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蜜莉蘇坦多：想像的旅程》導演蜜莉蘇坦多・邦格拉
翻譯、整理／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請你分享拍攝動機。
關於這部片的誕生，我想分享兩個小故事。第一個是發生在2014年，我和朋友吃早餐時的對話。我一直都是自然捲，2012、2013年IG開始流行，我有點焦慮於要不把我的自然髮弄得比較符合IG上的主流審美，像是直髮、長指甲等。我跟朋友提起這件事，沒想到他非常生氣。他開始提到我的種族認同，甚至講到種族隔離、種族壓迫等等，我們為此大吵一架。我不理解打扮跟種族有什麼關係？後來我回家查詢頭髮和種族認同，我開始一頭栽了進去。過程中了解到許多關於殖民主義、奴隸制度與種族隔離的歷史，而黑人的外貌與之大有關係，黑人的身形外貌被賦予多重意義，讓我們看似低其他種族一等。
再次想起這個故事是在前總統曼德拉過世時，我和朋友一同前往他的葬禮，當時我們唱了幾首反種族隔離的抗爭歌曲，藉此向他致敬。記得有首歌叫做〈我媽是煮飯阿姨，我爸是園丁〉，我當時回想：我確實在種族隔離下長大，但我成長的環境好像不太一樣。童年生活其實過得不錯，我的童年沒有白人。我不了解、甚至不知道種族隔離政策。這開啟了一段探索旅程，試圖認識自己的個人歷史，釐清為何不曾特別覺察自己是黑人。
這是一段長達十年的自我探索，同時也是在建構自己的身分認同，透過我的國家：川斯凱與南非。我發覺國內不少人，乃至世上的許多人並不認識川斯凱，這也導向要如何「愛自己」的課題上。因為我成長的環境，一方面的確是被隔絕、蒙蔽的狀態；另一方面，我不夠愛身為黑人的自己，這是我必須面對的課題。
本片運用大量的檔案影像，您如何選擇這些素材？
我不希望片中的種族隔離畫面是我們曾經看過的畫面。種族隔離是一件很暴力的事情，但我更好奇它是如何變成暴力？如果歷史最終導向的是暴力，那第一步驟是什麼？我更好奇的是創造及維繫種族隔離背後的心理狀態。至於檔案影像的挑選，我希望能找到彩色、更居家、更多女性的畫面，我好奇權力在公領域及私領域中是如何運作，又各自呈現什麼樣態。我也希望能包括更多種族隔離期間有白人出現的畫面。
部分的檔案影像來自網路，另外我們也接收了來自一位曾經在種族隔離時期擔任攝影師的素材，那些素材都從未面世。這些畫面讓事情更加複雜，因為你的既有想像可能是壓迫者總是拿著槍，但事實上未必如此。他們可能就是在過生活而已。我想要呈現另一種面向，也就是靜謐的權力暴力。我也希望能更多女性的畫面，因為我們總是看見警察，或是男性們拿著槍面對彼此，這是一種很陽剛式的種族隔離詮釋。那當時女性在哪裡？在做什麼？
本片出現許多儀式片段，為何會有這些設定？
如果沒有那些來自南非的，儀式文化和知識體系的加持，我們一定做不到這一切。首先是拍電影的勇氣，我覺得很像祖先賦予我的使命，我的家族裡很多是作家、音樂人，對藝術特別感興趣的人。很顯然黑人有很長一段時間，都不能拍電影。我感覺祖先們在說：「去做吧！我們會幫你的」、「這樣一來，你將召喚我們」、「改變被打壓、無法拍電影的處境」，
所以我有堅實的後盾。我一直都被支持著，但也在思考他們想透過這個媒介傳達什麼。
在我的故鄉，儀式是很常見的，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想帶觀眾認識到，儀式攸關我們如何理解存在的意義。攸關我們與時間、空間互動的方式，基督教、原民知識系統，還有非裔宇宙觀，全部混雜在片中，反映他們在我生命中的影響。此外，我也希望探究如何從精神層面理解種族議題。以我個人而言，進行的方式其實就是將攝影機轉向自己，並邀請觀眾參與此過程，同時揭露這一切是如何被內化的複雜度。
我們在拍攝過程也會進行一些儀式，比方說我們在看檔案影像的過程中，會看到一些非常難以直視的畫面，那我們後續就會進行淨化的儀式。觀看那些畫面，足以讓你非常難受，你很有可能把那些憤怒帶進剪接的過程，繼而傳遞到觀影者身上。因此，我們必須非常謹慎避免類似的事情發生。我們的方法就是透過淨化的儀式，我們也有原住民族巫師陪伴拍攝的過程。再次強調，這些其實多少都呈現了我們日常的生活樣貌。
能否談談片中出現你跟白人友人、製作人的片段？
那段有點像反思，試圖釐清要如何向觀眾傳達我心中的疑問，以及我們面對友誼關係的複雜性。當我們各自背負著這些歷史，友誼能否存續？這攸關彼此之間的權力動態、互動關係，一方面我們可以是朋友，我們的確相處融洽，但我心底明白，我與身俱有的權力與白人絕對不同。我們要如何跟這樣的事實共處？我們能達到和解嗎？在籌資階段，我就知道這是無可避免的課題，不能避而不談我們的權力關係。他是白人製片，我是黑人導演，這在南非很常見，我認為這樣的搭配有待質疑，也應該被提出來討論。我們要更加誠實地面對我們的角色。
我們清楚這樣的關係會影響電影製作方式，這是無法避開的問題。電影能拍成歸功於好因素的存在，但也知道這有另一層面向。這便是最大的挑戰。我認為整部片是以一種會激到人們的方式，去呈現我所在意及感興趣的問題，並促使對方跟這個主題產生連結。
每當我和製片的影像被放上銀幕，我們知道發生了一些事，而這讓我感到不自在。內心會想抗拒，不打算聆聽，我們試圖讓人們傾聽那些讓他們可能感到不適、生氣或產生共鳴的東西。拿掉影像、只保留聲音的決定，是為了帶領觀眾，進入一個如同告解室般的空間，我以某種方式暴露自己的脆弱，我朋友同時也在揭露自己。
再者，我們要如何把這個問題拋回觀眾，藉此讓他們知道這並非一場被動進行的試驗。我們不是只有在談論我跟我朋友的關係而已，這並非只關乎這一小群人。同樣的事情在世界各地都會發生。
當然黑畫面也是在回應電影本身，電影未曾透過非裔黑人的角度，處理種族議題，更不用說黑人女性的角度。他們是這層面的受害者。有很長的時間黑人不得參與電影製作，至少在南非是這樣。因此把光明拿掉也是在反思，電影手法如何呈現這些東西。
種族問題無法靠黑人獨自解決，當然也無法由白人獨自解決，我們必須要釐清如何推進。現在我仍然認為，我們距離問題解決的目標還很遙遠，我們只是先從電影技術層面，試著處理許多人能有共鳴的主題。
拍完這部片後，你對於自己的認同有帶來什麼改變？
這部電影徹底改變了我，很榮幸得以深入探究此命題，並藉此邀請世界了解以往總是由局外人、外來者拍攝或記錄的故事。幾乎很少會有故事是在反思自己。在我完成剪輯，提交終版之前，我坐在影廳內，觀看整部電影。我記得當時哭得很厲害，心想這是第一次覺得：「我，像我這樣的女孩，能以一種完整和複雜的狀態呈現在電影中。」
這部片徹底改變了我的自我認同，我跟我自己的關係，我開始更真誠地愛自己，不再向外尋求關愛。
有什麼話想對台灣觀眾說嗎？
我想跟台灣的觀眾分享，事實上除了以色列，台灣是少數在1970年代承認川斯凱的國家。你們可以研究一下為什麼會這樣，非常有趣。
我也希望這部片能帶觀眾思考目前所面臨的事情，關於國族認同，關於民族自決，關於國界，和邊界的意義、關於被承認和不被承認。上述問題如何連結到身為人的當今意義。在電影中找尋自己，尋找能有共感的人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