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完成作品，『它』就會存在。」
專訪《去聽美人魚唱歌》導演帕特麗夏・蘿茲瑪
訪談／周易、慧穎
翻譯、整理／季洋、芝諺、慧穎
《去聽美人魚唱歌》現在被視為酷兒經典，您拍攝《去聽美人魚唱歌》的契機為何？是什麼引發您訴說這「不尋常」的故事？
製作《去聽美人魚唱歌》時，我處於一種天真無知的狀態，應該說「刻意的無知」。我想方設法不去模仿其他電影，我想要它有自己的聲音、自己的風格。我感覺許多電影變成傳遞可預期訊息的有效媒介。我不是太典型、能觸及一般議題的人，我的酷兒和女性導演身份，在我27歲時的電影圈是很少見的。應該是1987年或更久前，整整35年前啊，大家！
總之，我希望這部作品有自己的聲音，我並不期望會吸引廣大的觀眾群。當然我並不排斥觀眾，但我是以作畫的心態在拍電影，想說：「嗯，也許人們會喜歡，也許我做得夠好，會有機會做下一部電影，但我不知道。」
我單純只是被音樂和敘事的組合打動，一種獨立於體制和商業之外的聲音。我並不是讀電影的，我讀的是哲學和宗教氣息濃厚的文學，所以我的背景在電影行業中是很不尋常的。其實當時拍片還稱不上我的職業，就只是想試試看，而我熱愛這一切，如果能透過創作把它們結合在一起不是很棒嗎？我喜歡寫故事，也很愛說故事。我想，若把這些結合起來而且人們喜歡，那很好；但要是人們不喜歡，它還是會存在。只要我完成作品，它就會存在。以前不存在任何像這樣的作品，我還沒看到我想看見的。一切關於女同志、關於酷兒的作品，都帶有一點悲劇或警世意味，但我想把「酷兒性」放進更大的生活脈絡。並不只是（切換成機器人聲）：「故事是這樣的，人類生理女愛上了生理女，她對她的感情能否被成全？這對人類女同志能在一起嗎？」不，這些都像在侷限我的經驗，所以我想要說更多事情。我認為性傾向只是一個人的眾多面向之一，而我不只是如此，我是很多很多面向的集合體。所以我想要把酷兒性嵌入更大的脈絡，關於藝術、個人信念、藝術界的權威和主體性。
《去聽美人魚唱歌》同時是多倫多新浪潮、甚至整個加拿大獨立電影發展的重要里程碑，並入選1987年的坎城影展。請分享一下當時的情況。
那時候的多倫多非常令人興奮，有我朋友艾騰．伊格言（Atom Egoyan），還有唐．麥克凱勒（Don McKellar）、布魯斯．麥克唐納（Bruce McDonald）等。當然加拿大也有優良的文學傳統，像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和艾麗斯．孟若（Alice Munro）、麥可．翁達傑（Michael Ondaatje），還有瑪麗．麥克唐納（Ann-Marie MacDonald），雖然那時她還沒開始寫作，但我相信她是我們之中的佼佼者。而我當時感到新的能量正在崛起，講白一點，還有新的商機。一直以來都是美國在拍劇情片，我們則被歸類為紀錄片出產國，但當時突然新興了對劇情片的重視，而我剛好站在這扇即將敞開的門前，捧著叫做《去聽美人魚唱歌》的點子。我拿到了資金，又恰逢坎城影展，於是我填了報名表，除了我的經紀人亞歷山卓．哈菲（Alexandra Raffé）以外，沒有告訴任何人。我覺得不需要有人知道。填完，等待，接到電話，寄出片子，一切就這樣發生了。
那是一次非凡的經驗，希拉．麥卡錫（Sheila McCarthy）、製片和我三個人有去現場，我們都被震懾住了。我們極度像患上了冒牌者症候群。多數時候我們只是笑著，那時我法文糟透了，現在也沒多好啦，但那時真的很糟。我們只是一直用法文說：「quel fromage?」，那是我們唯一想到能說的。
皮埃爾亨利．德羅（Pierre-Henri Deleau）看了《去聽美人魚唱歌》，打給我們說想放這部片。我們突然有了個艱鉅的任務，要把16毫米膠卷放大成35毫米，才能在坎城放映，而我們得想辦法籌出五萬元。這時有個好心人羅飛．坎普（Jan Rofekamp）提供了資金，然後突然之間，這部電影的版權就被賣到四十個國家。一切都很驚奇，人們送香檳、起立鼓掌，我非常感動。我覺得我是個格格不入的局外人，我的電影就像我試著畫出的草圖，和我哼給自己聽的歌，但突然間我已經站上世界最大的影展舞台，看著人們笑著、哭著。這是我一輩子都會珍惜的時刻——自己的心能被其他人的心接納，在任何人的生命中都會是個驚喜的時刻。
在影片中有三個主要的角色。能否請您分享這三個角色設定背後的意涵？找尋波莉這個角色對當時的您而言是否是一項挑戰？
我創造了三個角色，他們都是其中一個面向的我。策展人代表我批判性的一面，波莉則是天真、缺乏安全感，還有點後知後覺，瑪麗喬瑟夫（由 Ann-Marie MacDonald飾演）則是那種害怕展現自我的藝術家，她只希望創作的藝術家，但對於自己的性向充滿自信。三個角色是互為對立面的狀態，以激盪出更真實的對話，並確保我認真看待每一個人的聲音，如同他們是我的一部分，他們對於自己的存在也十分自在。但那種衝突是：老天，我看過的電影、聽過的音樂和見過的藝術作品都影響我極深，如果我無法創造那樣的作品怎麼辦？我渴求那樣的藝術創造勝過任何事物，如果我的作品達不到那個境界，我還要做嗎？要是我無法做到怎麼辦？我應該放手一搏嗎？我要不要自欺欺人，然後強迫自己去做？還是聽從那些反對的聲音？他們不懂我，畢竟女性在當時是極少數。更何況還有女同志的禁忌，在荷蘭加爾文派的薰陶下長大⋯⋯。我甚至有種想像，自己應該要長得陰沉又瘦，痛苦地抽著菸，彎腰駝背的。我想像了一個跟自己完全不符的藝術家形象。我其實想要成為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但我看起來一點也不像她。
所以我想，那就拍出自己想看到的。相信那些聲音，相信那些在你心中喧嘩相辯的聲音，並且享受在其中！
我其實從沒想過那會被歸類成喜劇，結果這部片的錄影帶和DVD被放在喜劇區（對的，在那個年代），這令我感到驚訝，我原想它應該比較偏溫柔有趣、發人深省，魔幻寫實的基調⋯⋯，但就這樣吧。
希拉．麥卡錫（Sheila McCarthy）是一塊寶，波莉的角色我試鏡了許久，看過很多人。我的記憶是：當她一進來，我心想：「噢我的天，你好完美，你好完美。」，但她的記憶是：「我讓她試鏡五個小時。」當時她已經快受不了了，如果我不當場給她這個角色，她立刻就會走人。當場，我定下她的角色。
我們到現在仍然是朋友。對了，你們去看一部《Women Talking》，由莎拉．波莉（Sarah Polley）執導，很令人驚艷。希拉．麥卡錫在劇中飾演一個非常老的女人，演得非常好。整部片非比尋常，精確地呈現特定時空，以不可思議的自信和存在方式，超然地體現當今最重要的議題。如果可以的話，去看莎拉．波莉的《Women Talking》。
希拉和我自始至終都勇敢地放手享受。她很幽默，我們總是能夠逗樂對方，一點就中，我會說：「好，卡！希拉你可以演好一點嗎？」然後她會大笑。道格拉斯．科赫（Douglas Koch）是攝影，我覺得他很有幽默感，甚至能帶來視覺上的幽默，這不是每個人都有的天賦。像片中波莉抱著大得詭異的箱子去策展人的生日派對，她做什麼都不對。「尷尬」可以玩出很多東西。
這部片觸及藝術很多不同面向，還有「尷尬」，我發覺「尷尬」是人類經驗裡，最為豐富飽滿的面向之一。困窘時，我們甚至會換顏色，掌心開始冒汗，它對我們有極大的影響。有時候會看不下去，但看別人難堪又很療癒，因為我們都緊抓著自己的尊嚴，一旦我們的尊嚴溜出掌心，就好像也失去了自我。所以我當時只是剛好探索到這一塊，或許人們對這部片有共鳴也是這個原因。
時隔約35年，您如何看待這部電影？它對您有何意義？
這是我第一個寶寶，是我的朋友，且依然帶給我歡笑。我十分珍惜我在那部片中享有的自由。因為當時不期不待，所以拍攝時有很大的自由，我非常珍惜。這種狀態對藝術創作是很好的。我喜愛影片中那段自拍獨白，因為那十分親密，你能夠直接與對方的雙眼接觸。 同時，我以它為榮。希望你們覺得這部片值得看，可以的話，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我向台灣的你們和女性影展傳達最誠摯的祝福。如果有任何人想拍片，聽從你內心的聲音，相信它。做足所有的功課，傾聽自己，做事，然後好好的玩，這就是我給你的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