兒影視何不多做點實事
文 / 蘇致亨（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生）
酷憶似鏡，取其字義就是酷兒回憶似明鏡，用意在反照自身。
因此，雖然單元論述旨在介紹別人拍的電影，我還是想從個人經驗開始談起。身為社會學出身的同性戀，對「酷兒」二字的愛恨交織，宛如一場回憶殺。曾經，學院裏外「酷兒」作為一種前綴語，代表前鋒——酷兒理論，酷。酷兒電影，酷。酷兒國族主義，在這個作為民族主義理論實驗場的臺灣更是酷上加酷。
只是曾幾何時，這樣的「酷兒」也成了老掉牙的謎霧。在我失言以前，且讓我先談談「酷兒」曾帶給我的美好養分。身為修過性別社會學的女性主義者，過往臺灣從民主化到新電影，各種把光環集中在異性戀男士的英雄敘事重複到令我厭煩；而對所謂「婦女運動」的貢獻，我竭誠尊敬，卻仍感覺這法制化保障的倡議路線多少有點「中產階級」的菁英口味。
這時候，酷兒理論登場了。它左打保守女性主義的恐性態度與對性傾向議題的忽視，右攻「乖寶寶同志論」那種只以中產陽光男同志為尊，交友軟體搞得比政治人物選舉看板還良善的社會形象：我們（跟這異性戀社會）沒有不一樣，我們跟你們都一樣，我們拒C、拒肥、拒老，我們也討厭雜交、毒蟲、愛滋、猴痘和各式各樣的「禍源甲」，因此我們值得「驕傲」。
酷兒的一切都在告訴我們，這世界不是這麼運作的：是那些你們最討厭的邊緣畸零怪胎秀，在政治或創作上勇敢成為先鋒，才實際開拓後人得以享受到的「自由」邊界；是那些你們看不順眼的美學和道德「實驗」，藉由魑魅魍魎們的一再「出櫃」，才讓我們回頭反省意識自己其實有所匡限的品味。
既然酷兒這麼讚，為何最後也有窮途末路之感，聽見「酷兒」只會使我冷感？大抵是因為，許多自居「邊緣」的人事物，真正在意的，並非與當事者一起脫離邊緣，反而更享受「邊緣」能帶給這些代言人的光環和方便。往往只有三分證據，卻要說成三百分的話；喜歡套用些虛懸概念，搭配上找不到主詞動詞的西式語句，但那些自詡進步的言行或創作，卻沒能帶來任何實質權力改變。然而罵人也是罵自己，這些我所討厭的，恰恰也是我不經意具備的壞習慣。
但我知道，在虛榮心的彼端，我們卻也真心好奇：那真正的權力分析長怎樣？真正有所推進的觀點在哪裡？真正能帶來共感的創作是什麼？有了這意識，你開始慢慢看穿很多人都在「做虛的」，有種內在初衷已死、習慣打腫臉充胖子的虛假情感和論述在這「酷兒圈子」不停流竄。看似乘風逐浪，卻始終沒想搞清楚方向，這種學術、政治和美學創作成果，往往就是從一條死路，走進另一場僵局。
跟著走過幾趟冤枉路後，我才發現我的信念是：當你真正心懷推動改變的目的，你才能更精確地盤算實際的策略和權力分析。當你真的有話要說，有事想做，困難複雜的事物自然會變得簡單而有趣。在這樣的視野下重新理解「酷憶似 鏡」，我們便不只是「為了過去本身」而回到過去。回望酷兒歷史，無論是自身經歷或他國案例，都是為了廓清酷兒政治下一步前進的方向和希望所在。
只可惜，寶藏男孩和寶藏女孩不是天天都會出現，寶藏故事也不是。我們總期待能撿到真正的寶，但這並不容易。而說實在的，也沒什麼獨門秘訣，唯勤而已。偏偏前綴酷兒的創作，在我看來最容易少的一味，就是勤。倒是我們這些賤人最不缺的，就是矯情。所以，若有人撿到寶，但沒把故事說好，我們會傷心。但前綴酷兒的創作，更常有的毛病，是明明沒撿到寶，卻硬把自己的經驗捧得多高。這種，我們會噁心。所以我們能做的，就是當自己心中的寶藏出現的時候，用力推廣、好好珍惜。
這次女性影展的酷兒單元，就有幾部對我而言是真正撿到寶的經典。重訪酷兒歷史，有雪瑞兒・鄧兒在1996年以偽紀錄片形式告訴你：為何我們該尋寶，真能找到寶那該有多好的《尋找西瓜女》；同場放映她的《來自非洲的問候》，叨念跨越種族的蕾絲真愛難尋。
而非虛構的真實故事，往往比虛構更傳奇。已經榮登我人生摯愛紀錄片的，是《閣樓上的秘密》，故事主角之一民國女同志黃訥亭，一名移民海外的才女，曾被關進納粹的女子集中營，重返自由後，活躍於西歐及南美的同志文藝圈。這種寶藏故事，能以如此詩意的美學重現於世，實屬千載難逢。沒有一部電影不看會死，但這部看完後我真的死而無憾（男同志果然用字浮誇）。
同樣榮登人生摯愛等級的片單，還有早在三十年前就在教我們如何面對死亡與離別的《親愛的奶奶，晚安》，我看沒十分鐘就已開始在憋淚，導演有其獨門的幽默和感性。同場搭配她的經典短片《不自然的六幕喜劇》——1975年就想證明女同志也能宛如卓别林。在1987年我們則有《去聽美人魚唱歌》，今日也有Netflix上的漢娜・蓋茲比 (Hannah GADSBY)，誰還能說女同志不夠幽默？
誰是你的寶藏，這標準當然存於一心，也會因著不同人的不同經歷、生活處境和所處社群有所差異。《沙灘情事》從孫女回訪小村內祖父的死亡，談一個村子的保守如何使同性戀喪命；《他們的房間》從女子足球隊談女同志在喬治亞的現實與困境。這兩部同樣來自喬治亞的電影，要對話的大環境，是喬治亞極右派反同人士帶給當地同志運動的嚴峻考驗。我雖然身處環境過於自由而無感，但想必有觀眾能從面對最保守陣營的故事中獲得共鳴。
同樣身處戰鬥位置，我個人更力推的，是阿根廷的《身而為人》，對我而言，這是走在真正前沿的酷兒爭辯，告訴你什麼才叫「多做點實事」的酷兒政治。真正的革命現實，不用老是裝得義憤填膺；我們當然能一邊跟閨蜜意淫候選人一邊真心關注他們的政見。我們需要能關起門來說實話的小圈圈，聽出看似個人的愛戀難題，在什麼程度上其實算是公共議題。
當要從「性別政治」多爭取點酷兒能見性的時候，我們需要先好好想清楚，究竟那獨特的戰線和觀點在哪裡？只要言之成理，相信許多時候女性主義運動都是酷兒運動最有情義的援兵。酷憶似鏡，從我出生至今，這三十年的酷兒歷史確實有許多改變；但這三十年來，也有許多盟友的情誼從未止息，一如臺灣推動婚姻平權如何仰賴性別平等立法前鋒的經歷，以及走過第二十九個年頭的女影，都是我成長的重要回憶。從影展重建當代難能可貴的電影儀式體感開始，繼而我們重新摸索自己的笑點、哭點與社群，尋找彼此之間的共鳴，再次磨亮屬於酷兒的自信和戰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