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章郡榕
劇照提供／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十足的瘋狂是最最靈光的 ——艾蜜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
1887年，夏洛特．吉爾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在長期飽受精神崩潰與憂鬱症的折磨後，求助於專業治療，一名「有智慧的男醫生」為她開出「休息療法」三項治療建議：一、盡可能過著安逸馴順的生活，直至終老；二、每天若需動腦，時間不得超過兩小時；三、此生絕對不得再重拾紙筆、畫筆或鉛筆。（註1）
然而，在治療的三個月期間，吉爾曼卻發現自己離「完全精神崩潰的臨界點」愈來愈近。最終，她在「千鈞一髮之際」決定違背醫囑重新拾起紙筆，寫下女性歌德文學經典之作〈黃壁紙〉（The Yellow Wallpaper）。〈黃壁紙〉中並沒有大張旗鼓的女權宣言，而是巧妙地以一牆壁紙後的隱喻與驚悚懸疑的敘事，揭示當時女性被壓抑與孤立的現實，描述女主人公在過度理智的丈夫與森嚴的生活規範下，如何在家庭與社會壓力中逐步崩潰，最終陷入瘋狂。
吉爾曼曾自述，寫下〈黃壁紙〉的目的是「希望把大家從被逼往瘋狂的途中給拯救出來。」當我們回顧歷史，從「屋裡的天使」到「閣樓上的瘋女人」之間（註2），無不經歷著一個「被逼往瘋狂」的過程，尤其當女性試圖在創造中尋找逃脫的路徑時，社會便會與之將精神上的瘋狂劃上等號。
而這樣的拯救，作為一種自19世紀以降越發清晰自覺且具普遍意義的女性力量的展示，同樣發生於20世紀中期以來由女性導演所執導的實驗電影之中。穿過歷史的驚悚與恐怖，瑪雅．黛倫（Maya Deren）、珍．雅頓（Jane Arden）與佩姬．阿維許（Peggy Ahwesh）這三位身處不同時空的女性導演，分別在創造中為我們找到了一絲打破束縛、鑽出那牆「黃壁紙」的空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