Ｑ：當時是怎麼會想到要拍這部片？

最初的想法是要完成我祖母 Carole Roussopoulos未完成的拍攝計畫。她在過世前一年，也就是2008年，開始規畫要拍一部關於他的好戰友Delphine Seyrig的片子。在一開頭的十年，我們就想拿這些未完成的素材做點什麼，因為我們想要讓這些素材被看見。做著做著，我突然非常想要將我祖母 Carole的聲音也放進這個故事裡面，因為當我在看這些影片的時候，覺得他們充滿了人性、創意能量和創造力，然後我就覺得這樣做很像是我和祖母一起在完成一部作品，而且裡面的元素都是我很想要透過影片去分享的。

Ｑ：對於祖母的作品熟到什麼程度？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看祖母的作品？

拍這部片真的給了我一個機會去探究我祖母的作品，我真的看了很多部片跟做了很多研究。因為她是在我19歲的時後過世的，我當時還很年輕，所以雖然我們的關係非常親近，但我當時其實沒有看過她大部分的影像作品。我是常常看到她在工作，坐在桌前剪輯她的片子，但她從來沒有和我談太多關於作品的事。

雖然她是一位重要的女性主義者，但她不會去強推一些議題，在我的印象中，她就像一般的祖母，也會常常做美甲、保養手指之類的，她同時也是非常女性的，而我很喜歡那樣。就是她可以對社會議題感到生氣，但同時也是一位有家庭的好祖母，這些都是可以同時並行的，我覺得她是個很好的典範。

然後沒錯，這部片真的給了我一個很好的機會去認識她的作品。又或許更早之前就開始了，因為我之前是在倫敦唸性別研究的，所以我所有對於女性主義的感覺在當時都變得更加理論化，然後接著又開始接觸我祖母的作品。

Ｑ：你祖母原本是想以什麼方式完成這部片？

她之前其實沒有特別在作品中標明，只有一些註記說想要把所有檔案裡的影像都剪輯在一起，然後是只關注Delphine SEYRIG一個人，而且是按照時序的。所以這部片原本的主題就是一個年輕的女演員一直到他的晚年，然後還關乎她對於女性主義的實踐。

當然，這個主題這對我來說是很具啟發性的，但我其實不想要做一個按照時序的電影，也不想要只有Delphine SEYRIG一個主角，我想要讓Carole也成為一部份。但在這個計畫也隨著時間在演變，原本我是要拍 Delphine by Carole，剪著剪著後來就變成Delphine and Carole。 Carole的角色在這部作品中變得愈來愈重要。

另外我覺得這部作品是有被Carole當時的一些設定所影響，當時這部片是非常未完成的狀態，然後全部都是用檔案影像，所以有些也都被放進了我的作品中，譬如有段Delphine SEYRIG在電視上發言，講她不是非常激進，因為雖然她認同女性主義，但她同時也是一位演員。另外我還放了很多不同的影像，所以這部片其實跟當時我祖母想拍的版本很不一樣。

Ｑ：看了祖母的作品之後有沒有對她有什麼不一樣的想法？或者是想要問她一些問題？因為你說19歲之前其實並沒有看很多她的作品

她是64歲過世的，那麼年輕就走了我真的覺得很遺憾。如果他還活著的話，我會想要跟她講所有我在她早期作品中的發現，想和她談作品，也想和她談Delphine。

她所有的作品的成本都不高，她也只有一台小相機，但你可以看到他的作品充滿了創造力。他們創作的方式非常有創意，非常基本，同時也很有趣、很謙卑，但總是成效非常好，我覺得他們想傳遞的訊息總是被呈現得非常好。另外，我也非常佩服她的視野和遠見。還有我覺得她是一位非常慷慨的人，你可以看到人們都願意向她自我揭露，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認為她對人有種直覺式的理解力，非常慷慨，非常謙卑，且毫不做作，這一切都帶給我和我的作品很大的能量。然後我跟很多看完影片的人聊過，他們都說看完這部片得到了很大的能量，我認為這是真的，他們的作品真的能給人能量，也會讓人覺得抗爭和創作原來也是可以很簡單、很有趣的，這些都是令我很欽佩我祖母的原因。

Ｑ：媽媽怎麼看這部作品？

我媽媽在這部作品中其實存在感很高，因為他是這部片的共同作者之一，Alexandra Roussopoulos是我的媽媽，她就是Carole的女兒。一開始我們就一起討論要怎麼處理這部片，如何讓這些影像擁有新生命，一直到這部片進入剪輯的時候她也非常投入，後來開始放映、試片，我媽媽也總是在旁邊看並提供意見。她在這部片中有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我覺得她也對這部片感到非常的驕傲，總是在臉書上持續關注，我的舅舅也是。所以這真的是一個很家庭的創作，能和他們一起工作是我的榮幸。

Ｑ：這部片子有入圍柏林影展，好奇觀眾的反應？在亞洲、美國等不同國家放映，觀眾有什麼不同的反應嗎？

很有趣的是在柏林影展的放映反應非常好，全場笑聲不斷。我很驚訝這部作品能讓這麼多不同國家的人產生共鳴，這部片子從阿爾及利亞、以色列、南韓，一路播到了台灣，我覺得這是一部非常普世的作品，即使是在講一個很特定的故事，但其實所有人都可以和它共鳴。就這是一個關於70年代兩位女性在巴黎的故事，會不會很難和其他地方的人連結？事實上完全不會！因為雖然說有些問題會不同，但放映的迴響總是很好，我覺得這很棒。

Ｑ：你有沒有對哪次觀眾的反應印象特別深刻？

噢收到的回饋太多了，很難選出一個。不過在柏林影展，當Delphine在電視上非常生氣地談論墮胎權的時候，我記得整場觀眾開始熱烈鼓掌。你就會覺得，雖然這是在德國和法國已經投票通過很久的事，但大家仍然感覺很強烈，看到這樣的回應，我真的覺得感覺很好。

到了台灣，我覺得我收到了很多很好的問題。像有一場觀眾比較了這部片和一本書我覺得非常有趣，雖然我還沒有看過，但我一直很喜歡觀眾回應的時候也分享他們自己的經驗。

那次在阿爾及利亞也很有趣，因為當時他們算是正在革命，年輕人在抗議希望政府要有所改變。但特別是女性必須在革命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為男性常常會說女性主義必須要排在革命之後，我們必須先有革命才能有女性主義。然後那邊的女性就反對，說「不，這兩者必需併行，然後其中有一些人就互相交流了一下看法，我覺得那也很有趣。

Ｑ：那在西方和亞洲有沒有什麼特別不一樣的迴響嗎？

我覺得其實沒有特別不一樣欸，當我在南韓的時候，有些人跟我說他們覺得法國的女性主義跟韓國的非常不同，他們覺得韓國的現況還停留在法國的70年代。我當時很驚訝說真的嗎？因為我拍這部片的目的不是要表現出法國是一個模範，就跟之前我在Ｑ&A的時候說的一樣。

然後我有跟這邊的人聊，他們說台灣性別平等的情況很好，但跟我說的是兩位男性，所以這是真的嗎？

慧穎：我覺得如果要跟韓國比的話，台灣的情況確實是比較好，但當然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南韓的話是有宗教團體，和他們父權的觀念比較強，所以當地的女性主義者也相對比較激進。他們不同的女性組織間有很強的連結，而且女性主義者還有一個特別的聯繫網。

噢真的很有趣。所以你看，這題很難回答，因為你說亞洲和歐洲有沒有什麼不一樣？但其實兩個亞洲國家之間的差異也是非常的大。

Ｑ：片中提到了很多不同的議題：性工作者、薪資不平等、LGBT、墮胎法等等......為何墮胎法會佔特別大的篇幅呢？

我覺得墮胎的困境是70年代女性主義運動的基礎，那是當時最主要的行動。而掌握自己身體的權力，也是女性主要的困境，所以我覺得這放進片子的脈絡中是很重要的，然後這也跟其他形式的壓迫和不平等有關。

另外我在片中想說的是，性別刻板印象，例如我們必須表現得像女人這類的想法，在電影中其實是被放大的，我覺得電影其實是一種放大鏡，即使是現在這個世界對女性還是充滿了性別歧視。我覺得某方面電影和錄像的對比在於，電影是個男性凝視下的產物，而錄像可以去質疑那些。而女性從事影像工作，創造屬於她們自己的視角，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也是很女性主義的，因為這是關乎代表權，關乎誰有話語權，誰有創作的權力。

Ｑ：這是一部看了很令人感動的一部片，你本人有沒有最喜歡哪一部份？

噢我很愛她們一起去好萊塢的那一段，那段剪輯起來也很好玩，挑選相片啦，配上音樂啦，音樂也是我喜歡的作曲家，所以我在這段過程中非常享受。然後我也很喜歡那段，一個女孩在講她和她男朋友的關係，還有她男朋友如何帶給她愉悅，能對著鏡頭講出這些話是很少見的。我覺得她是感到非常有自信才能這樣講出來，也表示她真的有被好好聆聽。雖然影片中有很多部分我都很喜歡啦，但這些片段是我真的很喜歡的。

Ｑ：原本是念性別、文化研究的，為什麼會開始拍片？

我從倫敦回來然後在巴黎繼續唸書，持續我的研究也做翻譯的工作。我第一部影像作品其實是一個翻譯的委託，然後我把它轉變成影像。那時候是有位藝術家請我翻譯一捲70年代錄音帶的內容，那轉錄音帶的儲存狀況很差，內容是Andy Warhol和一些男女在談話。我花了好幾個禮拜去聽那卷錄音帶，去理解他們在說什麼，最後我找出了那對男女的身份。然後我就上網查，發現那位女性還活著，所以這就變成了一個研究，我最後也共同導演了這部作品。

我會說我開始拍片是從研究起的頭，跟這部片的狀況也有點像，是從研究開始的。我覺得目前我的方法仍然比較偏向一位研究者，而不是一位視覺藝術家。但我也希望這可以改變，我也想開始拍片，就是找其他的方式表達自己。

Ｑ：下一部作品要拍什麼？

我下一個計劃不會再用檔案畫面了，我會和人共同導演，我們想要辦一個訓練課程給十位男性，想要把他們變成女性主義者。我覺得這有點像是個不可能的任務，因為我不知道一個男性是否可以變成一位女性主義者，但或許他們可以變成我們的隊友。這個訓練課程是專門為優勢族群的男性所設計，所以是有權勢的、白人、中高產階級、異性戀、非跨性別者。要完成這個計畫，我們會用一個歷史文本《人渣宣言》，那是非常挑釁的一段文字，我們會叫他們大聲讀出來，然後分享他們的反思。某方面來說，我們還是在用70年代的東西，但這個文本是在1967年完成的，比較當代一點。

Ｑ：小時候家庭往來的對象，很多都是很重要的女性主義者、思想家，小時候有沒有什麼讓他印象深刻的事？

我祖母住在巴黎，但她是瑞士人，在年輕的時候搬到巴黎住，後來又回到瑞士。我放假的時候都會去找他。我媽很年輕大概21歲就懷了我，她是計畫要生我的啦，但真的很年輕就生了，每次放假她就會把我和姊姊放在祖母家，所以她才能工作，她是一位畫家，所以我有很多時間都是在瑞士和我祖母相處。她身邊總是圍繞著許多人，她很愛和人們來往，常常有酒會、晚餐聚會和大家談天，我小時候很喜歡坐在旁邊聽。

然後我也記得再小一點，大概四、五歲的時候，我祖母在巴黎有一間戲院，那是間非常具歷史價值的藝術電影院，我非常喜歡。因為那邊常常會有很多有趣的人，我常常整天待在那邊隨便端端咖啡，我非常喜歡，我祖母說話也總是很有趣。

我覺得她總是用一種非常女性主義的方式把我帶大，但卻從來不會太理論或太強迫，我覺得這樣非常好。譬如當我十四歲的時候，想要買那種非常女性化的、性感的衣服，她也說ok，從來不會阻止我，我覺得這非常有智慧。就像我之前說過的，她對我來說是一個典範，因為它讓我知道你可以同時有家庭，是一位祖母，擁有其他很多的身份，還同時做很多工作，這些都是可能的，你不需要在其中做選擇。不知道我以後會怎麼樣，其實我有點害怕（笑），但她真的是一位很好的典範。

Ｑ：除了導演之外，你也是一位作家、策展人和譯者，有沒有特別喜歡哪一個身份？這些不同的身份有沒有影響你的影像作品？

我覺得我沒辦法選一個欸，因為我全部都很喜歡。我喜歡那種多樣性，我沒辦法只做一件事，然後我很喜歡那種可以變換身份的自由。但這其實也是必須的，因為翻譯是我謀生的方式，所以我會做翻譯不總是因為我很渴望要翻譯，可同時我也很喜歡這樣，因為它給了我去做其他事情的自由。策展也是一樣，我不只是在策展，我甚至不覺得我是一位策展人，我只是很享受接這些案子的過程，它們有時候會有跟寫作相關，有時候會需要影像，就看什麼才是最好的媒介，其實真的是包羅萬象。所以我覺得其實我所有的身份，都是非常互相關聯的。

文字整理：林孍

側拍：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