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翻譯、撰文｜林瑀
攝影｜陳婉婷
時間｜2024年10月19日
地點｜華山小客廳
Q1：《藍色旅程》是您花費十年拍攝的第一部長篇電影，請您分享您們是如何開啟這段旅程呢？
《藍色旅程》是由我和布爾屈・梅萊寇盧（Burcu MELEKOĞLU）共同執導。當我第一次見到魯茲加爾（Rüzgar）時，他大約17歲，多年來我們一直是親密的朋友，他首次向人坦承自己是跨性別者的對象就是我與布爾屈。12年前，我們經常一起幫助他搜尋有關性別認同手術的資訊。當時大部分的資料來自於北美，由於魯茲加爾不會說英語，又沒有任何土耳其語的相關資源，我和布爾屈便將所有找到的資訊翻譯給他。
某天，魯茲加爾提出我們可以記錄他的旅程。他認為，也許多年後，當他感到足夠自在時可以分享這個故事，我們或許能創作一部片，幫助那些在土耳其無法獲得資源的人。拍攝本身持續了大約六年，接著中斷了兩年，然後又花了兩年進行剪輯。
Q2：當魯茲加爾首次提出這個想法時，您有什麼想法呢？考慮到他是您的親密友人，您是如何在朋友與導演之間調適自己的角色？
這一切是在朋友間的自然相處下發生，我們一開始並沒有打算拍攝完整的長片，我們只是陪在他身邊，一起經歷這個過程。雖然布爾屈和我都具備電影製作的背景，但此計畫一開始並非專業走向，而更像是有趣的嘗試，譬如我們會說：「這一刻要怎麼拍成一個場景呢？也許就這樣試試吧。」我們沒有詳細的製作計劃，只是架起簡單的鏡頭，記錄當下。開拍的六個月後，他的醫生便將他的故事洩露給媒體，魯茲加爾得到大量的社會關注，那時我們意識到，我們勢必得完成這部片，於是逐漸把它發展成一個正式的計畫。
平衡朋友和導演這兩個角色並不容易。事實上，拍攝時我們主要以朋友的身份給予陪伴，導演的角色更多是在後期剪輯時才體現出來的。有段時間魯茲加爾住在布爾屈家裡躲避媒體跟拍，我與另一位親密朋友也是室友，大家一起生活，成為魯茲加爾的主要支持者。
整個過程中，我們始終優先考慮朋友身份，不斷與魯茲加爾溝通，確保他同意我們的所有拍攝細節，因此這當中沒有出現過任何分歧，或沒有被同意的狀態。魯茲加爾是土耳其第一位公開的跨性別男性，我們都不知道會面臨什麼，我們依靠直覺，一邊學習、一邊適應，捕捉那些我們覺得重要的時刻，支持他渡過這段未知的旅程，共同面對每一個挑戰。
Q3：拍攝《藍色旅程》時，您與拍攝團隊遇到最大的挑戰為何？影片拍攝時受到高度媒體曝光和社會關注，魯茲加爾於影片中多次表達對個人安全的擔憂，拍攝團隊是否也有同樣的擔心呢？
事實上拍攝LGBTQ+題材的影片或身為LGBTQ+並不直接違法，因此並未給我們帶來直接困擾。最大的挑戰是在當他遭到媒體強行公開身份後，媒體和狗仔便不斷地騷擾和跟蹤他，這讓我們在拍攝時感到彆扭和不自在，特別是當媒體包圍了他的住處，我們無法自由行動，要用專業器材拍攝變得非常困難。所以當時我們捨棄專業攝影裝備，決定捕捉每個當下，與其設計場景，不如直接與他一起體驗並記錄生活的真實樣貌。
關於魯茲加爾的安全問題，我想當時的擔心更多是針對他作為土耳其首位公開的跨性別男性，我們不知道他會面臨怎麽樣的大眾反應。我個人並未感到不安全，我想布爾屈也沒有，但我完全能理解魯茲加爾的擔憂。當時的社群媒體上的言語和現在一樣殘酷，人們肆無忌憚地發表評論，並自認有權干涉他人的生活。儘管有很多支持的聲音，但負面言論往往聲勢浩大，讓人不禁感到威脅。
Q4：在這困難的時期，是否有出現支持的聲音？您認為表達支持的方式中，最重要的是什麼？
在推特上，很多魯茲加爾的粉絲表達了對他的支持，關注他的人而非他的性別。一些演員和導演也紛紛為他發聲，他的前經紀人（片中也有出現）在得知他的遭遇後也出面支持他。這些支持的聲音帶來很大的鼓舞。
對我們來說，最好的支持方式就是陪伴他，我們誰都不清楚該如何應對這樣的情況。現在從專業角度來看，若有公關團隊幫助我們應對媒體風暴可能會更好，但最終，以個人朋友的方式陪伴他便是我們能力所及最有意義的支持。我們一起聽音樂、在家開派對、看電影，這些時刻讓他得以放鬆，暫時擺脫來自外界的持續壓力。
Q5：在影片後半部，魯茲加爾的性別認同獲得官方承認，並將女性的粉色身分證更換為男性的藍色身分證。幾年後土耳其也將身分證統一改為白色。您能為我們補充一下近年土耳其的酷兒權益的背景嗎？您認為2024年的土耳其對酷兒社群來說是否更加包容？
在過去十年裡，我們的權益經歷重大的倒退。雖然法律名義上有一些保護，但實際的權利正被侵蝕中，一場全面針對LGBTQ+群體的負面的宣傳攻勢正在發生，所幸酷兒群體依舊堅韌，面臨挫折不減其反抗精神，人們走上街頭，抗議不停歇，也拒絕因恐懼而隱藏身分。這些攻擊不僅關乎於LGBTQ+權利，女性權利也被削弱，在世界各地也可觀察到，父權勢力正在抬頭。
另一個可見變化是整個倡議行動變得更加衝突化，譬如以同志遊行來說，儘管土耳其的同志遊行不像紐約那樣像大型派對，但以往在抗議中仍有一種慶祝的感覺。如今，遊行遭遇警察的阻撓，在公共場合顯露身分變得更加危險。無論如何，運動仍在繼續，非政府組織、倡議者以及直言不諱的公眾人物依然在日益升高的壓力下，為LGBTQ+的權利奮鬥。
2024年的土耳其離一個對酷兒社群包容的環境還很遙遠。政府的宣傳攻勢持續不斷，充斥著針對LGBTQ+群體的仇恨言論，甚至荒謬地指責他們是COVID疫情的罪魁禍首。這種仇視來自政府最高層，塑造了一個充滿敵意的氛圍。面對這些挑戰，重點在於團結。社群不僅在情感上，還在經濟上互相支持，形成了一個強大且有效的網絡。他們的團結至關重要，為彼此提供保護和支持。即使在巨大壓力下，LGBTQ+群體仍繼續奮鬥，努力生存並抵抗。
Q6：關於魯茲加爾從一開始渴望隱私到後來願意站出來代表酷兒群體發聲，當中歷經什麼樣的心態轉變？
通過公開的性別轉變，儘管魯茲加爾從未打算成為跨性別權益的代言人，但他仍不可避免地成為了酷兒群體中具影響力的文化符碼，如今土耳其的年輕人會說：「我就像魯茲加爾ㄧ樣。」來表達自己的性別認同。最初，魯茲加爾只是想過一個和平、普通的人生，並不希望引人注目，這也是許多跨性別者的共同願望，他們多數時後並不希望被視為倡議者。然而，被迫出櫃以及承受巨大的公眾審視，讓魯茲加爾別無選擇，只能面對並接受自己的影響力。
即使到現在，魯茲加爾也並未成為非常積極的倡議者，但他選擇在大眾注目下作為一名跨性別男性生活，而土耳其的酷兒群體也理解、尊重這一點。因為當他在IG上真誠地分享自己與妻子的甜蜜生活時，他坦率的生活態度本身已深具意義，人們看到他找回力量，並寫下自己的故事，其鼓舞人心的力量不言而喻。
Q7：電影中的許多鏡頭是魯茲加爾用手機拍攝，記錄下最真實而親密的獨白，能否談談這部份？您又是如何決定採用哪些片段？
魯茲加爾很早便開始透過影像日記記錄日常，也有許多跨性別者會這樣做。所以這部分不是我們建議他這麼做的。當我們在合作製作這部片時，他也自行錄製了許多珍貴時刻。甚至他有時候在拍的當下也會想著這個拍攝計畫，即便有時我們不在場，他自己也會捕捉一些覺得應該可以被放進去的片段。
我們拍這部片，主要的觀眾想像一直都是跨性別族群，我們希望以一種能讓他們感到被理解、不孤單的方式來描繪魯茲加爾的經歷。因為性別轉換是極為複雜的過程，無論是醫學上還是心理上，都充滿起伏、困惑和顧慮。我們認為確認這些感受非常重要，而魯茲加爾對我們有足夠的信任，願意分享他這一面的自己。這種信任使我們能夠使用他的個人影片，最終讓這個故事能夠深深地打動人心，特別是跨性別觀眾，電影中展現了酷兒社群的團結和同舟共濟的情誼。
選擇片段的過程相當漫長且困難，由於拍攝長達六年，並有近300小時的素材。且隨著資金到位，我們也拍攝了一些精美的專業場景。然而最終我們決定不使用它們，這絕對是我們所做出最難的決定之一。我們花了兩年時間進行剪輯，經歷了多次版本都不太滿意，直到決定以影像日記作為主軸。這些片段，不但讓我們真實地捕捉他的掙扎，也保持日記的真實與親密感。我們的友誼也是故事的重要部分，沒有這種情誼，電影便不會存在，我們希望觀眾能感受到這一點。
Q8：如果沒有拍攝團隊多年來不懈的紀錄，這部電影就無法誕生，我們將錯過見證魯茲加爾深刻掙扎和動人勝利的機會。在十年的拍攝過程中，您與魯茲加爾的關係是否有發生變化？
最重要的是要認知到，雖然這段旅程無疑充滿困難，但也充滿了希望和成長。回顧過去十年，我與魯茲加爾的關係確實發生了變化，隨著他心情愈來愈平靜，並與自己達成和解，我們的關係也變得更輕鬆。現在不再需要像之前緊張，雖然我們一直都玩得很開心，但不再時刻需要應付危機，如同生命翻開新章節一般，使我們感覺更輕盈、更快樂，無負擔地享受彼此的陪伴。對他而言，這正是嶄新的時代，也為我們的友誼帶來了一種美好的、平靜的能量。
Q9：回顧這段旅程，對您團隊而言，製作《藍色旅程》意味著什麼？
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問題。這部電影對我們來說意義深遠，因為它不僅是魯茲加爾的旅程，也成為我們的旅程。作為酷兒群體的成員，過去十年我們見證了土耳其的許多變遷和挑戰。製作這部電影給了我們方向，讓我們在困難時期堅持下去。藉由它我們創造了更強的社群連結，並促使我們帶著希望堅毅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