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翻譯｜陳慧穎
時間｜2024年10月19日
Ｑ: 《然而餘音未葬》在題材上十分有意思，將一個傳統的哭喪儀式與其他實踐結合在一起。在台灣，我們也有類似的相關職業叫做孝女白琴，或哭喪女。想先從這部分談起，您是在什麼情況下接觸到巴爾幹地區的這種儀式？
我大概在18歲認識哭喪儀式，但這種在公共場合或葬禮上哭泣的習俗遍佈在歐洲各地，已有長遠歷史。它正逐漸在消失，因為年輕人不再願意學習它。讓我很感興趣的地方在於這個儀式是透過哭泣來助人，讓人們藉此表達哀傷。這並非一種自發性的情感，而是可以學習和排練的。透過重複，它在某種程度上變得更加真實。由於我的背景與戲劇和表演有關，我一直對社會中存在的表演性很感興趣。當時，一家劇院邀請我創作一個關於安蒂岡妮（Antigone）的短劇。安蒂岡妮因試圖悼念她的兄長波呂尼刻斯（Polinycus）而遭受懲罰。即便喪禮被禁止，她還是堅持要舉行喪禮。在公共空間進行，本身就是具有政治意義的。
法國歷史學家Nicole Loraux在其研究中提到，在古希臘，也就是最早的民主政體時期，女性在街頭哀悼是被明令禁止的，原因是這樣做會阻礙男性成為體面公民的契機，情緒上可能會造成影響。因此，他們禁止了這種「照護工作」，把悲傷和哀痛趕回私人空間。這些層面都令我感興趣，不僅關乎集體性的哀悼，也關乎在公共場合哀悼的意義。
為了拍攝這部片，我是和一位來自當地的好友前往巴爾幹半島拍攝。其實，維也納離塞爾維亞、蒙特內哥羅以及片中的鄉村地區不遠。我們遇到的女性，是極少數仍有在進行哭喪的儀式擔當者。這部片拍攝橫跨五年，期間我多次拜訪各地，後來遇見「黑衣女性」（Women In Black）組織，她們運用結合表演的形式進行抗議；還有年輕一代的鋼管舞者Ljubica Duvnjak Đorđevski。這些不同世代人們在做的事情都與哀悼和女性主義有關，跟女性生活在父權社會的狀態有關，也包含身體在公共場域的在場。你在當中可以發現到，作為一種抗議形式是有政治性的。
Ｑ：您剛剛提到這個習俗正在消失，是否可以分享您的觀察？
這個習俗正在消失，因為這些傳統沒有傳承給下一代。在這個社群裡，如果你是一個好的哭喪者，你是相對受到尊重的。但她們自己的女兒卻對此不感興趣，尤其她們無法忍受自己的母親在家裡練習時這樣哭泣。這對她們來說太過沉重，太過悲傷，也不想再與此有任何關連。
其實這個習俗──尤其是在巴爾幹半島──與戰爭息息相關，這些女性至今仍在從事這項工作是有原因的。因為南斯拉夫內戰持續了十年，鄰國之間出於宗教原因互相殘殺。人民失去了許多家人和朋友，生活仍籠罩在死亡陰影之下。某種程度上，她們仍深陷在過去中，不太能適應新的環境。一方面，她們很堅強，能夠承受所有這些痛苦。另一方面，她們很難擺脫哀悼的社會角色。「黑衣女性」組織成員在片中也有提出類似的問題：為何總是女性得承受這些悲傷和痛苦？我覺得答案之一是因為這個社會仍非常父權，尤其是在鄉村偏遠地區。
Ｑ：雖然哭喪女在社群中備受尊敬，但她們也受到禁忌的束縛，如她們不能為自己的丈夫哭泣。
尤莉亞：是的，接近片尾時，有一位婦人Milena Potpara為丈夫進行哀悼。我們見過她丈夫，所以我們其實也很難過。他過世後，我們又去探望了婦人。一年後，就像巨大的痛苦漸漸消退，情緒才得已釋放。
莎拉：我覺得她當時還是不被允許這樣做的。她在丈夫的墓前哭泣更像是一種反抗。當然這並非什麼明目張膽的反抗方式，但她知道自己越界了。
尤莉亞：是的。我們拍攝時，不知道她要這麼做。我們當時只是說要去墓地看看她丈夫，突然間，她就開始哭了起來。那似乎是給予我們的禮物。她吟唱的詞都是即興編造的。我覺得這一點很有趣。Nicole Loraux也曾在研究中提到，在古希臘，女性哀悼聲可以非常大聲，其中可能會間雜批評男人的語句。也就是說女性不僅會讚頌逝者，可能也會第一次公開地說出一些真相。不過我們所遇到的女性都說她們不會這樣做。
Ｑ：我也很好奇「黑衣女性」這個組織。
這是一個遍佈全球的組織。它起源於以色列，1988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之後成立，後來在全球各地發展。宗旨就是反戰，女性們會身著黑衣，將抗議行動儀式化。在貝爾格勒會成立這樣的組織，正是為了回應戰爭的爆發。裡面的成員包括了穆斯林、東正教徒和基督徒等等，但她們主要都仍認同自己是南斯拉夫人。
在南斯拉夫尚未解體前，有些蒙特內哥羅人會為了工作遷往南斯拉夫北部，也就是現在的塞爾維亞。因此，現在塞爾維亞有許多蒙特內哥羅人。他們說的語言幾乎相同，只是稱呼不同：克羅埃西亞語、蒙特內哥羅語和塞爾維亞語。如果你想學習這種語言，它的名稱就是波斯尼亞-克羅埃西亞-蒙特內哥羅-塞爾維亞語。這完全是戰爭留下的遺跡，也是為何很多家庭成員會分散在這三個國家的原因。戰後，當今執政的保守派政府不但沒有承擔責任，反而繼續散播各國人民互不寬恕的想法，並假裝戰爭罪行不存在。片中提到的雪布尼查大屠殺──這場奪去約八千名波斯尼亞人性命的種族滅絕──至今仍被許多塞爾維亞人否認。「黑衣女性」組織便是致力於團結這些深受南斯拉夫戰爭之苦的受害女性。有時，光是要述說都很艱難，只能透過歌唱或哀悼來釋放巨大的創傷。
她們的倡議行動還是具有一定的危險性。片中有出現的是蒙特內哥羅第一家婦女庇護所，有些男性、國家主義者會去威脅她們。他們會敲打房子，大聲叫喊。Sabina Talović是一位非常勇敢、堅強的女性。她會走到街上喊回去。兩年前，她被一個約35歲的男性襲擊，送去醫院。但她並沒有因此而停止，反而這給她更多力量繼續抗爭。我從未見過像她這樣用身體對抗歧視的女性。但由此也可以見到，在某些地方，女性敢於做些事情，可能就會遭到極大的仇恨。「黑衣女性」每週都會舉行抗議活動，她們已經堅持了30年。每週五，她們都會去參加抗議。她們已經都是朋友了，作為一個群體也賦予了她們強大的能量。每年會有雪布尼查大屠的紀念活動，而她們每年都參加這個活動。她們會需要警方的全程保護才能到達現場，因為真的會有人去威脅她們，把她們的倡議行動視為讓國家蒙羞的侮辱。
拍攝這部片也讓我反思我的倡議行動是什麼？我要怎麼實踐屬於自己的政治行動？拍這部片有鼓勵到自己。這部片也關乎團結，就像女兒Ljubica對母親的做法有所批評，她或許會採取不同的方式，但她們的主要動機是一致的。當你能夠找到共同點時，即使並非100%同意彼此的看法，事情也能有所推進與改變。
Q：影片開頭提到這部片不能在蒙特內哥羅上映，具體原因是什麼呢？
尤莉亞：如果我們在蒙特內哥羅公開放映這部片，很有可能她們會遭受威脅。我們會在貝爾格勒放映，但絕對不會在蒙特內哥羅放映，因為那裡的社會太過父權。兩年前，蒙特內哥羅有嘗試舉辦第一次同志大遊行，結果參加民眾遭到了國家主義者的毆打。當然，我們都有私下讓這些女性看過這部片，但我們不會公開放映，甚至連讓一些女性和她們家人一起觀影都是有困難的。例如，我們通常會多次前往拍攝，有一次，其中一位女性的丈夫突然改變了主意，第二天我們就去不了了。我們無法見她，也無能為力。很有意思的是，當丈夫在場的時候，你會立刻感覺到。有男人進到房間，氣氛瞬間就改變，所有女性都開始忙著送上喝的。這也是為什麼有時拍攝會很困難，但我們還是想辦法完成拍攝。
莎拉：尤莉亞在蒙特內哥羅拍攝的時候，想要訪問女性經常都得還是得透過男性。如果男人不同意，就拍不了。而且這些女性也不會在鏡頭前說出心裡想的一切。
尤莉亞：她們在鏡頭外什麼都說了。像片頭養了很多羊的女性，她在鏡頭外，就有哭了起來，說我們是她這輩子第一個詢問她意見的人，她因此覺得很感動。
Q：能否也談談您是怎麼決定要分成三個片段？
莎拉：這部片原本是打算拍成一部長片，所以在我加入之前，尤莉亞就已經先剪輯了一版。但我覺得它不夠聚焦，於是說服她改成短片，因此也有了這樣的設定。我想透過三代人的動機和行動，把這三個故事連結起來。
尤莉亞：是的，其實我們認識的過程很有趣。我們是透過朋友Francy Fabritz認識的，也就是《電梯的慾感》的導演。我之前和她合作過另一部片，她是擔任攝影師。這真是太不可思議了，我們三個居然都參加了同一個影展！
莎拉：沒錯，Francy Fabritz聯絡我說有位導演需要剪輯的幫助，我們就這樣認識了。
尤莉亞：找到莎拉後，她決定重新剪輯這部電影，而這正是我當時遇到的難題，畢竟之前已經累積很多故事和素材。由於我們生活在不同的國家，有時我會去柏林和她一起剪輯，有時她會來維也納。
或許我還可以談談影片結尾的配樂。那是一首來自前南斯拉夫的非常古老的流行歌曲，由音樂人Tamara Ristić Kezz重新演繹。有人說這首歌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對祖國的熱愛，但也同時為了錢而背叛祖國。這與Ljubica的感受非常相似，她與巴爾幹半島有著很深的感情，包括她自身的身分認同。但另一方面，所有擁有大學學歷的年輕人都選擇離開家鄉，前往其他地方。Tamara是當地一位頗有名氣的DJ和歌手，所以很高興有她的參與，加入比較當代的音樂並與傳統音樂對話。
